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升级转型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并且还应对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虚拟经济、虚拟性货币、宏观调控、经济学最基础范畴等基础研究给予创新,对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区别、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不同、新型工业化理论、农业现代化理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应用理论的研究。同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理论的研究还要肩负起监督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任。

关键词:经济理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虚拟经济;通货膨胀;公共救助;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4-0001-06

科学的理论是人类认识自然与自身最高智慧的结晶。科学实践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缺失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新的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重复性的依然保持在原有认识水平上的实践,不会是新的实践。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终于走进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升级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至此,不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无法摸着石头过河了。改革需要攻坚,发展需要转型,缺少相应的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绝对不可能担当时代的使命和达到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应有高度。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开拓进取,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全面的科学理论指导,以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理论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改革。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理论改革。缺少理论创新,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推进。经济理论界需要认识到改革的实质,更需要担负起理论改革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的强大动力。因此,当前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不是解读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是其他方面的经济理论研究,而是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中,科学地阐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初级阶段?”以及“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中国需要对社会主义做出改革性的解释,或者说,经历了改革,需对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深刻认识。这不能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解释,也不能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取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需要依据对于社会主义新的认识建立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和理想。就此而言,人们不可能将这种信念和理想建立在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之上。中国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实践出了问题,根子一定是在理论上。所以,改革的推进,必须解决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准确地讲,这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以传统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套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上是不合逻辑的,只能使社会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事实相比传统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含有相当大的发展性的。这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后人们都清楚的事,也是在理论的逻辑上都不可回避的事。这潜存着新时代的发展与旧时代的认识冲突。在现实的改革攻坚阶段,这是一个公开的尖锐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一尖锐问题,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改革实质的漠视,很可能造成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缺失。中国的经济理论界,不能只是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对于社会主义做出改革后的新的科学理论认识。

目前,已经有一些理论界人士指出,中国现在不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但是,现实之中,还是有大量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相混淆,看不到或者说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传统的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衡量初级阶段现实,强调中国的初级阶段已经违背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换一个说法。二是用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事物,强调目前的某些做法不是社会主义。对此,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界的深入研究给予明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保留必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之外,其他的方面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还是萌芽,不可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要求人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用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以外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且,必须明确,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必然是少数,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市场活动是社会的主流。

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术语,不是一个政治术语。过去,中国将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将计划经济等同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对的。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后,由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传播没有跟上,在中国,从上到下,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始终处于认识模糊状态。甚至对于市场经济出现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对立的,搞市场经济就要取消国民经济计划。二是认为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有政府介入就不是市场经济。三是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知道了什么是商品经济,就可以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

对此,中国经济理论界的进一步研究必须深刻地阐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因为只要国民经济有计划在内就是计划经济。因此,最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只是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不需要含有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的计划经济。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并不要求政府退出,并非实行经济自由化。可以说,不会是政府退出市场,市场经济就搞成了。现今全世界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退出市场。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政府事实上都比中国政府支配的市场资源的比重更高。 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人类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特征是: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的生产资料是自有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是部分或全部用于交换的。而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是市场化获取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是部分或全部用于交换的。相比只有商品交换市场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多出了一个生产要素市场。由仅有商品交换市场到生产要素市场出现后与商品交换市场的并存,是社会经济的重大进步,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至此,市场交易关系发生了复杂性变化。商品经济中的市场交易关系只表示市场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易关系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市场交换关系,另一种是市场契约关系。因此,从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应将市场经济定义为是在商品交换市场发达的基础上又进展形成生产要素市场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要超越商品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新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并积极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

二、经济理论基础研究的创新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当前首要研究任务的担当,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经济理论体系建设的本体性需要而言,还至少应当在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以下五个方面做出深刻而系统的认识创新。

1. 要对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建立在常态经济的基础之上,而常态经济是常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常态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现在,经济新常态成为了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几乎是不论什么事,都一律套在新常态下做研究。其中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看待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如何在新常态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新常态下激发资本市场的活力、如何在新常态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如何在新常态下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等等。这种一拥而起的热潮似乎是将新常态当作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种状态也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种有悠久历史的常态表现。但是,事实上,这个筐筐是不需要经济理论界研究的,这应是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政府认真研究的。经济理论界需要研究的是新常态的基础,是常态经济与常态社会的相关理论问题,并要以此认识的创新来为政府的经济新常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必要的认识前提。因为毕竟经济新常态也是一种常态经济,政府的研究应当界定新常态的新是新在什么地方,当然需要明晓和确定什么是常态社会下的常态经济。对于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的研究应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理论基础研究重大创新的一个基点。

2. 要对虚拟经济理论做出开拓性探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并没有涵盖虚拟经济领域,只将研究对象限定于实体经济领域。这是传统经济理论不适合现实经济需要的直接性存在问题。在现实之中,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都已经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合为一体化的,因此,迫切需要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这要求经济理论的基础研究首先要面向虚拟经济领域做出开拓性的探讨。

与传统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现代经济的市场活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虚拟经济。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运行的具体表现。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借贷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在资本市场运行中,经济的稳定性不同于实体经济,理论的研究需要给予新的认识。若资本市场缺少稳定性,那国民经济很难实现整体运行稳定。因此,如何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是虚拟经济理论重要的研究内容。而且,这种研究对于虚拟经济运行稳定的认识必须的前提是经济活跃状态下的稳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用压制保持稳定,是毫无意义的。新的经济理论需讲清楚,缺乏活跃的稳定,只是僵化。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破除传统的僵化,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这也就是说,中国未来需要的是市场充分活跃的稳定。

3. 要对虚拟性货币理论给予全面系统认识。货币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枢。就目前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货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由实体性货币转化为虚拟性货币。因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高度重视并展开新的虚拟性货币理论研究,而不能是依然用实体性货币理论认识现实的虚实一体化的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认识到,虚拟性货币的产生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定事实。实体性货币的性质是特殊商品,虚拟性货币的性质是信用工具。这是两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货币。目前,在经济界,还有许多人不区分虚拟性货币与实体性货币,对现代金融的研究尚未上升到现代货币的虚拟性来把握。若保持对于货币的实体性认识,那出现金融危机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如果人们对于货币的理解还都是依据实体性货币理论,不区分虚拟性与实体性的重大差异,只讲货币理论,不讲是实体性货币理论还是虚拟性货币理论,不仅不符合对于现代货币认识的基本逻辑,而且还会对现实中的货币运行造成某些外部性干预的扭曲。这就是现在经济理论界必须高度重视虚拟性货币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4. 要对宏观调控研究做出创新的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接受了由西方引进的宏观调控理论。但是,依据这种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迄今为止中国实施的宏观调控只是货币总量控制,并不直接调控虚拟经济。而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讲,对虚实一体化的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应是对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调控。事实上,宏观的政府调控如不涉及股票市场,失控的这一市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宏观的政府调控如不能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一市场的盲目性就会引起国民经济危机或全世界金融危机。这牵涉到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可否直接调控资本市场,二是宏观调控应怎样调控资本市场。这两个问题都是需要仔细探讨的问题。经济理论界需要明确的是,宏观调控理论必须创新。对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必须是使用强大的理性资本力量去调控非理性的资本力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绝对不能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资本市场。只有依靠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时代,政府才能够自觉地运用财政力量对资本市场实施宏观调控,即可依此避免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由此而言,增加对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建立新的虚实一体化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总之,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必须告别以货币总量调控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时代。 5. 要科学确定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目前,创新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科学地确认劳动范畴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有的是以商品研究为起点,有的是以效用或需求为基础范畴进行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事实上,商品是劳动的产品,效用是指劳动成果效用,需求是对劳动成果的需求。因而,与商品、效用、需求范畴相比,劳动范畴是更为基础的范畴。这一范畴关联着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所有内容,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全部活动。只有用劳动范畴贯穿于各个研究领域,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才能确保根基牢固而体系完整。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基础研究创新中,应当而且只能是从将劳动作为本学科的最基础范畴起步。这种起步是21世纪经济理论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原点,是中国经济理论界能够自此科学地服务于社会的基础保障。

三、当前迫切需要的应用理论研究

坚持基础研究,并不等于放弃应用研究。中国目前的经济理论研究,在基础研究创新的基础上,依然负有对于现实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应用性研究的社会责任。

1. 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研究。从理论的层面透析,可以确定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在于,区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公营企业的设立。在改革之前,中国是将公营企业纳入了国有企业范畴,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搞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而改革改到今天,事实上是将国有企业混同于公营企业,以公营企业的设立模式替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从而致使全面深化的改革难以推进。因而,在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混在一起,经济改革当然无法进行,而经济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只有解决将国有企业混同于公营企业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才有可能。这是确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这一确定的逻辑约束。

在近代的历史中,国有企业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公营企业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包括应当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生产方式上,国有企业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在公营企业依然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结合。在经营方面,国有企业只能限于竞争性的基础行业和资源性行业,而公营企业必须设立在非竞争性领域。在管理上,国有企业必须实现政企分开,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要义,而公营企业必然是政企不分的,公营企业必须听从政府的支配。在权属方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全民所有,由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分级代表全民运作,而公营企业的所有权分别归属各级政府所有,因而公营企业分为中央公营企业和各级地方公营企业。在企业设立的目的上,国有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设立国有企业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消灭剥削制度;而公营企业的设立是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干预经济,以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总之,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公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是不能混在一起改革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需要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又需要设立公营企业履行政府经济管理职责。

2. 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货币是核心关键的问题。每年发行多少货币,是政府经济工作的一个焦点。从目前的情况看,在这方面,中国的有关部门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现实的问题在于,混淆了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区别。由于惧怕通货膨胀,因而不敢随着物价上涨发行相应量货币;由于囿于传统的经济理论,没有将虚拟经济对于货币的需求纳入社会对于货币的总需求量;因此,发行的货币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一般地讲,通货膨胀是恶性的,是货币发行多了从而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是非价格因素的货币贬值。而实际上,物价上涨并非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在市场经济中,不合理的价格会自行调整的,且在价格刚性作用下,这种调整只会引起价格上涨,不会降低价格。价格调整的结果同样会造成货币贬值。所以,货币贬值并不都是由于货币多发,也并不都是由于价格调整。通货膨胀必然造成货币贬值,价格上涨也必然造成货币贬值。只是,对于有关部门的工作来讲,不能将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等同于价格上涨引起的货币贬值,不能将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相混淆,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由压制价格调整性质的货币贬值干扰经济发展。经济理论界对于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是直接服务于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

3. 新型工业化理论研究。200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点,自这一年起,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腾飞阶段。这一阶段是工业化的最后阶段,也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腾飞是在“十五计划”期间实现的,此后,经历“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乃至更久,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

在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11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界需要对中国的工业化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和明确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是新型工业化。如果中国大众不知道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腾飞阶段,那理论界是需要负责任的。如果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不能对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做出必要的系统认识,那中国经济就难于自觉地应对工业化腾飞阶段,难于顺利地实现工业化。中国经济理论界不必等着外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工业化已经腾飞了,再开始工业化理论的研究。问题在于,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腾飞。现在强调进行工业化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应是很迟钝了。因此,不能再迟钝下去了,理论界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积极地开展各个方面的相关研究,包括要研究工业化的配套工作,研究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特点。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在科学的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顺利实现新型工业化。

4. 农业现代化理论研究。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聚焦于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农村法治问题,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而在此之前,中国各地很少有提农业现代化的,至多只是提实现农业产业化。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农业现代化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再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跟进,着力开展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经济理论研究,直接为中国尽快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服务。这方面的研究应主要包括:符合新型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土地制度研究、由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向家庭农场市场化生产方式的研究、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关系研究、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培育新型农民的系统研究、发展农业高等教育研究、实施中国农业种子工程的研究、保障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研究、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研究、林业经济现代化研究、渔业经济现代化研究,等等。 5. 国际金融危机研究。至2015年,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七年,在世界各地,人们没有预料的是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会这样快的就平息了。但是,人们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很快就会迎来21世纪的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因为,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理论界并没有能够做出新的认识,至少是缺失看法一致的深刻性研究成果。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也未能强化自身遏制金融危机的机制与力量。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世界经济的实质为盲目性的不确定性无法控制地不断增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几乎全世界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唯独中国一枝独秀,依然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全世界瞩目的事实,只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大多数研究人员至今尚未对此做出确切而深刻的认识。这总体上表明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潜在威胁,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实际还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居安思危,当前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严肃对待国际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问题,认真地组织和引导相关人员加紧研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世界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现代经济危机与现代金融危机理论和应对危机办法。

四、理论界肩负着监督政府经济工作重任

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担负着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以及监督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任。从基础理论研究到现实经济应用研究都需要经济理论界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无论何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理论界配合政府工作责无旁贷,同样,经济理论界监督政府的经济工作也是责无旁贷的。在现代社会,政府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责。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政府的经济工作需要得到全社会的监督,其中就包括来自经济理论界的监督。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投入相当大的力量细致地、系统地研究政府的经济工作,包括从财政预算到突发灾难拨款,方方面面都要实施必要的监督。经济理论界对于政府经济工作的监督是社会监督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失社会监督的政府,不是腐败的政府,也会是多少有些胡来的政府。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前所未有的好。200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1.8万亿元,而到了201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接近14万亿元。面对这么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量,政府是怎么考虑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没有得到薪酬的增加,甚至有的地方还削减了公务员工资。按照现代财政原则,基础建设不应动用税收资金,而只应使用财政信用资金,增长的财政收入不会用在基础建设方面。在这期间,国防经费有了明显的增加,但这毕竟是一个用钱的小部分。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教学质量和教师待遇并没育提升,或许存在的问题更多更大了。这本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时期,是基本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期,但是,却没有让民众感受到工业化腾飞的魅力,没有让民众看到政府在2004年之后汇集财力干大事的实力和业绩,尤其是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缺少稳定的长期的财政投入计划。可以说,这或多或少与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并未能完全把握好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实施的大局,对于政府经济工作的监督不到位有关。这个应负的主要责任在经济理论界,不在政府。

准确地讲,这些年来,政府确实加大了民生保障,花掉了不少的钱。并且,政府还向民众保证,今后将继续加大给予民众的福利。就此,经济理论界需要给予政府提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承揽过多的经济责任,改善民生需要防止过度依赖政府。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过多,不是好事,尤其是在中国工业化的实现之前,政府更不应该承受过多的福利负担。严格地讲,中国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之后,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不是不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国家,其实就是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上去了,而相应的工业化没有实现,经济的发展没有达到发达水平。所以,中国必须警惕,不能让拉美悲剧在中国重演。改善民生必须靠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靠提高工资收入,而不能靠提高政府福利。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财政理念下,政府具有公共服务和公共救助的双重职责,刚刚步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政府,万万不可混淆这双重职责。公共服务是均等的,是每一位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的。公共救助是个别的,是指针对暂时有困难的人实施的国家救济,或是给予社会特殊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如果混淆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不单单是增加财政负担,最严重的是造成社会二次分配的不公平,进而使整个社会的分配难以实现公平,构成对市场公平的破坏和某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所以,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工作给予监督,避免发生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相混淆的问题。民众的住房是民众的最基本生活资料,对于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必须自行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或改善住房条件,无需政府插手。这就是说,民众的住房问题和改善住房条件不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新加坡是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在住房方面实施公共服务,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提供经济适用房,在世界上是一个例外,不应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效仿。中国应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只对个别的困难家庭提供基本住房。但目前,中国既不是像新加坡那样提供公共服务性住房,也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提供公共救助住房,而是花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为大约20%的城市人口提供经济适用房。这种做法是明显地混淆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将原本的公共救助做成了扭曲的公共服务,严重地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只是干了一件在传统体制下想干而没有钱干的事情,走回到政府包一部分人住房的旧体制去了。对此,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将政府从包一部分人住房的旧体制窠臼中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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