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汉语言教学及文化展示应用示范（2012BAH16F04）资助项目。
【文章摘要】
本文简要梳理了汉语中日语借词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日语借词能在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历史原因和语言原因。
【关键词】
日语借词；汉语；汉字
2 据冯天瑜先生在《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中的记录，近代中国对日语借词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日语借词被人们广泛使用；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却对此非常反感，认为会玷污汉语的纯洁性。支持者中以梁启超为具代表性。戊戌政变后梁流亡日本，不仅继续倡导翻译日籍，而且在自己的著述中广为使用日本新名词和日本文法，形成极富影响力的“新文体”（所谓“启超体”）。
反对者如留日学生彭文祖 在1915 年写下《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文，这篇文章被后世研究者广泛引用，文中表达了激烈的反对观点，“令人切齿，深以不能一刃其颈为憾。”里面对许多词语一一作了批驳。如认为汉语中已有“禁止”，使用得非常合理，引进日词“取缔”纯属不伦不类。兹引如下：
“据《康熙字典》，则缔者，缔结也，结而不解也。闭也。日文取缔二字，即取后二者之意思，而结而不解之意，即不放之意；不放之意，即与闭之意无何差别。再广解闭字之意思，即封锁也；封锁之意思，即禁止不许动也；禁止不许动之意思，即拘束也，管束也。所谓取缔规则，即管束学生之规则，自应严加取缔，即自应严加管束（禁止）。警察对于吊膀子之恶风，所谓非取缔不可，即非禁止不可。吾国人是何心理，偏嗜不伦不类牛蹄马腿之取缔二字，而唾弃光明磊落之禁止管束等字哉！咄，余欲骂之曰瞎眼盲从。”
周光庆在《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一书中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有过概括而精当的论述：
“在中国进行文化结构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理论、制度层面的伟大变革的过程中，涌现了一个与这一变革相适应、相配合的翻译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的热潮。然而，在那个时代，翻译西书的活动是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与规划的。从事译书的人们固然大都是忧国虑民，腐心切齿，但他们见识有高下，居地隔中外，对西方新文化的修养有深浅，对新事物、新概念的理解有出入。在选择书目上，互相重复，在创立译名上，难免各自为之。另外，由于受之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刺激和影响，这一时期汉语的构词和词义等方面也在急剧变化。许多本来是自由组合的词组开始凝定为词了，许多词的意义在深化、演变或者根本翻新了。这样一来，在汉语的书面语乃至口语中，在人们的各种言语交际场合里，就涌现了一批批来自不同方向、有着不同风貌的“新名词”
尤值一提的是，王力明确表示不应把从日语借来的汉字词看作是外来词。他在 1958 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下）“词汇分册”中对现代汉语词汇来源做了这样的分析：“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现代汉语中的意译的词语，大多数不是汉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换句话说，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本语来吸收的”。“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这些并不是日本语所固有的，它也不过是向西洋吸收过来的，就一般说，日本原有的词我们并不需要借，因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词，而新概念并不是日本原有的词所能表示的。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去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
周光庆、刘玮在《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1996）对那段历史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不能肯定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脑际时时萦回着‘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古训，也不能肯定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早已理解并且认同类似‘人是符号的动物’、‘谁要谈论人，谁就要谈到语言’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率先提出‘新民说’、呼唤‘独立自尊之人’的梁启超，就是率先自觉变革汉语书面语言、创造风靡一时的‘新文体’的梁启超；率先重新发现‘个人’、追求个性解放、阐扬独立自主的新型人格的陈独秀、胡适，就是率先发动‘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与陈独秀。”
这似乎是在强调，语言对人思维的影响，甚至是新的语言塑造了新的人。如果以这个逻辑论，那所有的翻译借词，包括日语借词都是先进文化的代名词吗？
冯天瑜的论述则比较合理：
“清民之际新语不仅广布雅文化领域，而且也渗透到了俗文化层面。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响应革命的底层民众虽然不一定明白新语确切内涵，却因革命党在使用，洋溢着冲决旧罗网的魔力，于是，希望拥有“话语权力”的底层民众以巨大的热情捕捉新名词，纷纷以革命、共和、自由、自治、独立相标榜。”
是否接受或使用一种语言，在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角度，是否“先进”的背后是对丧失话语权力的巨大忧虑。因此，在文化精英分子的推波助澜下，各类翻译新词，尤其是日语新词的流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5 但回顾历史，汉语也曾强势影响着日语的形成。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公元五世纪就已开始了，当时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历史上有名的“遣隋使” 、“遣唐使”就是日本民族学习汉文化最好的见证。从东汉至晚清中叶的一千多年历史中基本上是汉语、汉文化对日语、日本文化全方位的影响。这些不仅在日本的文学、宗教、建筑等方面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而且在日语的文字、词汇、语音上也都有充分的体现。日语文字由汉字、平假名与片假名三个部分组成，除了少数是日本自产的“国字”外，大部分是直接借自于汉语的汉字，连平假名与片假名也是由汉字的草书和楷书改造而来。在词汇上大量的汉字词直接来自古汉语。在语音上日语汉字的吴音、汉音、唐音、宋音、清音更是直接仿汉语词的读音而来。这一时期汉语对日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时至今日，从日本的生活习俗和“神道”信仰，仍可随处发现儒学思想的痕迹。遗憾的是，如唐服一样，虽已经演变成日本国服，但在中国大陆本土，反而只能在博物馆和影视作品中一见了。
有学者认为，日语借词从结构上加速了汉语词汇的双音化的进程，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多音节化发展。因为日语在翻译西方外来词时，用单音节的汉字来翻译复音节的西方词语，形成了日语汉字词大都是双音节、多音节的结构。
但也要看到，汉语与日语属完全不同的语言类型，一个是孤立语，一个是粘着语。日语词之所以能轻易进入汉语，被汉语所接受，汉字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汉字都是形音义的集合体。与汉字读音相比，汉字之义非常稳定，日语在古代把汉字借过去，是将汉字的字形与所表之义一起借用。汉字进入日语后，会出现种种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根本的，汉字的意义仍基本得到了保留。日语用汉字来构成表意汉字词，汉字之义进入了词义。当日语汉字词进入汉语时，在日语汉字身上所潜藏着的那种理据，那种古今义之联系，依然保存。这成为日语借词能够大规模、轻易进入汉语并很快被认同的重要原因。日语假名的文字性质与汉字完全不同，因此假名词难以进入汉语，这与西方的字母词难于融入汉语的有着同样的性质。
总之，日语对来自于西方语言的外来词采用了汉字翻译的形式，形成了大批的意译汉字词，之后再传入汉语，大大缩短了西方语言进入汉语的速度和难度，由此而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汉语词汇的结构和布局。客观的说，日语借词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日语借词承载着现代科学与技术、先进知识与观念传入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文明通向世界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