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加之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对人才的需求，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逐渐得到认同，小说家们逐渐摆脱政治话语叙事的束缚，以启蒙者的自觉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反思人的存在，有的欲通过悲剧叙事来拯救自我，重塑国民品格，在审美风貌上则呈现出悲壮之美与崇高之美。
[关键词]启蒙;新时期小说;知识分子;死亡;精神解读
从古至今，知识分子承担着启蒙的重任，这是由这个阶层特有的文化品格所决定的。知识分子具有自觉的社会良知和至于至善的美德，为了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善于反思，敢于质疑，并自觉地承担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的重任。他们自主介入现实而又不盲从、不迷信，矢志不渝地坚持着自我的理想信念。英国进步历史学家汤比因而称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中起着“变压器”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总是在社会处于危机之时挺身而出，在先进与落后的空间接触时总是站在处于先锋的那个社会中，以此来改变本社会人们的落后的生活方式，使其适应外来文明的节奏，并把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获得空前提高，知识分子迅速回归到社会的中心，并再次成为社会的主角。这一段时期也因此成为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在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也日益成为小说家自我身份认同的审美诉求的载体。“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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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向彼岸的尊严之死
萨特认为追求自由存在的知识分子，在非本真的存在环境下，注定只能处于“自由漂浮”的无岸的孤独状态，为了维护自我尊严，只能走向生命的彼岸。
陆文夫的小说《井》中的徐丽莎，这个上进要强的女工程师，在事业上大展宏图，无数次试制出种种新药，然而现实的流言蜚语和丈夫的不解、婆婆的冷漠却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即使这样，她也从来没有退避过，面对婚姻不幸和处境的难为，她再一次勇敢地进行抗争，她向她的助手童少山表明了心迹，却不料这位平时对她关心备至的助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后也逃离了这份纯真的爱情，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徐丽莎最终走向了生命的彼岸。肉体的泯灭与死亡的圆满如此地对立又统一起来。
同样，陈染笔下的女性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一种孤傲的生存状态之中，而当自我心中的幻象破灭之后，她们总是义无反顾地投入死神的怀抱。这种对死亡的观照，是她笔下女性群体为了维护女性的尊严，争取做人的资格，对社会政治环境的逃离和反叛，她们拒绝被平庸的社会同化，拒绝男权的主宰，拒绝命运的捉弄，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独立使命，以一个遗世独立的主体姿态去确立女性世界的完整性，毅然一次次地选择了流放、旅行，或者死亡。而流放自己和旅行在这里也是死亡的一种。死亡成为遭这个社会的遗弃而产生的叛逃的方式，一种拒绝主流的尖锐姿态。再如《消失在野谷》《无处告别》《世纪病》等中的年轻女大学生，总是想象逃离城市，想象死亡和失踪，这样的情绪是对自己的父辈遭遇不幸的置疑和讨伐，也是一种女性的尊严一时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的无言的申诉与抗争。
二、走向彼岸的理想坚守
知识分子在不自由中对自由的渴望，在非本真的环境下欲实现独行其道的人格理想，就注定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安放地，于是他们只能在对彼岸世界的自由的遐想中，成为黑夜的守更人。
李锐的小说《黑白》知青黑与白，本是抱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投身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但是当来到农村之后，他们的理想却失去了飞翔的方向，黑与白不愿背弃自己的理想。在此，李锐通过人物的悲剧，来暗喻那个时代的黑白颠倒，希望以此来救赎那个时代，唤醒人们的良知。这正是文学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使然。恰如鲁迅所言：“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佬，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④
再如方方的小说在《状态》中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鲁村却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人格的自由、精神的独立，为此他依然决然地走向生命的彼岸，方方分明在鲁村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融入了自我的理想追求。她曾坦言：“有一个搞评论的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基本赞成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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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张贤亮小说中的主人公如章永■、许灵均、石在、龙种、魏天贵、陈抱帖等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们遭受了种种折磨、冤屈，但他们依然心系天下，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从而试图使个人的苦难具备超越个人的普遍启蒙意义。张贤亮在自我话语的建构中为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心系庙堂的精神栖息地，在启蒙的视野下找到思考历史、反思历史、重塑中国文化品格的切实途径
三、走向彼岸的救赎之死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文革之后面对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心灵创痛和精神危机，新时期以来重新获得身份认同感的文学知识分子，他们又重新担当起社会启蒙者的角色，再次成为疗救心灵创伤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如复旦大学大一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虽然在叙事上还嫌粗糙，人物性格发展在逻辑性上还嫌突兀，却因塑造了英雄母亲对女儿王晓华的精神拯救，很快在社会上激起很大反响。这部小说也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王晓华的母亲被带上“叛徒”的帽子，为了摆脱周围人的冷眼，年仅十六岁的她自动要求下乡劳动，在农村，她失去了入团资格和回城机会，她把造成自己命运不公的原因都归结于被定为“叛徒”的母亲，甚至于在母亲病重期间，也不去看母亲一眼。母亲：这位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党的伟大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文革期间，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不仅生活条件极端恶劣，而且精神上遭受极大的屈辱。即使这样，她依然以一位母亲博大的胸怀来理解女儿，时刻牵挂着女儿，但直到去世之前也未见得女儿。临终之前，她给女儿留下一封亲笔信：“晓华还没有回来，看到小林，我更想她了。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当王晓华赶到病重的母亲前，母亲已经带着遗憾和内疚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王晓华到这时才如梦方醒，才意识到自己在文革中遭受了蒙蔽与欺骗，在此，母亲之死成为女儿精神救赎的良方。
如果说：卢新华的《伤痕》欲以母亲之死来治疗文革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伤痕，唤醒人性的回归，那么方方的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则通过父亲的异化之死，来解剖自我，反思知识分子自身人性的弱点。“我”的祖父一直是年轻时“我”父亲心目中的英雄化身，“父亲”发奋读书也只为了能像“我”的祖父那样“书生一般地活着，勇士一般地死去。”。父亲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名牌大学，那时的“父亲是祖父的健壮活泼充满幽默感和自信心的儿子，是祖父的光荣和自豪，父亲由大学放假回到家乡时，人们总是向他投来艳羡的目光，父亲经过时，甚至“一帮小孩都随在他身后。”那时的父亲走路都显得精神抖擞，他的“皮鞋‘跺跺’地响在路上，“我”的父亲似乎找到了“我”祖父荣归故里的成就感，他是那样的意气风发。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黑色风暴席卷而来，瞬间扑灭了“我”父亲壮志愁云的理想。面对兼济天下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的残酷事实，“我”父亲只想独善其身，远离这是非之地。方方在此分明融入了自我的审美追求，她曾披露创作该文本的审美动机：“现在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追求着一种外圆内方。他们没法改变社会，只能与社会谋合在一起，但他的内心总保持一方净土，剩下的只是一种清高。这是对过去的传统道德的认定和遵循。”
（6）随着创作的渐入佳境，方方不得不从浪漫的氛围中走出来，回归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遵循人物性格自身的发展规律，此时被冠以“走白专道路”、“崇洋媚外”罪名的父亲却欲逃无路，他被迫不断地交代自己的历史，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不断地进行思想汇报，纵然材料写了一摞又一摞，但依然难逃“坐飞机”的惩罚。当年意气风发的父亲在人生的道路上节节败退之后，此时唯一能做的是唯恐“坐飞机”的动作不够规范，并一遍一遍地让孩子检查，在抄家的造反派面前唯唯诺诺地说“是”。这样一个“很长时间在我母亲心目中就是母亲讲述的那个潇洒的、勇敢的、好穿一身白色西装的一往无前的父亲”此时却是“白色的西装在时间中早已化为尘埃，他的青春焕发的面孔热情洋溢的面孔也逐日地被小爬虫般的皱纹吞噬得憔悴不堪。炯炯的目光也因心底涌出的阴影而变得犹豫散漫。明朗的笑声一点一点地被沉重的呼吸替。父亲渐渐老了。老得那么快，那么不符合自然规律。”。“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放飞自己的梦想，就在一次又一次地改造中，一点一点地消磨了他的意志，麻木了他的灵魂。“他的幻想他的梦更加如这一缕青烟袅袅升空后，未经风吹即已消散得踪影全无。”最终他带着锈迹斑斑而又无可修复的灵魂走向了生命的彼岸。父亲之死不仅承载着时代之痛，也承载着知识分子自我迷失之痛。在此，文学知识分子以“吾日三省”的自觉揭示出在历史的浩劫中知识分子一步步地走向自我迷失的心路历程，这就注定了他们最终走向荒凉生命彼岸的悲剧人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加之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对人才的需求，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逐渐得到认同。小说家们启蒙者的自觉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反思人的存在。欲通过悲剧叙事来拯救自我，重塑国民品格，在审美意境上充满了悲壮之美与崇高之美。诚然，由于文学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感超过其自为的审美需求，所以自我的呐喊遮蔽了他者的声音，崇高的表达替代了冷静的审视，想象的浪漫高于内心的真实，这就使得新时期小说家在启蒙立场下的死亡叙事上显得从容不足，局促有余，对人物之死的精神解读也不够细腻与深刻，人物形象的刻画为之显得较为单薄、平面。其结果是启蒙的火焰很快就化为灰烬，个人体验下的文学知识分子回归到新写实主义的审美表现上，直面人生的宽容叙事很快就走向前台，文学创作因此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格调。
注释：
（1）[美]维拉・施瓦友：《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李国英等译，吴景平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导言第1页。
（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0页。
（4）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第266―277页。
（5）
（6）方方：《方方读本》，上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