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印度佛教植入中国初期，佛典故事中一女性人物的称谓被音译成“摩登”。此后，“摩登”逐渐褪去了宗教性，向世俗化演进，在世俗女性指向明朗化的两宋时期内化进中国的语言系统中。晚清，“摩登”言说完全日常化，指称身体西化的时髦女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文“modern”被音译为了“摩登”。古典“摩登”随之具有了现代性意涵，并很快普泛为30年代中国社会的流行词语。现代性的“摩登”是对都市女性的典范言说，集中揭示出了其摩登理念和身体的现代性生成机制及存在特性。
[关键词]摩登;概念;女性
“摩登”是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流行词语，具有鲜明的“时髦”、“时尚”等现代女性的身体指向性，成为了对当时都市女性的典范言说。但迄今，尚未有专文将“摩登”概念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女性的身体史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讨论。就“摩登”概念史研究而言，目前惟有张勇的《“摩登”考辩》一文，[1]（P36-50）文中区分了“摩登”中“现代”与“时髦”的双关语义，透析了背后不同社会力量间的纠葛博弈，从而把握住了中国现代性复杂、矛盾的面相。进入新世纪后，受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从摩登表层审视上海现代性的研究理路影响，学界围绕对现代女性的探讨，历史地考察摩登女性的研究迅速增多。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多把“摩登”作为了现代女性的外在形象加以呈现，还没有对现代女性摩登身体的社会生成机制及其存在特性展开讨论。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谢指正。
一、“摩登”言说系谱中的女性指向
唐代“哲学思想之主流为佛学而非儒学”，[3]（P1453）禅宗大兴。在宿儒名士们倾心于佛典汉译的文化风尚中，武周时期的宰相房融遭贬后于“岭外笔受《楞严经》”。依据唐代汉译佛典时会参照“旧有许多零译单本”的“唐百衲本”方法[4]（P3919），经文中首次出现的“摩登伽女”译法，应是此前“摩邓女”和“摩登伽”的一个综合。房融汉译的《楞严经》以优美的中国式表达呈现出了高深佛理，“摩登”意涵在其中也进一步本土化了。唐代禅宗本土化的另一鲜明特征是“文字禅”大兴，“摩登伽女”在书写中进一步汉化，被缩略成“摩登”，以更符合汉语词汇的双音节演变趋势。这一缩略形式的出现，是“摩登”得以世俗化的关键。
明代，“摩登”女性明显地被非道德化了。文人学士对女性提出恪守忠贞节烈的道德要求，常常是以反“摩登”的方式加以强化。如此情形，实为士人意愿履行忠君爱国道德信念的理想与现实中受挫的事实分裂冲突，心绪纠结难平的某种折射。清代，社会重构正统道德体制的意愿更为强烈，“摩登”更为坠堕，一度长期专指青楼女子。晚清，当青楼“摩登”女的风雅才情全然隐没，惟剩庸俗鄙陋的物化身体时，“摩登”同时开始指代无文化资本，时髦身体却凸显的下层女性了。至此，“摩登”的女性指向完全日常化，丝毫不觉原有的佛教意味。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指出：“英文modern是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8]（P5），此说法虽有商榷之处，[9]却指明了“摩登”的现代性转变是英文“modern”接续其上的结果。“modern”是“摩登”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它以“摩登”形态推动了自身的世俗化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海派文人赋予了“摩登”强烈的民族主义关切后，[10]将其确定为了modern的音译。较之古典“摩登”对女性身体感性的否定，现代性“摩登”则肯定了女性的身体感性。当然，现代摩登女性对自我身体的彰显，遭遇到了古典“摩登”的纠缠与纷扰。
二、现代女性摩登的生成机制
上世纪30年代，现代摩登女性的身体感性凸显。“人的身体即是人的存在”[13]（P13），摩登身体揭示出了都市女性的现代性主体特征。就其生成而言，则是“现代性动力”使然。[14]
当然，摩登女性不仅是指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获得了职员身份的新女性，还包括地位边缘，人数众多的女工。这些女工大多来自农村，没有接受过教育，或仅接受了简单教育。她们同样遵循着“要做女工，便不得不摩登”的身体规则。[25]（P2316）30年代，人们对摩登女性的界定始终围绕在做“生产者”这个中心上，在此基础上实现男女共担挽救国家危亡的义务。至此，梁启超对女性成为“生利者”的期盼终于实现。当“生产者”成为了摩登女性的核心特征时，人人都可以摩登的某种民主化前景便清晰可见了。
第三个动力是，摩登女性在反思性的自我认知中建构起了自我认同。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26]（P34）摩登女性正是以反思性的认知方式，在社会实践中改造和重构了身体特性。30年代，时人曾囿于传统观念，对走出闺阁的摩登女性颇多质疑，指责“交际”带有暧昧性，“交际花”是在出卖色相等。社会主流舆论，特别是摩登女性自身，立足国权、女权等新知识、新理念，反思了传统女性“禁锢”在闺阁中的卑下地位及附属性，同时廓清了摩登女性交际的意义、界限、礼仪、方法和规则等，进而肯定和推进了摩登女性的“社交公开”。通过社会的反思性认知，摩登身体越来越具有主流性，“淑媛贵妇”们是代表，“乔尔布亚”式的中产阶级女性是主体。
都市女性的摩登不仅是对自身作为“生利者”的昭示，更是不断摒弃传统，“从权威以及其他约束中得到解放的一个标志。”[35]（P19）理性上，时人把摩登女性视作“现代女性”;感性上，更倾向于称之为“时髦女性”。清末，“时髦”女性的说法兴起，意指身体“新颖趋时”的洋化格调。中国文化对女性的审美准则历来是外“文”与内“质”的有机结合，否则会被视作“失德”。结果，身体过于洋化的时髦女性招致了社会道德谴责，她们被斥责为“虚荣”、“奢侈”、“好出风头”等等不一而足。更有甚者，还将时髦女性“新奇”和“漂亮”的身体与“意志薄弱”、“品格不讲究”、“行为不检点”等贞操污点相联系。进入民国，现代性有了共和政体的制度性保障，女性“时髦”正当化了。先是来自上层社会的“时髦女学生，样样尚欧风”[36]（P73），随后都市中的社会女性热衷“学的时髦好改装”，成为“时装妇女”[37]（P50）。30年代，“时髦”时尚化，是“时代精神的反映”。[38]（P34）摩登女性的时髦成为了大众化的女性时尚，势头强劲，难以阻挡。摩登女性对时髦的追求，虽然也会遭到“轻浮、无用、无必要甚或丑陋”之类的指责，[39]（P1593）甚至遭到官方的“礼制服章”，或是“取缔奇装异服”的法令等诸多体制上的困扰，但最终还是成为了都市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 摩登女性中的个体间有差异、有变化。1933年公映了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呈现出了三位不同的摩登个体：她们以各自的方式努力挣脱束缚，觅求新生活。但在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心系大众命运，投身工人运动的摩登女性才是影片弘扬的主流摩登女性形象。30年代，摩登女性的主体价值追求是“国家兴亡、匹妇有责”。因此，像“革命”这样的先锋政治姿态也会“变成了摩登生活的一部分。”[40]（P66）都市摩登女性容易认同媒体中的苏联女性形象，甚至相当一部分追随了共产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现代摩登女性的存在特性
1933年，时人感受到“摩登是时代的中心思潮”[53]（P4），正值现代女性的摩登理念迅速生成。1944年，有人撰文感伤曾经的“摩登美人”已是美人迟暮。[64]（P15）此文如同摩登女性即将谢幕的历史性序曲，近代中国对女性的社会动员大体完成，全民族抗战胜利在即，女性摩登的历史使命也即将结束。现代女性在新的“在世存在”中生成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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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邹浩在写给友人陈的词《临江仙》中，以“摩登伽处，只恐却重参”的话语奉劝陈，遭贬谪后要尽量低调超脱，不要再公开讨论王安石新法的是与非，以防招来杀身之祸。
[6]耶律楚材在其留存至今的《湛然居士文集》中一首《寄冰室散人》的诗中有云：“佳人元不是摩登，幻术因循污此生”。 [7]两宋之际的金盈之，在其笔记小说《醉翁谈录》中的《禅林丛录》部分，呈现出了生活中僧俗互动的紧密关系，这当中有《贺叶僧下山娶尼疏》一文，讲述一叶姓僧侣为承后嗣还俗娶妻的故事，其中一句“摩登伽密持神咒，阿难果动其淫躬”，表达了作者对僧侣还俗举动的认同态度。而这里的“摩登”实际上已无任何佛教意味，完全意指凡俗女性。同样的用法，在元代伊世珍所著笔记小说《琅记》中的《禅林实语》部分也有出现：“天女本来净，摩登第一。今各成正果，净无分别”。
[9]modern的音译最先是皮钦英语。近代中国的皮钦英语先后经历了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据李德生在《烟画中国：昔日摩登女郎》一书中所载，广州英语中，modern的音译有“摸腾”、“摸隆”等;上海洋泾浜英语中，modern的音译则有“摸灯”、“磨灯”、“磨登”等。
[14]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提出“现代性动力的三种主要来源”，即“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本文应用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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