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词是文化交流的记录和载体，在跨文化交流中见证着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自古以来就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和民族有过接触，这种中外跨文化交际过程伴随着语言的使用和接触，也必然会带来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借词的出现是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萨丕尔认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就是词汇的借用。只要有文化借用，就会有词汇借用”[1]。中日两国作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亚洲邻国，在以汉字为媒介的长期跨文化交流中，双方词汇互相渗透和影响，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汉语词汇对日语词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从近代开始，日语向汉语输出了大量汉字词汇，并逐渐渗透到汉语词汇中，这些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后期，至今将近半个世纪期间，中外学者针对日语借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们将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围绕日语借词定性与定名、特征、成因、借用途径、词义变化、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了研究[2]。文章拟从模因论这一崭新视角，根据语言模因的传播理论分析日语借词的借用类型及成因、并从强弱模因的角度对日语借词的流行和消亡进行探讨。
二、模因论
模因论是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其借用生物学的基因概念探讨模因的复制、传播和演变。1976年，英国动物学家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探讨了基因如何通过自我复制和相互竞争促进生物进化，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将“模因”作为文化进化的单位正式提出。Dawkins把“模因”定义为：文化传递的单位，它通过一个过程而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入另一个人的头脑之中[3]。另一位新达尔文主义者Blackmore认为，模因就是指人的思想、习惯、技术、故事、歌曲或任何一种在人与人之间被复制的信息[4]。只有当这些信息得以传播、仿制才具有模因性。模因论认为语言也是一种模因，语言中的字、词、段以及篇章等，只要通过模仿被复制，就有可能成为模因[5]。模因在被复制和模仿的过程中，会出现保留、变异和选择三种情况[6]。由于不同的语言模因复制能力存在不同，具有保真性、多产性和长久性的强势模因才能得以保留下来，而弱势模因则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3]。中国学者何自然最先将模因论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国内社会语言文化领域模因研究的热潮，也为借词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三、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模因分析
语言的接触和交流必然产生借用。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任何正在使用的语言，都会不断吸收新的词汇，新词汇和表达方式之间会发生激烈的竞争并产生优胜劣汰。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是经过模仿而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模因，日语中的词汇模因现象被汉语模仿或复制后进入汉语词汇，形成日语借词。伴随着中日长期的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日语借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语借词的语言形式来看，主要有借形词、借音词和混合型借词等三类。
（一）借形词
借形词是将日语词汇的书写形式直接引入汉语的词汇，即原词模因的形态被模仿和复制。日语借形词主要有日制汉字词、日语回归借词、日本固有词汇三类。日制汉字词是日本人借用汉字或汉字字形作为构词要素，或根据汉语词汇的构词法自己创造的汉字词，多用来翻译西方近代词汇。如民主、科学、电话、宗教、艺术、革命等。日语回归借词是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词语时曾借用的中国古汉语词汇或明清之际传入日本的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在后期又通过日本回流到中国。如：文明、专制、自由、资本等。日本固有词汇主要是代表日本特有事物、文化等或对某种事物现象的特有称呼和命名，如歌舞伎、相扑、柔道、天妇罗、寿司、便当、厚生省、新干线、物语等。还有少量如吨、码、腺、盏仍谌沼镏写丛炝撕鹤肿中危而后又被汉语吸收的词汇也属于日语固有词的范畴。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由于汉日两种语言具有同源性，借形词的原体模因在被模仿和复制过程中，在形态上都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仿体模因在形态上与原体模因完全一样。从意义上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日语借词大部分保持了仿体模因与原语模因的一致性。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语借词意义由于受到模因变异和选择的影响，或发生了词义的扩大、缩小，或发生了词义色彩的变化，还有一部分则在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上发生了转化。
（二）借音词
借音词也叫音译词，是指通过记录原词的语音特征而借用的词汇，原词模因的发音被复制和传播。在引入音译词的过程中，原词模因的发音被模仿并表现到书写形态上，意义保持不变。日语借词的音译词中，一部分是早期日语用汉字音译的西方词语，通过汉字发音可以看出原词模因的痕迹。如：俱乐部、浪漫、瓦斯、淋巴、维他命等。该类词绝大多数在现代日语中已经改用片假名来表示，但在汉语中则作为日语借词以汉字词汇的形式保留下来。另一部分词汇是汉语音译日语发音得来的词。如：榻榻米、卡哇伊、一级棒、欧巴桑、撒哟娜拉等。该类词的原词模因所反映的概念和事物大都为日本社会所特有，由于在汉语中缺乏对应的概念和意义，顺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就产生了对应的音译词。
（三）混合型借词
混合型主要指音义兼借型、音形兼借型两种形式。表现为兼顾原词模因的发音和意义或者发音和形态而形成的模因现象，也是模因效应不断完善的体现。音义兼借型借词由相似于原词模因发音的音节，加上能够反映原词模因意义的汉语语素组合而成，其中音译部分只作为表音符号起修饰作用，而后者则体现所表示概念和事物的类别，处于中心词的地位。如“乌冬面”中的“乌冬”来自“ウドン（udong）”这一日语发音，通过加上“面”这一汉语语素反映该词所属类别。“芭啦芭啦舞”的“芭啦芭啦”源于日语的“パラパラ（parapara）”一词，“舞”作为该词的中心存在。音形兼借型借词如“奥姆真理教”，其来自于日语词汇“オウム（oomu）真理教”，“奥姆”取自“オウム”这一发音，原词中的“真理教”则直接以原形被借用。此外，还存在义译加汉语元素的借词。即在保持原词模因意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汉语元素，进一步表达原词模因的意义。如日本女子流行歌曲偶像组合“モ`ニング娘”在汉语中被表达为“早安少女组合”，其中“早安少女”对应“モ`ニング娘”的意义，而增加的“组合”一词则起到了中心词的作用。
四、日语借词模因产生的原因
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过程，既有自身文化的传递，也有对对方文化的吸收，这种文化上的复制现象就是文化的模因现象。日语借词是在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接触语境中产生的，是中日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
Blackmore认为在模因进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选择压力。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过程就是各种模因相互竞争的过程，只有通过在交际中发挥积极作用变得强大的模因才有可能进入目标语言系统，并被人们不断地模仿、复制和传播，成为成功的模因[4]。陈琳霞、何自然认为一种模因要被人们普遍地模仿，成为成功的模因，必须具有实用性、合理性、时尚性、权威性等四种特性或者其中一种[6]。
合理性。能够表达合理意义的语言信息才会被人们复制和传播，从而形成模因现象。吸收外来词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方式，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语言历来是一个开放性的符号系统，在社会发展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新事物、新现象的不断出现，必然需要新词来补充该语言词汇系统中的空白。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是语言模因得到强化和保留的前提，语言信息生动形象、更具合理性的一方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得到传播。“版克”、“德谟克拉西”、“赛因斯”等国内音译新词最终被能表达原词模因意义的“银行”、“民主”、“科学”等日语借词取代，就是新词之间竞争，最终具有合理性的词语成为成功模因的例子。此外，也有一部分日语借词由于汉语本族新词的使用，而没能流行起来。如，“寒暑针” “会社”等日语借词，由于表示同样意义的本族新词“寒暑表”“公司”已经使用，因而这些词没能在汉语词汇中流行起来。在模因进化过程中，会有新词之间的竞争、也有新词和既有词汇的竞争和选择，而其结果，常常是符合汉语词汇发展需要、能够表达合理意义的语言模因得以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词汇则在竞争中被淘汰。
时尚性。从语用心理来看，借词模因的使用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的趋新、尚异心理。具有时代气息和流行特点的语言，以及其所携带的概念新奇性，往往容易吸引人们去模仿而得到广泛复制、传播，形成语言模因。具有时尚性、突显新意的语言更能反映社会潮流和时代特点，也更容易被对外来事物和新事物敏锐的年轻人所模仿和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达人”、“宅男”、“新干线”等一批具有新鲜感、带有异域风味并反映日本特有文化的日语借词模因通过年轻人的使用，在汉语中广泛传播，也引起了人们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更多关注，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权威性。语言信息的权威效应也是其被广泛复制和传播，成为语言模因的条件。语言模因作为一种文化机体，想要生存下来，需要高频率的使用、传播和进化的稳定性，语言的权威性能为语言的高频化使用和稳定性传播提供一定的保证。由于具有权威性和特殊地位的人士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受关注程度高，也容易带动他人有意识地使用和模仿，从而使他们所拥有的模因得到传播。清末民初，访问日本的官员使臣、商人、学者以及因政治避难的革命党人等有着较强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士，成为该时期日语借词的传播使者。他们利用奏章、游记、随感等形式将日语借词不断复制和传播，使得该时期的日语借词模因得以产生，并在较长时期内稳定、保留下来，并对汉语词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五、日语借词模因中的强弱势模因与模因复合体
Blackmore认为：模因具有文化适应性，即模因对某种特定文化的适应性[4]。能够适应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并能在该文化环境下生存下来，才能成为成功的模因。顾嘉祖认为：“民族文化心理制约着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8]。不同的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语言习惯。日语借词大多具有表义功能，符合中国人惯用的思维方式，再加上它们都使用汉语成分构成，从文化心理上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清末民初是汉语吸收外来借词的过程，也是自创新词的过程，这一阶段，国内有识之士也创造了一部分表达新概念、新事物的多音节音译新词，但最终这些多音节音译词被更具有准确性的意译日语借词所取代。如“tobacco”、 “Telephone”、 “president”在汉语中出现的仿体模因为“旦把孤”、“德律风”（“得利风”）、“巴力门”（“巴里满”），最终被日语意译的仿体模因“香烟”、“电话”、“总统”所取代。同一时期，汉语自制多音节音译词与双音节意译日语借词并存，最后，前者被后者取代的例子为数不少。这是因为汉语词汇具有表义的要求，音译的仿体模因往往只模仿了原词模因的发音，没有传递其真实内涵，因而达不到汉语词汇“望文生义”的效果。这就决定了它必定会被符合民族文化心理、具有联想意义的强势模因即意译词所代替。
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也会发生相互转换。日语借词中存在一部分汉语回归借词，这一部分词早期见于汉语著作，后来传入日本，成为日语词汇的一部分，但在汉语中却由于复制频率低，传播范围小，成为弱势模因而逐渐消失。而后这些词又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从日本重新传入中国，在交际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被广泛复制和传播，进而发展为强势模因。如“经济”“组织”“知识”“生产”等[9]。另一方面，早期的音译词由于不具有表义功能，在词语竞争和选择中，大都发展成为弱势模因。但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人们对音译词的接纳更为积极，榻榻米、卡哇伊、一级棒、欧巴桑、撒哟娜拉等一些列音译词在汉语词汇中频繁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强势模因。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以及新时期，借助于电视、网络等多元媒体，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将大量反映日本流行和日本社会文化的新词引入汉语，这些词往往是在短时间内迅速被复制、传播并流行起来，成为强势模因，但是，由于其反映的是日本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复存在时，就会被逐渐淡忘而消失，如“过劳死”“单身赴任”等词就是如此。同时，新时期的日语借词具有追求新奇和时髦的特点，这也注定该类借词会在短时间被人们频繁使用、广泛传播，发展成为强势模因，而后又迅速被更时髦的新词语代替，转化为弱势模因。
日语借词中的部分强势模因，不仅自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还能在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与不同的词语要素、语言环境相结合，组合成模因复合体，表达出单个模因以外的意义。如“放送”一词在日语中是指“以被一般公众直接接受到信息为目的的无线通信”，常用的复合构词有“实况放送”、“新闻放送”、“主要放送节目”等。复合词中的“放送”都是指播放，无线传递信息之意。该模因进入汉语后，与其他词语组合，构成诸如“专题大放送”、“神话放送”等模因复合体，保留无线电传播、播放等意。另一方面，有时也会根据语境，重点突出“送”的意义，主要用于商家赠送等情形。如“福利大放送”、“优惠大放送”、“礼包放送”等。又如“新干线”一词，原指高速化的铁路路线，但是进入汉语以后，取该交通工具高速、快捷的特点，转指某种快捷、迅速、前卫的事物。如：“音乐新干线”、“日语新干线”等。另外还有诸如“ ～主义”“ ～作用”“ ～的”“ ～化”
“～族”“超～”等日语前后缀在汉语中组合而成的一大批模因复合体，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数量和意义。
六、结 语
语言模因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日语借词的产生和发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借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承载着国家、民族之间科技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任何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发展时期，总会有一部分新词和表达方式经过激烈的竞争和选择，被人们接受，加入并丰富原有的语言系统，同时也会有一部分词由于其自身特点或对社会文化、时代条件的不适应而被淘汰。日语借词在中日两国共享交流、传播科技文明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见证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并将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继续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