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四分律》是佛教律藏的经典，是汉语史不可多得的语料，其口语性极强，能够较好地反映汉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其口语性主要体现在词语的运用上，《四分律》的词汇特点概括为三点，即大量口语成分、大量复音词及丰富的外来词。
[关键词]四分律;口语特点;复音词;外来词
藏经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称为“三藏”。“三藏之中，除‘经’而外，‘律’藏蕴含口语词汇资料颇丰，值得注意。”《四分律》就是律藏的经典，加上其中的戒律又有“随犯随制”的特点，从而使得该书口语性极强。该书用语特点可以归为三点：其一，大量口语成分;其二，复音词较多;其三，丰富的外来词，大多是关于佛教戒律的。这三个特点决定了该书是汉语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语料，尤其对于中古汉语研究更是意义重大。
一、大量口语成分
佛典文献的初衷是为了宣传佛教、弘扬佛教，其受众大多为普通老百姓，所以其语言风格倾向于通俗。吕叔湘先生曾提到：“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又明确指出：“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汉译佛典除了原有的口语成分以外，又增添了译者本身所具有的汉语口语成分。梁启超先生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曾指出：“佛恐以辞害意且防普及，故说法皆用通俗语。译家惟深知此意，故谴语亦务求喻俗。”为了达到宣传弘扬的效果，汉译佛典就不得不采用平民化的俗语，正如季羡林先生《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里所说：“佛（还有他的继承人）对语言的态度是讲求实效的，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最高目的就是要宣传教义，宏扬大法。谁听懂什么话，就用什么话向他宣传。违反这个规定，对牛弹琴，就是犯罪。”《四分律》作为律藏，它更加具有实用性，即告诫僧尼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自然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这就使得《四分律》中包含大量口语成分，其用语的口语特点非常明显。
二、大量复音词
汉译佛典在客观上推动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进程，这些新产生的复音词在上古一般是用单音词来表示的，如表示“原来、向来”义，上古或单用“本”、或单用“故”、或单用“固”等来表示。单用“本”，如《庄子・至乐》：“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单用“故”，如《墨子》卷二：“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其中的“故富贵”，就是本来富贵的意思。《荀子・性恶》：“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杨注：“故，犹本也。”单用“固”，如《孟子》卷二：“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四分律》当中这一意思却多用复音词“本来”，如卷25：“比丘尼语言：‘大德何以羞我。’彼复言：‘何不速去？我羞。’比丘尼答言：‘我在前立，便言可羞，本来作如是如是事，何以不羞？’”又如卷33：“复问言：‘此第二方石，何由而有，本来不见？’佛告迦叶：‘我浣衣已，念言当于何处晒衣。’释提桓因知我心中所念，复诣摩头鸠罗山上，取此方石来，语我言：‘愿于此石上晒衣。’”本来一词，佛典文献常见，如《五分律》卷7：“时诸比丘尼暮至城门，城门已闭，扣门索入。守门者问：‘汝是谁？’答言：‘是比丘尼。’守门者问：‘夜，何处来？’答言：‘尊者般陀教诫我等，是以还晚。’守门者言：‘可还本来处，正使王来亦不敢开。’”（22/46a）中土文献亦有用例，如曹操《选举令》：“事本来台郎统之，令史不行知也。”
又如“全部，都”的意思，上古多用“皆”、“咸”、“俱”、“共”、“悉”等单音词来表示，而在《四分律》当中却使用了不少复音词来表示，用“咸共”来表示“全部，都”，如卷1：“时诸比丘作是念：此猕猴在我等前回身现其淫相，将无与余比丘作不净行耶？咸共相告在屏处伺之。”用“皆悉”来表示“全部，都”，如卷56：“佛言：‘严好比丘忆一生事，我忆无数生种种之事，乃至受形相类有所言说皆悉忆之。’”又如卷53：“如此众生身行善、口行善、心念善、不诽谤贤圣、正见、修习正业，身死得生天上人中，如是天眼清净，见众生死此生彼，随众生所造业因，皆悉知之。”又如卷31：“以清净天眼观见众生生者、死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若贵、若贱，随众生所造行皆悉知之。”用“皆共”来表示“全部，都”，如卷49：“诸居士见皆共讥嫌呵骂言：‘此比丘尼无有惭愧，无有净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在如是处立住如似淫女。”
《四分律》中的复音词能完善辞书的编纂。首先《四分律》中的部分词语能为辞书提供较早的例证，如“色力”、“眼力”、“忍可”、“随顺”、“调柔”等词能为《汉语大词典》提供较早的例证。其次，《四分律》中的部分词语能补充辞书失收的条目，如“无在”、“端意”、“忆持”、“诱诳”等词《汉语大词典》失收。最后，写本《四分律》中的部分词语辞书虽已收录，但其解释却不太准确，如《汉语大词典》收有“抄断”一词，释为：“抄袭截断。”其解释有望文生训之嫌。其实，“抄断”就是截断、打断的意思，如卷59：“比丘有五法不应将作伴行：大在前行;大在后;喜抄断人语次;不别善恶语，善语不赞、称美恶言;如法得利不以时为彼受。有是五法不应将作伴行。”
又如“食分”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天文学用语，指日、月被食的程度。”从实际用例看当补“所分到的食物”这一义项。如卷18：“时有一婢名曰黄头，常守末利园。时彼婢常愁忧，言：‘我何时当免出于婢？’时彼婢晨朝得已食分干饭，持诣园中。”又如卷33：“大沙门！昨日何以故不来耶？我昨日大祀，多人集会，我作是念：‘云何今日沙门不来至耶？’我即留食分。”
三、大量外来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但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使了大量新事物、新概念的涌入，从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语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汉译佛典就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含有大量外来词，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是汉语史研究极其重要的语料。《四分律》也不例外，其中含有大量外来词，如：
关于戒律有：“波罗夷”、“僧伽婆尸沙”、“尼萨耆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羯磨”等。
关于称谓的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即“如来”十号，实为十一号）、“比丘”、“和尚”（或“和上”）、“比丘尼”、“阿姨”（指尼姑）、“檀越”、“魔”、“梵志”、“婆罗门”、“沙门”、“沙弥”、“沙弥尼”等。
关于名物的有：衣具类如“袈裟”、“僧伽梨、多罗僧、安陀会、钵、尼师坛、漉水囊”（即“比丘六物”，前三个为“比丘三衣”）、“绳床”、“雨浴衣”、“粪扫衣”;植物类如“甘蔗”、“胡麻”、“庵婆罗果”、“阎卜果”、“桃”（又作“蒲萄”）、“胡桃”、“桃”、“风梨”等。
这些外来词的形式逐渐走向统一，如“比丘”、“袈裟”等。比丘，梵语Bhiksu，巴利语bhikkhu之音译。又作刍、刍、备刍、比呼。意为乞士、乞士男、除士、熏士、破烦恼、除馑、怖魔。《四分律》中则统一称作“比丘”，且分为七种：名字比丘、相似比丘、自称比丘、善来比丘、乞求比丘、着割截衣比丘、破结使比丘。袈裟，梵语kasaya，巴利语kasaya或kasava之音译。意译作坏色、不正色、赤色、染色。《四分律》中则统一称作“袈裟”。这些统一形式后世沿用，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其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