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选举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共产党的领导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的五个方面的关系。
关键词：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国家治理;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近年来理论界探索的热点问题。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五个方面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对这五个方面的关系展开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选举民主的关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存在明显区别。第一，协商民主以对话为中心，表现形式是讨论、争辩与沟通，体现的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参与协商的权利;选举民主以投票为中心，表现形式是选票，体现的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力。第二，选举民主属于“政道”民主，涉及权力的来源，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协商民主属于“治道”民主，关注权力的运行，解决的是合理性问题。第三，选举民主的前提假设是协商主体的偏好不变，选举是偏好的集聚;与之相反，协商民主认为偏好是可以改变的，能够通过协商、讨论和争辩实现协商主体偏好的转变。第四，选举民主“求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选举的结果最终体现多数人的偏好和意志，少数人的权利被忽视;协商民主“求同存异”，强调协商主体平等自由的协商，协商结果既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同时也使少数人的主张和意见得到表达和尊重。第五，选举民主“求善”，认为多数即合理，承认多数原则的合法性;协商民主“求真”，要求集中协商主体的理性和智慧，最大限度地做出科学决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存在诸多共通之处。第一，两者的实质相同。民主的要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其最终目标和根本宗旨都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选举和协商只是健全民主制度、规范民主形式、完善民主程序并最终实现民主价值的形式和手段。第二，两者遵守的基本原则相同。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都是公民及其组织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和机制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它们都强调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重视参与者的平等机会和有序参与，倡导参与的公开、公平、公正。第三，两者的基本功能相同。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有助于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推动公民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调动公民参与热情;
有助于民众意见和主张的表达，促进公共决策民主化，避免社会暴力与冲突，实现社会和谐;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及政治合法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①。第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体现在我国政治制度各领域。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民主表现形式是选举民主，而人民政协制度的主要民主表现形式是协商民主。但这并不是说人大就没有协商，政协就没有选举，实际上人大在立法和决策前也都有协商讨论，政协领导人的产生和政协决议的通过最终也由投票决定。第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贯穿于政治决策全过程。从国家层面政治决策过程来看，政协是在决策前协商，人大是在协商后决策，政府是在决策后执行。从具体决策过程看，决策前一般会协商讨论，但大多数决策的通过最终要借助于票决。第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丰富了人民参与的形式，拓宽了人民参与的渠道，保证了人民参与的权利，因此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同时，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也综合了各方意见，协调了各方利益，既体现了多数又尊重了少数，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关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存在显著差异。第一，本质不同。我国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这保证了我国协商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西方协商民主建立在相互竞争、权力制衡基础之上，这决定了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方向。第二，政治前提不同。我国协商民主的政治前提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在总结我国协商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与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相适应。西方协商民主主要是基于选举民主的现实困境提出来的，强调公民自由、平等、参与的权利，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第三，目的不同。西方协商民主是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形式而发挥作用。我国协商民主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党的科学、民主决策，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治理国家的能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第四，存在基础不同。一是文化基础不同。我国协商民主源自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西方协商民主主要建立在自由多元的资本主义文化基础之上。二是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不同。我国协商民主“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②。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开始于20世纪末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之后，起步晚且主要限于基层治理。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中产生的新的民主实践形式，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才刚刚起步。三是理论基础不同。我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理论。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也存在诸多共同点。第一，都承认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都是滋润协商民主产生发展的重要土壤。换句话说，中西方协商民主都承认并强调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第二，都试图通过对话协商达到增进共识的目的。公共协商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要素，而围绕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和事务进行理性协商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标志。第三，都建立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中西方协商民主都重视协商活动的透明度，强调协商信息、协商程序、协商结果的公开等;都重视建立科学合理的程序、原则和方法，并强调用其对待所有协商主体;都重视协商主体间的平等。第四，都有助于解决有序参与及决策合法性问题。参与是民主的第一要义。中西方协商民主都倡导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以集中智慧提升公共决策的合法性。第五，都能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西方协商民主是针对选举民主的不足提出的。我国选举民主尽管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某些固有的弊端，但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选举民主的弊端。
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区别和联系可以看出，中西方协商民主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但更存在根本区别，它们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主政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③。既然如此，这就决定了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而不是单纯地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出发试图诠释甚至是否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当然，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西方协商民主的积极价值。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注重审慎思辨，注重构建协商程序，注重社会层面协商，注重国家和公民的互动，注重协商精神和意识的培养，注重保障公民的协商权利，能够较好地将共识和多数民主结合起来，等等。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需要我们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积极方面。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了国家治理的深厚基础并凝聚了国家治理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参与协商，可以就决策和工作达成广泛共识，避免利益集团因一己私利而相互竞争、相互争斗的弊端;可以畅通利益表达渠道，避免不同政治力量为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而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避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避免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国家治理、无法进行利益表达的弊端，从而最终广泛凝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奠定国家治理的深厚基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就为从协商民主方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最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路径，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存在诸多契合之处。第一，两者以多元化为重要存在前提。协商民主存在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利益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而这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前提。现代治理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多元共治。第二，两者都要求推进制度建设。当前党和国家正在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两者都强调有序参与。治理与秩序是紧密相连的，现代治理的直接目标是要形成某种稳定的秩序。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序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协商的民主形式。第四，两者都强调公正的重要性。现代国家治理是人人平等的共享式治理，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注重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要求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
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共产党领导的关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遵循着民主集中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和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民主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协商的过程也是发扬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当然，人民内部的协商需要相应的组织领导，而这个组织领导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的，比如，国家政权机关协商、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中国共产党都对协商活动的开展发挥着重要组织领导作用。基层协商，基层党组织也大都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人民内部充分协商的直接目标是要“取得一致意见”。为什么要“取得一致意见”，这与共产党组织领导协商活动的目的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共产党希望借此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而组织领导、纳言集智是集中制原则在协商民主中运用的结果和体现，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这是由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决定的，也是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确立的;另一方面，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要义在于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性质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一致的，只有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现实地看，在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党的职能组织以及所团结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建立协商民主制度的规范和程序机制;通过基层组织、社团组织以及党所联系的社会经济组织，为协商民主运作建立覆盖面广、协调面大的制度体系，保障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改善和增强党的领导。第一，有助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共产党通过发展协商民主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治国理政，有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以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同时通过发展协商民主，增强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透明度，促进群众协商参与和民主监督，有助于化解各种风险和矛盾，增强党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提高党拒腐防变的能力。第二，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是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又是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引导群众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实现群众与执政党沟通交流的制度化、有序化，对于进一步加深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有利于提高党治理国家的能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然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决策效率的关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决策效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有序的民主，这可以避免无序参与导致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是无效率的情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序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具有组织性。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具有组织领导的协商民主，总体上讲，它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是在国家政治层面还是在基层自治层面，党组织都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施推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其他行业组织、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也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施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组织作用。第二，具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包括法律法规保证。当前，国家政权机关的协商、人民政协的协商及政党的协商都有着比较完备的制度规范。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制度规范尽管不完备但也在不断探索完善之中。规范的协商保证了民众的有序参与。第三，具有程序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包括一系列前后衔接、过程完整的程序。从协商活动的组织筹备到具体实施，再到协商成果的运用及反馈，完整合理的协商程序保证了民众参与的有序性。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决策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体现在决策过程上。“公正与效率两个价值之间确实存在着张力，但是公共决策作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公权力行使行为，在这两种价值之间应当更倾向于前者。注重过程的公正性而牺牲一定效率的决策过程，要比注重过程的高效而牺牲结果的公正性的决策过程更为可取。没有效率的决策只是推迟了决策方案的出台时间，缺失了公正的决策则意味着公权力调控机能的紊乱，而这会破坏法治社会的根基。”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协商渠道，公民及其组织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协商包含了协商主体的智慧和理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降低了决策风险。尽管注重过程的公正会牺牲一定效率，但它有利于预防决策失误产生的负面效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从而产生真正有效的决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决策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也体现在决策结果上。协商民主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证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经人民协商讨论，协商充分凝聚了协商主体的智慧和理性，因此赞同最终决策的协商主体会拥护并积极执行决策。即便是不赞成或者是对决策持保留意见的协商主体也会支持决策的贯彻执行（至少不干扰决策的执行），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意见和观点在协商讨论时得到了表达，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即便是最终没有被采纳，但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因此，尽管协商的过程延缓了决策的时间，但由于决策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理解和支持，所以决策执行的时间大为缩短，也就是说决策执行的效率大为提高了。所以，从整个决策过程来看，决策的效率并未受到多少影响。另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是相互补充、紧密结合的，在决策协商不能达成共识或存在较大分歧时，最后还是要借助票决来加以确认，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也避免了决策的低效率。
注释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⑥杨炳超：《论协商民主的政治意义及其局限》，《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