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对我国长期奉行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进行理性反思，使“创新驱动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投资拉动增长;创新驱动增长;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不仅充满着各种挑战和风险，而且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更考验着政府决策者的行为方式。
我们从凯恩斯和熊彼特这两位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谈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熊彼特曾就经济发展的动力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凯恩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连续增加的资本和人力投入，而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经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一种“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即通过不断的内部革新从而达成产业转型的过程，或者通过不断发展新的经济模式和消费品来替代旧的经济模式和产品的过程。由于凯恩斯理论为当时经济走出萧条提供了一份快捷、有效的“行动方案”，争论的结果是凯恩斯主义占据了主流地位。尽管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直被人们称道，但真正盛行的还是凯恩斯主义。比起熊彼特理论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政府决策者更愿意选择短期内能“立竿见影”的凯恩斯主义。只有当“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遭遇发展瓶颈时，熊彼特的“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才会被人们所重视。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究竟是什么？面对发展中的问题，20世纪这两位伟大经济学家留下的理论，又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一、投资拉动增长：“凯恩斯动力”的局限性
作者简介：茶洪旺，男，北京邮电大学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6）。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质上是危机经济学，在短期内，能对熨平经济波动、避免大萧条阵痛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易于被政府所接受，成为政府的政策共识。正因如此，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每次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都大行其道，被很多国家作为应对经济危机、防止实体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重要手段。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被弃用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支出扩张计划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最庞大的开支计划），力图用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削弱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避免经济的深度衰退。实践证明，应对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凯恩斯的决策理论确实卓有成效，其在理论中透露出的聪明卓绝判断力，已经站在了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长期来看，凯恩斯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也有代价，它无法解决危机的深层问题，同时还扭曲市场信号，滋生虚假繁荣，延缓经济结构转型、制度创新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最终会在经济系统内累积多种后遗症。用凯恩斯的话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②。可见凯恩斯政策主导下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在特定的经济情形下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当在经济遭遇危机陷入衰退时，以政府扩大投资来填充市场投资减少造成的总需求萎缩，防止了经济深度下滑、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态势后，其任务就完成了，就应当适时退出，它不可能也不适宜解决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换句话说，凯恩斯为经济危机开出的“救急”药方，决不能长期服用，否则，就会带来严重后果。
反观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投资拉动增长”模式长期化的结果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教训是深刻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我国有非常深厚的制度基础。长期以来，政府总是试图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去解决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的政策频繁出招，解决短期稳定问题能“立竿见影”，尤其对于五年一届的政府任期，“投资拉动增长”更是具有强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对提高综合国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消除贫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且还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潜行在经济系统之中的巨大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暴露出来，产能过剩严重、高耗能、高排放、生态环境恶化、企业技术创新乏力、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边际产出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以及权力寻租现象频发，官员腐败大案、窝案不断出现、社会矛盾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叠加交错浮出水面，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二、创新驱动增长：经济新常态下的“熊彼特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这样“三期叠加”的复杂困局，这究竟是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危机短期的各种不稳定表现，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和分歧很大。新一代中央领导高屋建瓴，首次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特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要摆脱“旧常态”，这是中国高层对经济增长阶段作出的符合规律的解释和科学判断，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时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界的共识。“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面对新常态，只有“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才能科学认识新常态下的新特征、新动力，进而积极应对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速度、结构、动力”三个方面：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增长速度换挡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后是经济增长动力在发生转换，增长动力的性质决定着增长速度和结构转型的质量，增长动力的转换是重中之重。新常态下，显著特征就是增长动力转换，即从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创新驱动增长”是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实践已经证明：“投资拉动增长”虽能发急功近利之力，但它却无可持续发展之功。依靠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纵观世界经济，一部经济史就是创新历史，创新是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源。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把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创新激发出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那么经济增长自然会“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将是一种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增长，这才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所需要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如何让“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下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
创新（Innovation）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形成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是“熊彼特动力”。因此，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仅仅来自经济要素投入和投资的增加，更来自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变量在数量上的增长来认知经济发展，试图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在提高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并强调创新活动所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阐释和认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全球经济所破坏和创造的巨大价值不断地印证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前瞻性论断。管理学大师德鲁克（Druker，1983）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③反观中国，目前进行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何尝不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呢？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无疑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必然，舍此别无他途！我们必须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动力，考验着中国的经济发展。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的第七次会议上，中央高层决策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指出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释放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信号，为经济新常态下选择“熊彼特动力”指明了方向。
航路已经指明，坚冰有望打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早在“九五”期间就把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规定为一项基本目标，这说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为什么2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不明显？政府决策者为什么总是难以跳出“路径依赖”的行为选择？总是在复制“投资拉动增长”的旧模式？究其深层原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我国有着非常深厚的制度基础，如果这个制度基础不改变，还有可能会沿着“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继续走下去，对此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有鉴于此，要使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只有也唯有依靠中央顶层设计，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和办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创新拓宽道路。要彻底改革长期以来助力于“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行政体制、决策机制，尽快补上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等体制机制“短板”。眼下政府要继续大力简政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进一步释放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的活力。尤其要真正破除“唯GDP论英雄”的干部政绩考核方法和手段，克服急功近利的政府决策行为。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创新驱动增长与投资拉动增长相比，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这对于五年一届任期的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 三、结语
如果说创新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启动新引擎，握紧点火器，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迫切任务，我们一定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抓紧抓好，让创新充分获取改革红利，使之真正成为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奋力作为，“创新驱动增长”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会更加引人注目和让世人惊叹。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动力”作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是基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局限性深刻分析得出的逻辑结果，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要警惕两种极端倾向：在理论上不能因为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就彻底否定凯恩斯;在实践上不能因为传统“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带来的负效应，就否定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任何时期，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所要否定的仅仅是人们把凯恩斯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措施作为长期化的决策行为，否则我们就会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错误。
面对经济周期现象，人类还没有一剂万能的灵丹妙药。最终走出危机，需要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凯恩斯关注的重点是短期政府政策，注重提出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能够为我们提供避免经济大萧条剧痛的止痛药，重在治标;而熊彼特关注的重点则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重提出解决经济体系内部产生繁荣动力的办法，重在治本，能够为我们提供强身健体的长效药方。基于长周期理论视角，凯恩斯与熊彼特的这两种理论是互补的，关键在于如何把“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融合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能不能找到凯恩斯与熊彼特理论思想的重要交汇点，并科学地融合他们的经济学构想，创造出新的经济理论，这既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也是一个困局，其任重而道远。“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这一困局将会是一个产生新经济理论的契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会催生出新的科学理论，新的科学理论又将指导着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②[英]R・F・哈罗德：《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71页。
③1983年，为了纪念熊彼特和凯恩斯100周年诞辰，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发表了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一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许经勇.论凯恩斯的萧条经济理论的创新性与局限性[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4）.
[6]杨春学.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J].经济研究，20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