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凡欲了解些文革时的旧事，无有先不知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份正式官方文件的。按理说，文革学，还能算门学问的话，一来涉猎极广，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等体式难以穷尽；二来可大可小，国家时政身边琐事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原也非短小一文所能圈定，须知画地为牢，无异自戕。反而观之，民间也好，官方也罢，充其量刻画的是万千文革的某一视角。稍举一例，中共九大报告，如今虽不入流，名曰大错特错，想当初却也是中央头号红头文件，轻易不能冒犯。再者，九大报告是由一群文革既得利益者拼凑而成，享有当时的“政治正确性”，也更具于那段历史的独特亲和力。故要考察文革的发生及其诸条件，径直从九大文件入手，不失为一捷径。
一、 概念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在第一节开宗明义的宣称：所谓的文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1]何为革命？“革命”这个词汇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有过很不一致的解释，狭义的革命与改良对立，通常夹带有“暴力”、“激进”等修饰词，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指改变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特别是基本生产关系的变革行动，当然这是从革命所造就的社会结果加以论说的，也即只要达到改变“生产关系”这么个结果，手段完全是可以多样化。
有人认为，东欧苏联巨变基本上是没废枪弹，不过和平的“转轨”而已。其实东欧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制结构，又何尝不是一场广义的革命？国外早就有人形容这场巨变为“天鹅绒革命”，我们有的研究者却避之惟恐不及，搞起“告别革命论”来，可革命是有人振臂一呼就可告别的么？“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邓小平如是说。东欧的革命，虽称不得“无产阶级革命”，却也大致可归为“官僚的革命”或“精英的革命”，甚或“反（向）革命”。此处提及了当代革命的不同含义，让我们将视野回归毛泽东时代吧。毛话语中的革命，却是那么的直截了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文革，要书写成“真正革命”的话，必然要求符合毛对革命的基本定义。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3]“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文革对象的圈定从一开始便倍受争议，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各级党政干部被当成“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揪出来，来自官僚层的反弹也相应加强，并构成了文革初期的几次反复和革命委员会权力妥协的重要力量。
九大报告首先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原话说明文革的意义所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5]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单论毛此话是大而无当缺乏应有的说服力。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是为了一个巩固党的领导的目的，何必再捅出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提供了解释，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6]原来毛对过往运动的成效是颇有诟病的，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均没能实现他的战略意图。以上列举的多次运动，尽管口号不同、对象有别，却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在党委的领导下遵循权力的统治秩序逐级发动，普通群众跟着党走准没有错。时下的情形大变，毛认定党的高层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7]，还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大温床。怎么办？惟有付诸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来说是要 “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8]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9]。由群众直接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这不禁让人联想到57年的鸣放，中共号召党外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场“整风鸣放”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为更为凶猛的反右派斗争扭转了方向。鸣放的积极参加者少有人不带上右派帽子，经此一役，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再不敢言。时隔九年，毛重焕活力，找到了“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最好形式”——文化大革命。文革运动以1966年5月《
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到69年的中共九大已进入所谓”斗、批、改“的收尾阶段。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诉求实现了吗？《报告》宣称本次大会是在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然而这是大可以质疑的。
二、准备
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0]，也是文革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年。先有造反派的“一月夺权”，再有军队支左和二月镇反，到了七八月间整个中国都成了武斗的火药桶。国家几近崩溃，文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痛楚已远远超出毛当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预想。毛所采取的措施已由放到收，以求重新控制运动的进程。11月6日，借十月革命50周年之际，两报一刊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该文总结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论断，首次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最终在中共九大报告中给予正式的确认。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得以大笔渲染，围绕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重重展开论述，并被归结成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14]从报告的逻辑出发，既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势必也要有其“对立面“的存在，而事物正是在这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曾提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15]，这是在1966年8月，毛发动文革时向所有人公开宣布的目标所指。到了1969年的九大报告上，对“刘少奇路线”的清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一九三九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推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断，到1949年四月刘少奇天津等地考察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谈话，均被描绘成一条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鉴于“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曾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及至《正处》的修改稿中，毛泽东公开否定了刘的论调，而认为“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这便是从九大报告中所能推断的基本线索。
三、脱离现实的理论
文革的一大成果便是夺了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这是毛泽东所承认的，本没有
什么疑问。问题在于，高层的夺权斗争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换句话说，中共九大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准确地概括毛泽东的文革理论？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四大“武器似乎从来只是文革造反派的专利。其实毛泽东在1957年10月一次讲话中就涉及过这一概念。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6]毛是想将专利权授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四大”在更早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鸣放中便出现过了。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发明——“大民主”，当时受到毛的严厉批评，长期弃置不用，却在文革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中获得概念上的重生。遗憾的是，57年的整风鸣放沿袭的依旧是中共老一套的群众运动，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没有从法律上保证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也就从大的框架上决定了参与鸣放者后来的悲惨命运。
毛泽东在丧失57年开放民主实验的良机之后，又历经了平均主义的幻灭。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党内的分化，由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领袖倾向于退却，这是毛所无法容忍的。多年来毛便憧憬着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五七”指示可谓是他内心理想的蓝本。在新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人人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但人人又以一项为主，兼学别样。好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而中国恰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其中的点睛之笔就是人——“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厌恶人间一切形式的等级制，他的阶级论却又人为的将人间分为三六九等。过去搞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党内的分歧，非但得不到消弭，反而变本加厉。在毛看来，对立的一方是“修正主义”，就在党内。为了“揭发我们的阴暗面”，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革命。于是乎，在1957年的那次失败的预演之后，时隔九年，毛重新将火力对准自己的党。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传统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就已不复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仍会有各种游离的敌对分子存在，但并不构成完整的对立阶级。这就决定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特点，换句话说，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现有制度的主要矛盾。斯大林模式却是一种极端化了的官僚政治实践产物，其要害在于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包办替代一切。在僵化的体制下，人们发出的不同声音往往被视为“右派”向党发动进攻，“地、富、反、坏、右”则是阶级斗争的当然对象。对于“先锋队”的官僚主义倾向，晚年的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甚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都事先提出过警告。可惜列宁早逝后，其他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官僚化的进程，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为这一努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毛泽东的回应却得再三推敲，他强化了阶级斗争，也就是九大报告中所表述的“两条路线”之争，这是继承性的一面；他又不止于此，以向“党内走资派”开战和“大民主”而言，他的理论严重的偏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现超越性的一面。所谓文革，实质上就是从左的极端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尝试。
学者崔之元曾有惊人之语，“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17]为何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18]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有深刻的局限性，但与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清谈不同，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19]此处是从挖掘文革的合理因素出发进行的一番善意的发挥，假如让我们重返那滚滚的文革硝烟，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还会有着这般诗性的幻想了。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运动主要的支撑力量造反派也不例外。李宪源先生曾花了很大工夫来研究文革造反派这支奇特的力量，得出的却是充满感伤的结论：“无论从其社会产生根源与政治特征，还是从其出现的形式、过程和遭遇结果看，文革造反派与一九五七年受到打击的右派，几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惜乎造反派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砸烂一个旧世界还排得上用场，被遗弃的命运终究难逃。或许有鉴于57年一度失控的教训，毛泽东祭起“个人崇拜”这把尚方宝剑，也是于事无补，控制不了局面。于内，毛泽东自身的思想认识，忽左忽右，难以琢磨。在外，文革中“造反”与“保守”对垒之激烈，各派势力呼喊着毛泽东语录撕杀成团。两派的互搏，犹如毛内心交锋之物化，陷于继承与超越的两难处境而无力自拔。
《十六条》有言：“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21]为了应付67年“天下大乱”的危局，毛舍公社而取革命委员会，将选举制替换为“三结合”， 以“大民主”为始， “大专制”为终。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现实修正了理想，斗争压倒了民主。于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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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脱离理论的现实
九大在十年文革中的地位其实相当尴尬。先看会议召开的背景，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
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止，在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类似权力机构。当时的最高指示是：“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22]然而在实际委员会权力分配当中，往往伴随的是各派你死我活的血腥争斗。委员会的权力高度集中，排斥异己，毫无民主可言，其专制程度远甚于文革之前。有李一哲大字报为证，“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23]毛此时已锐气大减，为了维护国家必要的统一，尽快恢复党的组织系统，只有默认这个局面。事实上，到了1969年，群众运动的能量几近耗尽，文革所剩下的惟有狂热的个人崇拜。刘少奇是下台了，可毛的政治地位稳固了吗？历史偏偏开了个最为残酷的玩笑， 1971年林彪爆炸，举国震惊，人们信仰由此坍塌。
李一哲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有这样的比较：“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24]该篇发表于1974年，行文自也无法摆脱那鲜明的时代烙印，然文章中流露的却是社会中下阶层对文革颇具代表性的另类看法，其观念之独到，见解之深刻，就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确乎已难能可贵。
同样是对文革动机的首肯，同样为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无法抹杀各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狠斗私字一闪念”，也削不平各个社会阶层所持的特殊利益动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一场不成功的“大民主”实践，完全是因为它只具有一幅迷人的空壳。不同人物打的招牌背后，有着很不一致的实际要求。毛泽东深知，他要想最广泛的发动群众，仅仅靠近年所积累的“个人崇拜”作为资源是远远不够，他必须放权于民，允诺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既然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因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而大打折扣，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理应涉及面会更广，更为深入。毛正是这样阐述他的“大民主”思想：“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5]毛的理念在文革初期获得了广大民众强有力的呼应，很多造反群体沿着他的思路走得更加遥远，念念不忘他们的“公社理想”，哪怕被扣上“极左”“无政府主义”的帽子也在所不惜。所谓纯正的“毛泽东主义”，不是在庙堂之上，而在民间。至于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如林彪、“中央文革”大员等眼里的“大民主”，绝对只是个可资利用的工具，冲击“走资派”不妨借以用之，一旦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则毫不犹豫的将其拔除。理解了这一点，九大报告放弃了“大民主”，仅用夺权斗争来解读文革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天下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毛却总在孜孜以求他心目中的“金光大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俗语有云：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毛泽东一旦播下“大民主”的龙种，局势的发展也就由不得他来掌控了。或许，我们可以抱怨中国历来没有良好的民主法制传统，一放就乱，一收就死，57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这里有个基本的难题，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专制权力和给予群众以民主权利的做法之间存在极大的矛盾。“没有选举的民主”，实在超出了现代政治学的一般想象。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审判某位官员，却无权决定他的去留；人们砸烂了几乎所有的陈规旧矩，却发现人与人正常的交往关系也被付之一炬。
毛泽东也许预感到他的理想会在现实面前碰壁，“是准备跌得粉碎的”，[26]但以九大这样的反讽宣告他实践之破产确是极其残酷的事情。自那以后，他头脑里的民众意识也逐步的边缘化了。林彪、“四人帮”受宠的时候，也恰是中国专制气氛最为浓郁的一个时期；待文革后期，被推倒的老干部卷土重来之际，他们一门心思要否定“罪恶滔天”的十年动乱，对文革中的一切难免会狠之入骨。有趣的是，即便两者立场完全对立，他们对文革之起源的理解竟也分毫不差，“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27]毛逝世后，彻底终结了文革，中国的面貌由此得以重塑。
注释： [2]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3][4][9][21]《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7]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10]《人民日报》、《红旗》：1967年元旦社论 [15]摘自《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