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基础上完成的，因此，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和本质，更有利于客观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科学历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重要经典文本。从继承和创新、正确与错误等二重性的角度对这些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研究，并探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4-0007-05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其中哲学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根本目标，政治经济学则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核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研究可分为早年、成熟和晚年，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是前后矛盾的，进而试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学说。无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经济学思想的确存在一些诸如脱离实际的强烈美好的主观愿望、重要概念的不清等问题，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依据，实际上也是不成立的，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经济学研究具有辩证性，尽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未达到成熟水平。另外，恩格斯晚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尽管他认为该体系尚未建立，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经涉及到了对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思考。
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他自己有明确的表述：“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P588），马克思早期经济学思想主要来自对斯密、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马克思曾指出他的研究结论是经验式的、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批判研究得出的。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早于马克思，他曾指出：“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2]（P701）。马克思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始于1843年底，其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是于1844年4―8月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在1842年11月―1844年8月进行英国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调查，并搜集研究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根据亲自的调查和考证于1844年9月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1844年完成并公开发表了他最为著名的早期经济学代表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笔者以1843―1848年为基本时间段，重点就《论犹太人问题》《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等著作的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研究，拟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地继承和批判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经济学的合理观点与错误观点等二重性角度，结合广义政治经济学早期思想进行文本考证。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二重研究
除却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经济学思想来源还包括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观察和调查。其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恩格斯指出：“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作出结论”[2]（P60）。马克思强调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2]（P60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着重批判了斯密关于工资、利润、地租三个经济学范畴的理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2]（P167）。这些引文表明马克思已经在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方式来探讨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为了清楚展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讨论他们对古典经济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以及对古典经济学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一）工资范畴的研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I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指出工资是资本家与工人的斗争结果，资本家由于掌握生产资料，在工人的工资决定上更具优势，雇佣工人往往只能获得最低工资，即维持生存和繁衍的必要费用。马克思还就工资波动和工人命运做了详细的分析：表面上工人的工资所得往往取决于资本家的企业利润波动，实际上却呈现另一种现象，即资本家盈利时工人未必有更多收入，但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必定亏损。此外，“当市场价格倾向于自然价格时，工人遭到的损失是最大的而且是绝对的”[2]（P116），显然，工人的工资并不仅仅取决于工人自身的劳动强度，更容易受到非自身因素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生活资料的价格远比劳动力价格更为稳定。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工人遭受的剥削更为严重，但资本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工资的剥削实质。马克思结合经济史实指出，无论社会状态如何，工人的命运都必将沦落为机器和资本的奴隶，所以马克思赞同斯密所说的在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时，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是最重的，但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将劳动仅看成是增加财富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学工资范畴的拓展研究形成了马克思早期产业后备军思想，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大资本力量越来越强大，无产者队伍也逐渐扩大，比如小企业主和小食利者都逐渐变为无产者。“最后，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2]（P752），马克思很直白地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经济危机理论和其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马克思一直秉承辩证分析问题的习惯，他毫不吝啬地对国民经济学合理的一面进行表扬，比如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确地解释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 （二）地租范畴的研究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将地租归结为土地富饶程度大小的观点，他认为正如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地租则决定于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博弈。各种利益的敌对性被国民经济学视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这是合理的一面。然而斯密在地租问题的研究中产生了前后逻辑的相悖，一方面他认为土地所有者利益始终一致于社会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表明在私有制经济生产关系里，个人从社会中的利得与社会从个人身上获得的利益成反比。恩格斯亦对国民经济学地租理论进行了辩证地批判，他肯定李嘉图在地租问题上认识的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同时指出李嘉图关于地租的定义，即地租是付租金的土地收入和值得费力耕种的最坏土地收入之间的差额，是有问题的。它只有在社会需求下降致使一定数量的最差耕地被废弃时才是成立的，但社会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李嘉图式的定义没有阐述地租产生的具体原因，这成为他地租理论的最大缺陷。比如，李嘉图错误地认为最差的耕种土地没有地租，显然这是不科学的。根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不同，马克思做了重要的修正和发展，并形成了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一般形式，除此之外，马克思也细致研究了资本主义条件特殊形式的垄断地租。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地租的本质，他首先指出地租离不开土地肥力，即自然肥力和经过耕作改良的肥力，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竞争和土地自然肥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土地占有者的财富日益增长的秘密无非就是“通过他个人劳动得来的、完全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当做他个人利益的源泉进行掠夺。他靠出租土地、靠最终攫取租地农场主的种种改良的成果进行掠夺”[2]（P69）。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地租范畴及结论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
（三）竞争范畴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对经济学的研究中特别注意竞争范畴的作用。恩格斯先比较了斯密和萨伊对竞争的理解，前者支持竞争代表费用与生产费用对立，后者则认为竞争代表生产费用与效用对立；其次恩格斯剖析了国民经济学关于价格、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关系，并指出：“经济学中的一切就被本末倒置了：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2]（P66）；再次，恩格斯直接挑明：“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2]（P72），意即竞争是私有产权关系社会里的典型范畴。恩格斯深刻揭露了私有制下竞争致使人类道德丧失到极点。斯密认为，个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无形间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形成，按照斯密的逻辑，竞争亦有这样的功能，然而恩格斯深刻地点明充分竞争背后的最大利益冲动，即个人都希望成为垄断者，垄断的形成必然不会造成社会整体利益最大。恩格斯肯定了竞争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竞争有利于重新调整社会秩序，尤其可以打破衰败的旧秩序。马克思详细论述了竞争的资本表现――资本积累、资本积聚。他就竞争导致的大资本如何吞食小资本做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对于大资本家而言，他们承受利润下降的耐力较强，也可以借助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周转比例上的调节甚至可以通过短期亏损的手段强行与小资本家竞争，直至他们被兼并。
（四）自由贸易的研究
1848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说指明了自由贸易的实质，“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2]（P756）。显然，马克思认为，贸易的自由本质上是资本的自由，而且贸易自由程度越高，资本的活跃程度和对工人的压榨程度就越高。故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自由绝对不是工人阶级发展的自由，而是资本对劳动剥削的自由。另一方面，马克思辩证地指出自由贸易制度的积极影响，自由贸易制度瓦解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封闭――这种封闭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自我保护作用――的状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此外，由于贸易自由本质上是资本的自由，经过一定时间的竞争和积累，资本势必会形成垄断，同时，前述指出，贸易自由加剧了私有制的生产矛盾，故而，马克思最终指出：“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另一方面造成私有制的消灭”[2]（P59）。
（五）生产关系的实质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深刻探讨社会经济体生产关系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形成因素，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资本对雇佣工人劳动的剥削，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的利益与工人利益一致的说法，并指出它们是相对立的，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经济关系。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的范畴，但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关系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借助不太成熟的唯物史观分析，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深刻危机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否定了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成人类社会发展永恒制度的资产阶级庸俗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
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古典经济学的二重研究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大纲”，它主要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辩护性质和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写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经济学思想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恩格斯在该书中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详细的二重性研究。
首先，恩格斯批评了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伪善性和非科学性。基于前述基本范畴的研究，恩格斯认为斯密的自由贸易体系是前后不一贯的，也是背离社会基本现实的。本质上，古典经济学是与真正自由人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辩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却将他们非科学的经济理论用诡辩术包装起来并大肆宣扬。恩格斯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类似一种试错，但利己论的哲学基础为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性自身解放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遗憾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缺乏历史观，也不可能从客观的逻辑演化来得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次，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混乱。经济学最重要的价值范畴被资产阶级经济学赋予了双重含义。本应相互辩证而存在的范畴都被强制性地分裂，比如资本和劳动、资本自身、利润甚至阶级等，这些分裂的根源就是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存在。恩格斯批评了商品生产费用由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三个方面组成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将资本视为蓄积的劳动，所以上述生成费用本质是两要素论，恩格斯以瓦特的蒸汽机的科学成果为例进行佐证指出精神要素存在的重要性，“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P67）。
再次，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精辟说明。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至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因素，恩格斯花费了较大功夫来反驳和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首先他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形成的经济现实背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周期性危机，也就是说马尔萨斯通过人口过剩和财富增长的矛盾来解释经济发展的长期可能。但恩格斯深刻指出人口论的逻辑问题和原因，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逻辑，“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2]（P78）。恩格斯指出人口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以化学在农业生产的应用为例，指出马尔萨斯人口几何级数增长和土地生产力算术级数增长的矛盾是可以化解的。
此外，恩格斯赞扬古典经济学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斯密的经济学是对重商主义学说和重农主义思想的变革，并且将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从交换领域引向了生产领域，特别是他强调工业生产的重要性。从经济史发展的客观角度看，古典经济学的革命是一种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经济运行规律做了各种合理的解释，这些理论本身又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素材，没有资本家所宣扬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就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本质的剖解。
三、分工的二重性思想形成：马克思早期的认知
分工范畴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经济学研究的始终。特别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性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特别强调分工范畴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资本论》中多次提及分工范畴并据此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自我扬弃，故而，探讨分工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经济学思想形成中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马克思在充分论证资本之间的竞争、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竞争之后，利用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变革引出分工范畴：“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2]（P737）。进一步，马克思提出分工范畴的背面――竞争范畴，他认为竞争使得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因为生产资料的高效率而变得日益激烈，这将产生分工和机器更大规模采用的循环效应，不可否认，马克思的思想深受斯密的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影响。马克思肯定了分工在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生产方式革新、生产资料变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古典经济学在分工范畴上认识的进步。当然，此时马克思所讲的分工还仅仅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系下的，他没有从分工的自身演化来展开论述分析，这一问题的最终解释是由恩格斯在其晚年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完成的。
其次，马克思论述了分工对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关系的影响。生产资本增加的幅度与分工和机器使用的范围正相关、与工资呈现负相关，原因在于生产资本扩大反映资本积累，它本身必然得益于分工细化。但是分工的深化和广化都使得雇佣工人的综合能力越来越狭窄，导致工人转岗能力日益减弱；另一方面，虽然分工不断提高了工人的专业化技能，但由于受到激烈的竞争影响，雇佣工人的工资收入就会下降。故而，分工加剧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再次，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分工的本质并批判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的理解。分工在本质上体现为劳动，如果它承认是私有财产的固有性质，那么正如斯密所理解的，分工就必然成为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马克思认为分工使生产逐渐呈现异化特征，人的自由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的约束和限制，雇佣工人成了片面的人、畸形的人和有依赖性的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荒谬逻辑学说。“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一致同意：分工同生产的丰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制约的；只有自由放任的、自行其是的私有财产才能创造出最有利的和无所不包的分工”[2]（P239），这里所指的现代国民经济学包括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穆勒等人关于分工的认知。实际上，他们所指的“最有利”和“无所不包”无非是为资本剥削劳动的“合法性”进行的巧言诡辩而肆意为分工带上的帽子而已。
四、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早期提出
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首次出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研究人类各个社会产品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分配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未建立。实际上，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相一致，它也体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因此，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可以从这两条线索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成已经蕴含了诸多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从人的解放角度来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从哲学视角指出，现实的个人和抽象的公平是对立而存在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将自身附带的经验生活、个体劳动等团结起来形成社会力量，并且不再把这种社会力量视为政治力量而与自身分离、对立，人的解放才可能有完成的基础和条件。那么实现这种解放的经济学条件是什么呢？个人财产权的自由是基本前提。首先是家庭财产的变革，工厂制度的存在使得每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体能够在财产权上保持一定的独立，个体财产私有与家庭财产共有被打破了；其次是土地财产的扬弃，没有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整个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可能实现合理和科学，正如马克思指出：“凡是进行地产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具有更加丑恶形态的垄断，或者否定（扬弃）地产分割本身。但是，这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是扬弃整个土地私有制”[2]（P152）。最终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财产。打破土地所有权的私有，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土地的联合应用，土地所产生的社会财富也才有可能在国民经济全民范围内实现平等分割，在自由人联合体内，土地才有可能从资本家牟利的对象变为个人真正意义上的财产。 从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自然史的过程角度来看，马克思现实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没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即对生产关系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没有研究：“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2]（P598）。紧接着马克思深刻指明了“自然史”过程的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生产方式并不是永恒的规律，它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而言，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导致生产方式发生相应改变。显然，马克思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错误观点。另外，关于自然史的未来走向，马克思谈了三种共产主义，第一种共产主义是较为低级的、原始的，它建立在对私有制的最初积极扬弃基础上，是早期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第二种共产主义具有政治性，或表现为民主，或表现为专制，尽管要求废除国家，但它是一种不完全的、仍然建立在私有财产影响下的。但这两种共产主义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第三种共产主义是对人异化的积极扬弃，是真正意义上对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矛盾的解决，被马克思称之为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所谓历史之谜是指“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2]（P788）。
另外，前述指出的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观点都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早期体现的主要标志。无论是从人的全面自由解放形成还是从“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创建政治经济学具有广义维度，故而，他们才会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尚未创造。广义维度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灵活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可以发展的、是可以创新的，其当代价值启示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创新必须以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为指导[3]（P9）。
五、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经济学思想中的不成熟认知
任何一种事物都要经历不断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是一种自我否定并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此在它的稚嫩阶段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不足之处，同样，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经济学思想中也有不成熟的认知。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还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比如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提到：“可见，如果劳动是商品，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然而，甚至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2]（P128）。又比如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者的”问题时回答道：“劳动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2]（P678）。这一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形成后得到了纠正。恩格斯在1891年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写的单行本序言中指出：“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2]（P702）。
第二，恩格斯认为不能实现跨越式过渡。在回答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的时候，恩格斯认为是不能的，这个回答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跋里的观点是相冲突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否能成功过渡是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定论。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针对俄国原始公社的发展走向是否一定要经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了一种跨越式过渡可能的答复。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验证了恩格斯早期关于过渡不可跨越式的不成熟观点。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的自然史过程等观点也还存在不完善的认知和解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二是他们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还未成熟，对经济问题认识的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经济学思想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熟体系有重要的影响，这点是不能也不容否定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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