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的笔记小说史料——一种广域的史料观念
研究历史总要弄清楚每个时代的大势，对于求知各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应该看得比记忆各时代的“故事”重要的多，所以我们应当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看野史笔记比正史官书要紧。为什么？因为谣谚野史等出于民众，他们肯说出民众社会的实话；不比正史、官书、贤人君子的话，主要敷衍门面。
正是由于决心构筑新史学、把研究对象放在基层社会之中，终于促使入得研究者法眼的史料尽量扩充起来。
一、笔记小说的特点
笔记小说作为一种带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创作形式，兼有“笔记”和“小说”的特征。由于笔记一般是私人写作，作者大都率意而为，不拘一格。在笔记小说相对较为成熟的魏晋、唐、宋和清代，《搜神记》《世说新语》《太平广记》 以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它们的故事以及生活视角均是平民化的且带有十分明显的民间文学特色，包含了许多传说、寓言、掌故、轶事。虽非官方所修，但作者自发的写作使得其在记载故事和整理笔记的过程中拿出了莫大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从这一点来看甚至可以说：笔记小说之类的“野史”，在某些方面或许比正史更有说服力。
在笔记小说诸多特点之中，有一点是历史学家们最为看重的，即这些笔记小说中尽管有许多故事情节、人物都是虚构、夸张、变形的，但其作品从宏观上却极其高度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真实。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通过笔记小说了解当时基层社会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而这恰恰也是正史所欠缺的信息。在研究当时社会的过程中，除了隐含在臣僚奏疏和大量地方志中的信息外，被称为“野史”的笔记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库，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都是由笔记小说本身的题材和性质所决定的。
二、如何应用作为史料的笔记小说
对于如何应用笔记小说作为史料，我认为主要要关注其以下两层价值。
第一层，笔记小说内容的史料价值。笔记小说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其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将这些记载与正史等资料相比照，我们可以得出较为详尽具体的社会信息，这对仅仅只有事件概括描述的正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补充。一般说来，正史的内容由于时代环境所限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某些历史事实总会有意无意地遭到歪曲或掩盖。而笔记小说作为一家之言，其中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则相对“大胆”一些，可以为我们提供较多的研究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笔记小说中的“神鬼之事”我们也不能忽略。一方面，“神鬼之事”大多出自时人的想象，承载了时人的心理状态或美好愿望，为我们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有些怪异之事可能只是当时科学条件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环境给人带来的影响。
第二层，笔记小说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信息。《阅微草堂笔记》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而乾隆五十二年时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在审阅时发现了不少错误和违禁的地方，于是皇帝命令重校《四库全书》。这之后的几年，纪昀屡次到承德避暑山庄负责校书工作，他是在校订《四库全书》的间隙中写出《阅微草堂笔记》的。种种迹象可以推断，纪昀写作此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排解编校《四库全书》的压力、缓解单调的心情。因此，笔记小说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记载的内容，也在于其本身带给我们的历史信息。因此二者同时加以把握才是使得笔记小说发挥其最大史料功用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正如章学诚曾言：“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也应将寻找史料的目光拓宽，追求一种广域的史料观念。既要关注经过所谓朝廷权威鉴定的正史，也要在笔记小说、诗词歌谣、甚至传说神话中探查历史的蛛丝马迹，将两者的相互认证从而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虽然不论我们如何通过已知道的材料（史料）进行研究，都无法完全复原历史那个唯一的真相，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完全复原。恰如何兆武先生说：“历史事件作为事实，其本身没有高下之别，但是历史学作为对史实的理解和阐释则有高下之分，它是以史家本人思想与感受能力的水平为转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