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有历史感的写作者，我对现实生活缺乏精准的把握，顶多只能算一个冷眼旁观者，而在典籍和历史事件中，却常常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探寻者，或者挖到宝藏的寻宝人。那些被历史风尘湮没了的人和事，就像久违了的朋友，远远向我招手，引导我的写作方向。
《吾血吾土》是我在完成自己的“藏地三部曲”之后的一部转型之作，是从藏民族历史文化书写到汉民族历史文化书写的回归，是从大地走向历史纵深处的尝试。这是一次冒险之旅，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更是一次向我们的民族英魂致敬的补赎。
正是在这部书的写作中，我逐步认识到：历史从来不会被无端割裂，也不会被轻易掩盖。它可能会被遗忘，但只要我们拒绝遗忘，历史就正如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样，会代代传承下去。另一个抗战老兵吴鲁是我的这部作品中的主要原型。这个大学二年级时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黄埔十五期生，曾经是那样风华正茂、剑胆琴心。他曾参加过敢死队，也向往过延安，蹲过国、共双方的监狱。但我去探访他时，他更多的是跟我谈鲁迅和沈从文，谈话剧，谈革命文艺。这个当年的文艺青年，时常让我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生活在吴鲁老人那个时代，是否也会像他那样血性浪漫，书剑相逢，上马擒贼，下马赋诗？他就像一个活在我们身边的历史老人，把历史背负在自己身上，用一生的命运去一一注解。
著名学者黄仁宇先生提倡用“大历史观”来观照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和所有的历史，这样才不能将历史割断;而对小说家来说，他试图以一个人的一生来还原某段历史，让他的命运成为大历史中某个有血有肉的注释。“大历史观”让我们看到中国抗战伊始，还是一个如胡适先生所说的“类似中世纪的国家”和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国家的抗争，落后、贫瘠、混乱、一盘散沙，这注定了我们的抗战必将艰苦卓绝;个人的命运则能让我们形象地感知这段历史的血腥、艰难、悲壮和崇高。即便到了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时期，我们的士兵还拿着过时的武器、穿着草鞋冲锋陷阵。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中国人，虽知不能战而不能不战，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唱得那样，“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死而国生，这个国家正是在他们的鲜血与怒吼声中得以拯救，得以重生。我在对数十个抗战老兵的追踪采访中，无不感受到他们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共荣共存。如果我们要还原这段苦难而光荣的历史，岂能忘记这些为国家民族曾经抛洒了热血的抗战老兵？
我曾在此书的后记中为自己的写作总结为“拒绝遗忘”。我将遗忘分为“被迫性遗忘”和“自然性遗忘”两种模式，前者是被政治左右的遗忘，后者是被时间打败的遗忘。自有文明史以来，遗忘其实就是人类的天敌。我们有时会有选择性地遗忘某段历史，有时又因为生命的自然规律而遗忘从前。在写作本书时，我不无痛楚地感受到了这两种遗忘模式对我们民族历史的戕害。也许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正视历史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直到今天，它还部分是我们的欠缺。这正是我们作家文人和历史学者，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需要去做的工作。当我们不遗忘任何一个卑微的、衰老的、已经不能走动或不能发声的抗战老兵时，我们方能说，我们没有忘记那段历史。
《吾血吾土》出版以后，九十八岁的老兵吴鲁给我打电话，他刚从医院出来，说是有志愿者告诉他我在书中有写到他的经历，他便特意打来电话感谢我。其实我何敢承受这样的谢意。这些可敬的老兵，过去一直隐匿在历史的纵深处，现在我们将他们推到历史的前台，把他们的光荣昭示于天下，让他们接受人们的致敬，以告慰他们饱经沧桑的心灵。或许，这就是我能为他们做的些微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次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面对历史的义务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