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汉日两语中大量存在的同形词即为最好明证。 关于同形词问题研究，中日两国学界颇为活跃，相关成果也较为丰富。 但从以往研究成果的内容来看， 大多侧重于讨论同形词的音义比较，而对同形词来源问题的分析却十分少见。 尽管在历史上日语受汉语的影响颇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现代的中日词汇交流中的确存在着逆向输入的情形。 因此，弄清哪些同形词是源于汉语的中国造词，而哪些同形词又是源自日语的日本造词无疑显得很有必要。为此，笔者以二字同形词为研究对象，依托中日大型权威辞书，逐一检索、查证了二字同形词的古汉语出典情况及其书证年代，力求在探明词源的基础之上寻求能够快速分辨词源的有效方法。
一、词源考辨的思路和方法
关于跨语种的词源考辨研究， 当前学界言之较少。 笔者认为，汉日两语二字同形词的词源考辨可依靠中日辞书来展开研究，具体研究思路和方法如下：首先， 借助 《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日本国語大辞典》(小学馆，2005)等大型权威辞书，对照、查找汉日两语中共有的二字同形词。所查同形词至少应包含三种类型：一是《汉大》和《国大》同时收有的同形词;二是《汉大》收有而《国大》未收，但其他日语词典(如《新明解国語辞典》)可查且事实存在的同形词;三是《国大》收有而《汉大》未收，但其他汉语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可查且事实存在的同形词。
其次，在逐一检索已整理出的二字同形词古汉语出典及书证年代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将同形词分为《汉大 》有典的同形词 《汉大 》无典的同形词 《汉大》未收的同形词《国大》未收的同形词借用新义的同形词等若干类型，然后根据类型特征分别确定同形词的词源。 具体方法是：若为《汉大》有典的同形词，如书证年代早于《国大》即可推断为是中国造词;若为《汉大》无典的同形词，如书证年代晚于《国大》即可推断为是日本造词;若为《汉大》未收的同形词，如《国大》收有且事实存在，即可推断为是日本造词(《国大》未收的情况则推断为是中国造词);若为借用新义的同形词，则可以通过观察古汉语词义是否被近代以后的新义所取代以及综合两国辞书中的词义书证年代来判断同形词是否为日本造词。
最后，从语素构词的角度对已完成分类和词源考辨的二字同形词展开分析，即在有古汉语出典的同形词中进一步甄别哪些前(后)语素较为能产(无古汉语出典的情况亦然)， 通过分类梳理上述语素便可初步形成依靠语素快速推断、分辨同形词词源的方法。
二、辞书收有出典视角下的词源考辨
根据笔者整理、统计，汉日两语当中的二字同形词共有 10647 个， 分别占 28037 个汉语二字词的37.97%以及 20418 个日语二字词的 52.15%。 以下，试从辞书收有出典这一视角来对汉日同形词的词源问题展开分类探讨。
(一)《汉大》收有的中国造词
《汉大》收有包括两类情况，一是二字同形词在《汉语大词典》和《日本国语大辞典》中同时收有，并且在《汉语大词典》中可以查到其古汉语出典。 如上所述，如果同形词在《汉语大辞典》中能够查到古汉语出典并且其书证年代早于《日本国語大辞典》，便可认定该词是历史上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国造词;二是《汉语大词典》收有而《日本国语大辞典》未收，但其他日语词典可查且事实存在，我们认为此类同形词同样也可视为中国造词。《国大》未收的原因可能是此类词语进入日语的时间不长，地位尚不稳固，仍属于新词之列。 据笔者初步统计，上述两类词语共计 5695 个，占10647 个同形词的 53.49%。 由此可见，二字同形词中主要是以中国造词居多。
(二)《汉大》无典的日本造词
所谓《汉大》无典是指二字同形词在《汉语大词典》中虽然收有但却无法查到古汉语出典。 就其书证情况来看，《汉语大词典》所提供的书证年代通常较为晚近，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书证，然而在《日本国語大辞典》中往往能够发现时期早于《汉语大辞典》的书证。 我们认为，此类同形词很可能是近代以后从日本反向输入中国的日本造词，共计 3662 个，占 10647 个同形词的 34.39%。
(三)《汉大》未收而《国大》收有的日本造词
所谓《汉大》未收而《国大》收有是指《日本国语大辞典》收有而《汉语大词典》未收，但其他汉语词典可查且事实存在。 我们认为， 此类同形词与前述第(二)类词语相同，也可能是近代以后从日本反向输入中国的日本造词，只是它们进入汉语的时间可能要更晚一些。此类同形词共计 1275 个，占 10647 个同形词的 11.98%。
(四)借用新义的特殊日本造词
所谓借用新义是指某些源自汉语的二字词在进入日语之后其原本词义(古汉语词义)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词义又伴随着近现代的中日交流重新回归至了汉语。 也就是说，这类同形词原为中国造词， 而在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日方通过重塑其义而使其转变为了日本造词。 例如讲座一词，该词的古汉语词义是高僧说法或儒师讲学的座位(《比丘尼传宝贤尼》)，而现代汉语和现代日语释义是由主讲人向学员传授某方面知识、技巧的一种公开或半公开的学习形式。由于《日本国语大辞典》所提供的当前释义的书证要早于中方，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讲座这一同形词即为借用新义的特殊日本造词。 此类同形词数量极少，据笔者初步统计仅有15 个 ，占 10647 个同形词的 0.14%。 除 讲座 一词外，还有触手、对策、过程、化石、讲师、记者、论文、领域、积木、起点、协会、选集、制服等。
三、基于上述分类的同形词语素构词分析
在实施汉日二字同形词分类及词源考辨的基础之上，我们再从语素构词的视角进一步观察同形词的构词情况。通过观察某一类型同一前语素或同一后语素的构词情况后我们不难发现，在前述(一)类型同形词当中(即《汉大》收有且有典的同形词)，某些前(后)语素构词能力强、 产词量大， 如前语素有 残当定后语素有 本 兵 地 等 。 如上所述 ，由于《汉大》有典的同形词可认定为是中国造词，据此我们认为：如同形词中含有上述语素则基本上可以判定该词为中国造词。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认为由上述前(后)语素构成的同形词基本可以判定为是中国造词，并非是指由上述前(后)语素构成的同形词全部都是中国造词。以前语素残为例，通过观察其他类型同形词后发现，残部、残敌和残品这三个同形词就是没有古汉语出典的日本造词，只不过此类例外情形毕竟只是极少数， 有古汉语出典且可以判定为是中国造词的 残+□类同形词仍占压倒性多数。所以从成词概率上看，当我们遇到由上述前(后)语素构成的同形词时，有理由推断这些同形词就是中国造词。
另一方面，当我们观察前述(二)(三)(四)类型(即 《汉大 》无典的同形词 、《汉大 》未收而 《国大 》收有的同形词、借用新义的同形词)同一前语素或同一后语素的构词情况后发现，也有一些前(后)语素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如前语素产感动后语素点角量等。 如上所述，由于(二)(三)(四)类型的同形词可认定为是日本造词，据此我们认为：如同形词中含有上述语素则基本上可以判定该词为日本造词。 当然其中也存在少数例外情形，只是从成词概率来看我们有理由推断由上述语素构成的同形词就是日本造词。
四、结语
以上，我们依托中日辞书对汉日两语当中二字同形词的词源实施了考辨。 基于辞书收有出典这一视角，我们将二字同形词分为《汉大》收有且有典的同形词《汉大》无典的同形词《汉大》未收而《国大》收有的同形词以及借用新义的同形词四个类型，其中《汉大》收有且有典的同形词即中国造词，而其余三类则是日本造词。 从数量上来看，中国造词相比日本造词要多， 这一点也符合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如进一步从语素构词的视角对已完成分类和词源考辨的二字同形词展开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类型的同形词中均有一些前(后)语素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 如此一来，通过分类梳理相关语素便可初步形成依靠语素快速推断、分辨同形词词源的方法。当然，正如朱京伟所说， 上述思路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方法，要最终确认某个同形词是中国造词还是日本造词，仅依靠辞书的收词情况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为详细和严密的词源考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