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民族长期共同居住、文化交流，必使外来词产生于语言中。呼伦贝尔方言受蒙、满、俄罗斯等多民族语言的影响，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给汉语方言词汇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汉语方言表达更加丰富，也使呼伦贝尔方言词汇呈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本文从呼伦贝尔方言中的借词出发，讨论借词的语音、结构、字形形式及词义变化，试为呼伦贝尔方言词汇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呼伦贝尔方言；借词；产生；形式；变化
萨丕尔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物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很难指出有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①多种民族接触时，自然要从对方接收新事物、新概念，如果本民族的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语表达，那么一般就将对方的词语直接音译或稍加改造，成为本民族的借词。呼伦贝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多种民族相互交流，必然会在语言上体现出来，而语言的借用则是各民族语言丰富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呼伦贝尔汉语方言中吸取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词语，形成呼伦贝尔方言的特色。
一、呼伦贝尔方言中借词的产生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呼伦贝尔这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文化背景、自然环境、民族风情造就了其独特的语言特点。
呼伦贝尔市南部与兴安盟相连，东部以嫩江为界与黑龙江省为邻，北和西北部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俄罗斯接壤，西和西南部同蒙古国交界。呼伦贝尔境内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达斡尔、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等32个少数民族，其中汉族是呼伦贝尔市人口最多的民族。历史上，汉族虽晚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迁入这个地区，但同样为建设呼伦贝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多民族杂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呼伦贝尔地区是多种语言并行的，自然语言接触也就频繁密切了；从地理位置看，与俄罗斯、蒙古接壤，自然与两国经济来往密切，语言自然也会相互影响。多种语言长期接触、融合、渗透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呼伦贝尔汉语方言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借词比较丰富这一语言特点，为呼伦贝尔方言词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呼伦贝尔方言中的借词
从呼伦贝尔方言中借词的产生原因我们不难看出，呼伦贝尔地区长期混杂居住着汉、蒙、满等多民族，他们长期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的语言相互不断地在渗透、融合；同时地处三国边界，与蒙古国、俄罗斯有频繁交往，从外语中吸收的词语也很多。这些借词一直活跃于呼伦贝尔日常口语中，不仅丰富了呼伦贝尔方言词汇，还使呼伦贝尔方言词汇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一）蒙语借词
呼伦贝尔地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蒙汉两民族有着长期的交流，在语言、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相互影响都比较大。在长期民族交流过程中，有很多蒙语词汇借用到汉语中，一直活跃于人们口语中，有些借词甚至已经进入到汉语基本词汇中，已生根发芽。
从蒙语借来的词多数是名词。有些已经进入汉语基本词汇中，如，胡同（城镇或乡村里主要街道之间的、比较小的街道）、站（行途中停下休息的场所）、戈壁（大范围的沙漠地区）、哈巴狗（一种家犬）、哈达（蒙古人民藏族人民作为礼仪用的丝织品）等等；有些借词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方言，如，那达慕（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文体娱乐大会）、勒勒车（为适应北方草原的自然环境和蒙古族生活习惯而制造的以牛拉动的交通工具）、苏木（一种介乎旗及村之间的行政区划单位即乡级行政区）、苏木达（乡级行政区单位的一把手）、嘎查（行政村）、嘎查达（行政村一把手）、草库伦（草场围栏的一种形式）乌兰牧骑（蒙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是活跃在草原农舍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团队）、把式（蒙语愿意为“老师”，借用到汉语后表示老手、行家、本领、技能等多义）；除此之外，在呼伦贝尔地名中借用蒙古语音译的专有名词比较丰富，如，海拉尔（蒙语“哈里亚尔”的音译，意为“野韭菜”）、室韦（蒙语为“森林”之意）、阿尔山（蒙古语“圣水”之意）、达赉湖（“达赉”蒙古语意为“海”，又称呼伦湖）、阿拉坦额莫勒（意为“金马鞍”）博客图（意为“有鹿的地方”）、额尔古纳（意为“以手递物、捧呈、递献”）等等。
（二）满语借词
满族与蒙汉两民族在历史上交流也很频繁。满语作为满族的母语已经从这个民族主体中消失，如今汉语基本上完成了对满语的替换。在两种语言存亡斗争中，满语作为矛盾对立面的反动，在学习汉语时把自己的语言融合于汉语中，影响汉语方言乃至汉语普通话，尤其在词汇方面比较明显。在呼伦贝尔方言中遗留不少满语词汇，至今人们也在频繁使用。满语借词中纯音译词比较多。
1.名词
波棱盖（膝盖）、胳肢窝（腋窝）、嘎拉哈（猪、牛、羊等动物的膑骨）、藏猫儿（捉迷藏）、旮旯（屋子里或院子里的角落，或指一切角落）、老嘎达（排行中最小的）、疙瘩（处，地方）、萨其马（一种食物）、档案（直接形成的历史纪录）、搭档（合作伙伴）、马褂（起源于满族骑马是穿着的服饰，短褂）、马勺（一种生活用具，带柄的炒锅）、今儿个（今天）、明儿个（明天）、后儿个（后天）、前儿个（前天）、扎兰屯（满语“扎兰”，即汉语“佐领、参领”之意；满语“屯”，即是“村子”的意思）、满洲里（“满洲”是清代满族的名称，后音译为满洲里，作为城市名）、牙克石（由满语“雅克萨”音译而来，意为“涮坍的河湾子”）等等。
2.动词
烧烤（炉灶烤肉）、巴不得（对某事物迫切希望）、恨不得（表示一个人的强烈愿望）、和弄（混合搅拌）、划拉（打扫、搜罗捞取）、埋汰（败坏别人的名声）、瞎掰（瞎说，信口胡说）、撒目（东张西望）、咋呼（吆喝；炫耀；一惊一乍）、摩挲（用手抚摩）、掰扯（说话，讲道理）等等。 3.形容词
埋汰（脏）、磕碜（难看、丑陋）、个色（与众不同，一般用于贬义词，也有译为“格色”“格路”）、隔钮（性格古怪）、嗦（言语繁复）、邋遢（不整洁，不利落、脏乱）、煞楞（做事干净利落）、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不拘于小节）、笨笨拉拉（形容及其笨拙）、叮当三响（形容非常贫困）、葛钮（专指人脾气性格怪）、马虎眼（蒙混骗人的手段）等等。
4.其他
挺（程度副词“很”）、嗯哪（是）、有一搭无一搭（表示故意找话说。也表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等等。
（三）俄语借词
中俄关系历史悠久，呼伦贝尔位于中国北疆，与俄罗斯交流比较多，自然语言也会互相影响，呼伦贝尔方言中也就有了很多俄语借词。例如，列吧（俄罗斯面包）；笆篱子（“笆篱子”为俄语“监狱”之意）；孬木（①即“小房子”“小屋子”。②住宅楼一进门的小块空地也称孬木）；斜么嗑儿（葵花籽儿）；斜目子儿（葵花籽儿）；卜留克（一种植物）；老博带（旧时称依靠出卖劳动力、出苦力的劳动者，是一种带有污蔑贬低性的称呼）；骚鞑子（原指士兵，今指身份低微、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别乐窝子（牵引机，带发动机的前车，俗称“座机”）；撒马料扎（由马牵引的割麦机）；喂大罗儿（一种底小口敞的水桶）；班克（一种装油、酒等物的方形桶）；瘪拉搭（砖砌的炉子）；马神（缝纫机）；马神针（缝纫机针）；布拉吉（一种连体的夏季女裙）；苏泊汤（用西红柿和卷心菜做成的汤，口味微酸辛辣）；布留克（一种植物，洋大头菜）等。
（四）其他借词
呼伦贝尔方言中也有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借用的词。如，他密（日语。铺在床上的草垫子）；味之素（日语。味精）；大帕斯（借用英语。大型公共汽车）；鄂温克（鄂温克语，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那吉屯（鄂温克语，意为“鱼非常多的地方”）；莫尔道嘎（鄂温克语。意为“碧水”）；好力宝（鄂温克语，意为“树上的仓库”）；鄂伦春（鄂伦春语，意为“住在山岭的人”）；莫力达瓦（达斡尔语，意为“马岭”）；尼尔基（达斡尔语，意为“繁荣”）等等。
三、呼伦贝尔方言中借词的形式及其词义变化
（一）借词的形式
多个民族相互接触所产生的词汇交融，词语的借用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现象。本文中所指的借词形式，主要从语音形式、构词形式和字形构造方面来分析呼伦贝尔方言中的借词。
1.语音形式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蒙语、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俄语是属于印欧语系。不同的语系的语言相互差异较大，相互借用时，语音上只能做到“近音对应”的方式，此有彼无，此无彼有的音位只能勉为其难，约定俗成。所以音译时，常常会有语音不准的情况。如，“拖拉机”中的“拉”，在俄语中是发[ra]音，但是汉语中没有这个音，只能借用汉语中的舌尖中浊边音[l]，音译时对应俄语中的舌尖后浊颤音[r]；“苏木”中的“苏”，在蒙语中的发音是[s？蘅]，但是汉语中[s]没有与[？蘅]相拼的，所以只能找接近音对译，译成[su]。再有，呼伦贝尔方言中外来词的源头外族语一般都是没有声调的，而汉语的一大特点是有声调，所以借入到汉语中的借词都有了汉语声调，取消了原词中的重音、颤音等特点。如“海拉尔”、“拖拉机”。
2.构词形式
（1）音译借词。借词词语结构常见的是浑然一体的、单纯的音译词。这种借词只能视为同一个语素，不能再分割，如“乌兰牧骑”是四音节的单纯词，不能再往下分割成更小的成分了。再如，萨其马、疙瘩、巴不得、斜么嗑儿等，都是音译词，是一个语素。
（2）部分音译或部分意译或音意兼译。把一个借词分成前后两个部分，音译一部分，意译一部分，两部分合成一个汉语词。例如，“达赉湖”、“呼伦湖”、“贝尔湖”三个词中“达赉”、“呼伦”和“贝尔”是音译加上“湖”意译组合而成；“宝格达山”一词是“宝格达”音译加上“山”意译组合而成；“草库伦”一词是“草”意译加上“库伦”音译组合而成。
（3）音译后加注汉语语素。音译后加注的汉语语素一般能够使词归类，这一归类语素的位置一般都在词末。如，“哈巴狗”、“勒勒车”、“胳肢窝”、“苏泊汤”等借词中前两个音节是音译的，后一个音节加注的汉语语素，人们可以从汉语语素确定该词所指的事物种类。
3.字形构造
吸收外来语时择字非常谨慎，尽量做到音义结合。汉字是表意文字，择字时人们遵从了汉字文化，并很好的利用了汉语的表意功能，使多数借词在书写时字形上意化了。这种意化是汉语所独有的，虽然还没有做到语素分和，但是在词义上却给人某种联想或联系。如，摩挲”（mās唬，用手抚摸之意，音译选汉字时用了两个有“手”偏旁的字，使人能够从字形上联想到与手的动作有关；胳肢窝，“胳肢”二字都有“月”字旁，表明与肉有关；埋汰，脏乱之意，其“土”、“氵”两个形旁，让人联想到有土有水脏乱的状态；蘑菇、嗦，都是形声字，不仅形旁让人联系到其义，同时也能够从声旁推测出其字音，这是完全做到了音义结合。
（二）借词词义变化
外民族语言借入到呼伦贝尔方言中时，有些词的意义会发生变化，会与原民族语言词汇的意义发生一致或不一致的现象。一般情况下，术语的借用是意义一致的，而意义不一致的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
1.词义扩大。满语借词“摩挲”是“摸、擦”之意，而借用到呼伦贝尔方言中就变成了多义词，除“摸、擦”之外还有三种意义①表示轻蔑的神态，②比喻讨好奉承，③用手轻轻按着并一下一下地移动。例如：
他整天不是摩挲这个，就是摩挲那个的，一脸瞧不起人的样。（表示轻蔑）
工作做好了，不用整天摩挲领导了！（表讨好奉承）
他摩挲着折皱了的纸。（表平展某物）
这里无疑是扩大了词义，使词表义更丰富。
2.词义缩小。俄语借词“布拉吉”，在俄语中有两个义项：①各种外面穿的衣服。②连衣裙。借用到呼伦贝尔方言中只借用第二种义项，显然是词义缩小了；满语借词“隔钮”，是指各种事物的“怪”，但是借用到呼伦贝尔方言中只表示人的脾气性格的“怪”。这也是词义缩小了。
3.词义转移。在借用外民族词时，词义从指甲事物转移到指乙事物的现象。呼伦贝尔方言中的满语借词“煞楞”一词，满语中是“东西多而有条不紊”之意，而借用之后是“做事干净利落”之意。
语言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和存在的方式。呼伦贝尔汉语方言中借用了大量的蒙、满、俄罗斯等民族的词，这些词不仅给汉语方言词汇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在构词和语义上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也有利于多民族情感交流，共同繁荣进步。这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个民族相互接触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因素和语言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注 释：
①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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