摘要：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获得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多抨击军权、政权、神权，暴露时弊，但同时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拉美穷苦妇女亦寄予着深切的同情之心，关注她们的生存现状和苦难，以男性作家的视角对她们的命运予以真诚的书写。
关键词：略萨;女性;苦难
自古以来，女性常常被看成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拉美更是如此。在社会、婚姻与家庭关系中，妇女遭受着更多的不幸与痛苦，女性的被奴役、遭歧视、被玩弄、不受尊重与无可告慰的处境激起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从六十年代的《绿房子》《酒吧长谈》到七十年代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胡莉娅姨妈与作家》，再到八十年代的《世界末日之战》《谁是杀人犯》《继母颂》，再到九十年代的《情爱笔记》，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公羊的节日》《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坏女孩的恶作剧》等，略萨在反映宏大历史政治问题的同时，也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诸如印第安妇女、将军的女儿、妓女、修女、侍女、上尉的妻子、知识女性等。女性在略萨的小说中被赋予了某些特殊的意义。略萨从他的男性视角出发，饱含着良知与关怀，探索了拉美女性的生存境遇。
在作品中，略萨并没有赋予笔下女性以幸福的家园，而是让她们承受家园失落的苦难，来返照她们卑微的地位和多舛的命运。她们的物质家园无一例外地那般贫瘠，她们“家”的组成简单而凄凉。无论是《绿房子》中的鲍妮法西娅、安东妮娅、拉丽达、琼加，《酒吧长谈》中的阿玛莉娅，《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的罗西塔、“巴西女郎”，还是《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中的弗洛拉，无不在对家的企盼和家的失落中，饱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无论其各自的遭遇如何，一生都饱受贫穷、疾病、压迫的痛苦，在悲凉、阴暗、凄寒中痛苦地求生。
对一个人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有生存得以保障，其他方面才能进一步发展。据数字统计，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今秘鲁，女性就业率只有 55%，收入仅为男性收入的 88%。经济的困顿不仅造成生存艰难，还体现在为生存下去而不得不牺牲人的价值和尊严。没有经济来源，出身底层的女性要么当女仆，要么当妓女，这是绝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归宿。正因为如此，作者笔下的妓女形象非但不会可憎，反而值得同情，令人叹息。
贫穷使女性求生存就必须要依附他人，而婚姻是一条重要途径。爱情本是婚姻的基础，千百年来，它是最美好最令人向往的神圣的字眼。但是婚姻在略萨的笔下，则成了女性谋生的工具，因为经济地位的不独立，她们把婚姻当成生活的保障。例如在《城市与狗》中，贫困的特莱莎只和阿拉纳谈过一次话，其姑妈就兴奋地忠告她：“你马上就要满十八岁了，……你要是不能干点什么，咱们可就要饿死了啦。你可别放跑了这个小伙子。你交上好运了，他已经看中你啦。”[1]显然，这种婚姻是功利现实型的，而情感婚姻一旦与功利联系在一起，一旦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就常常没有爱情可言。因此，略萨笔下几乎没有完美的爱情，他不写男才女貌，没有琴瑟合鸣，也没有相敬如宾，感情世界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在略萨的小说世界中充满着背叛、偷情和畸恋。
也许因为没有爱情的存在，所以丈夫会把妻子视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附庸。在现实利益面前，朝夕相处的伴侣抵不过一笔生意。在《绿房子》中，拉丽达因为伏屋有钱而与之私奔，但是在现实利益的诱惑面前，伏屋说：“她要值一万索尔，……我不想让女人拖累我……，什么舍不得，我从来没爱过这婊子。”[2]一边强迫拉丽达勾引列阿德基，一边破口大骂她是个“婊子”。在她和领水员私奔时，丈夫想到得的只是身为男性的尊严，丝毫没有夫妻之情，“我倒不在乎那婊子，……可她是跟那领水员跑的，我非找到他算帐不可。”[3]而胡莱玛在被苏格兰人侮辱时，她的丈夫一心要找到那个人报仇，对妻子的痛苦不闻不问（《世界末日之战》）。
在神圣的婚姻殿堂中，夫妻之间缺乏应有的忠诚，潘达雷昂上尉在妻子怀孕时，依然与“巴西女郎”打得火热（《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卡约抛弃相濡以沫的妻子，豢养情妇缪斯（《酒吧长谈》）。即便是缔结婚姻，一旦丈夫离去，失去依附的女性依然无法独立生存，所以拉丽达在丈夫被捕之后，心甘情愿委身于二流子警察“讨厌鬼”，鲍妮法西娅在利杜马坐牢后沦落风尘（《绿房子》），阿玛莉娅在丈夫被杀后嫁给安布罗修（《酒吧长谈》）……
除了精神上的折磨，女性的肉体还要遭受苦难。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动辄遭受暴力的虐待。即便是还算爱妻子的利杜马，也没停止过对鲍妮法西娅的殴打。除此之外，女性还要遭受生育之痛，生育对于女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无法生育给女性带来厄运，因此，胡利娅姨妈明明和前夫感情甚笃，却依然承受不住生育压力而被迫离婚。然而，即便是能正常生育，女性也经常面临生命的危险，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条件异常恶劣的山区。于是，我们在《绿房子》中看到这样一幅场景：“我进去的时候看到床头有一个胖胖的红发女郎，人们都叫她蝙蝠，看样子不象是病人。我正要上前跟她开个玩笑，却看到了床上的人，还有血。我的朋友，您不知道，床单上，地上，整个房间，都染遍了血迹，好象是刚刚砍了一个人的头。”[4]这是对女性生育场景触目惊心的描述，作者通过塞瓦约斯医生的叙述，呈现了安东妮娅因难产而死时那幕凄惨血淋淋的场面，字里行间充满着血腥的气息，令人恶心和窒息。在这里，略萨巧妙地通过一个男人的视角，写出了女性忍受生产的苦难。
面对种种苦难，是选择反抗还是选择妥协？
略萨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选择对命运的屈从，她们身上身上表现出这样一种共同的母姓特征――对男性无私的给予，对被毁坏的世界尽力的弥补，这是最高层的一种母性。不同于文人所歌颂的高尚、无私和伟大，它包含了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表现了拉美女性的隐忍。胡莱玛、鲍妮法西娅等人遭受耻辱，却奇迹般承受这些苦难，以微笑宽容强者的欺凌和压迫。她们身上聚集了拉美女性几乎所有的特质：温顺谦良、坚韧恪守、忠厚善良、愚钝麻木。因而在如此卑劣龌龊的环境中，周身依然散发着强烈的母姓光辉。
略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了处于黑暗社会中受侮辱、受损害、受压迫、受玩弄的女性群像，以悲悯的情怀对这些身处军事独裁和暴力专制下的最底层的劳苦女性大众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充满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作家哈金在探讨中国女性苦难命运的渊源时说：“习俗和男性中心主义都对中国妇女的不幸福负有责任。”[5]有时苦难的制造是下意识的，是由女性自身弱点造就的，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拉美女性。略萨强烈而清醒地审视并描绘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日常生活的屈辱和苦难，表现出对这些受压迫的下层女性命运的终极关怀和深切忧愤。
当略萨抨击军权、政权、神权，暴露了秘鲁种种时弊时，目光是犀利、敏锐、冰冷的，但是，冰冷外表下却是火一般的的热情，这尤其体现在对女性的关注上。作者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妇女寄予着深切的同情之心，她们都是这个腐朽了的社会的受害者，无辜的牺牲品。
总之，略萨不仅关注女性的生存现状的苦难，努力将其展现给读者，而且超越了这些苦难本身去寻求其根源，这就使他的小说有了更广阔的时代和社会意义。（作者单位：上饶师院小教分院）
参考文献：
[1]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城市与狗[M].赵绍天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10.
[5]河西.哈金专访[J].华文文学.2006（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