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以加强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为主的政治形势下，“协商民主”这种加强多种渠道和方式的制度化咨询协商方式，不失为一种现实的有益补充方式，毕竟，“多商量总比少商量好”。
2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后的另一大政治改革内容细则出台。
早在2014年10月，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即审议了这一《意见》。《意见》在重申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基础上，把习近平提出的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写进了文件，描绘了一个“6+1”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重视被提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其范围和方式被广泛扩展到各个方面。
所谓“6”，即加强已有的政党、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和基层协商，“1”则是“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在一些具体的措施上，值得关注的包括，明确了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是一个“专门协商机构”，积极推动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就调整和规范劳动关系等重要决策事项进行集体协商，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等等，力图形成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协商民主制度，构建一个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中共党内重要理论代表人物、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最近两年来一直在讨论协商民主这一主题。在《意见》发布后，他在《人民政协报》上发文进行了详细解读，称“要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思路去认识中央协商民主新规”，并表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思路”是，“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看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两个轮子”。
“协商民主”被放在与“依法治国”等同的极其重要位置。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与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最大区别显然是，以民主协商而不是以投票表决为主要实现方法。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就是要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显示出“协商”的主要方式和目的应为意见咨询和达成共识。
多位来自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来，关于“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讨论一直是党内中高层的热点话题之一，而在回答到底选择何者作为中国式民主的主要实现方式时，赞同的几乎都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无主导者、对抗性竞争相比，“协商民主”过程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种积极纳谏行为，对权力拥有者而言，既能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又不会失去对事物进程的控制权。事实上，无论在文件之中，还是在官方学者此后的解读中，毫无疑问，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关键。这也与近年来中共推进民主政治时“有序参与”的基本原则相一致。
事实上，在目前以加强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为主的政治形势下，“协商民主”这种加强多种渠道和方式的制度化咨询协商方式，不失为一种现实的有益补充方式，毕竟，“多商量总比少商量好”。值得注意的是，被放在重点位置的“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和“政协协商”等内容所涉及的机构，包括几大民主党派、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其本意是各社会群体的代表。在这种情形下，与他们“协商”，是否意味着与广泛的社会群体进行协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此，《意见》制定了加强各个机构与民众联系的具体制度，以及具体的探索方向。
中国最近30多年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在全球获得了高度认同。另一方面，西方舆论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不待见，经常“说三道四”。在中国，“民主”一向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这种背景下，将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协商”成分梳理出来，探索出协商民主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创新，可视为与西方“代议制选举民主”在民主实现方式上的抗衡。同时，也有将中国式协商民主作为“中国模式”政治体制重要组成部分进行阐释和向外传播的意味。这正与此前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式“依法治国”施政逻辑类似：民主、法治这些世界流行的政治概念，中国都要遵循，但中国有自己特定的民主和法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