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揭示出人的本质是类存在物。主张消灭分工，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并提出超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社会理想，把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实现“人类解放”作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公共性；人类解放
一、公共性问题及理论概述
公共性是与个体性、私人性相对的。考察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即“公共”的两个词根。第一个词根名为“pubes”，意指个人能超越自我去理解和考虑他人的利益。第二个词根名为“Koinon”，也是英文“common”的起源，意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照料。由此可见，公共性是关于人类如何共存的观念，其原初的涵义体现了人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基本属性。关于公共性一词，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系统研究公共性范畴的学者是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其中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作《人的条件》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公共性理论。她从人的角度出发阐释公共性，认为公共性是一种人与人相互之间通过思想和行为形成相互联系的共存境况。人是公共性的起源，公共性体现着人的永恒性。阿伦特的观点揭示了公共性的存在论基础――即我们“共存于世”这一基本事实。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与他人共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1]阿伦特将人的存在视为复数性的存在，认为“生活本身就维持个人的生命以及人类的生存而言需要众人共处”。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从存在论的角度共同揭示出人作为一种公共性存在，既共在于世，却又彼此相异。由于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互协作生产和生活，因而人们不可避免地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但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个性和需求，必然产生矛盾以及冲突。这就决定了人类的主题――如何在差异中寻求更好的公共生活。哈贝马斯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出发阐释公共性。他认为公共性体现在公共领域之内，其中公共性表现为一种意见，人作为主体通过报纸等媒介在公共领域内表达意见，以此实现对权力机关的批判和监督。而罗尔斯则认为：公共性是民主社会之中人们拥有的一种政治自由和公平正义等政治领域的诉求，是公民具备的一种理性推理能力。
二、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
翻阅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几乎找不到马克思本人对“公共性”的明确界定。尽管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本身就包含有“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communism）一词，源于拉丁语“communis”，意思是“公共的”。）通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文本中有着许多与公共性相关的思想。诸如公共利益、共同体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概念的阐述恰恰显示出公共性的参与。学界普遍认为，研究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应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立场、方法和逻辑进行理解。通过解读马克思思想的本真精神，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在理论和实践双重基础上，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而逐步形成和发展出来的。公共性思想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之中。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既表现在公共性是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理论预设和现实基础；又表现在公共性与马克思哲学特有的实践性紧密相连。公共性是实践性的特殊表现形式，具有实践的合理性。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独立的个体，而且是类存在物、是社会存在物。这里马克思所指的“类存在物”不同于费尔巴哈的观点。费尔巴哈认为，人并不只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着共同类本质的客观类存在。人既可以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意识到他人同属于类存在。即人不仅能以个体为对象，而且以类为对象。马克思认为，人类为了生存进行物质生产，由于个体获取生活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们必须以“类”的形式从事生产活动。马克思同意把人自身看作类存在物。但他指出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其本质在于“共同活动”，即“社会关系”。认为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在私有制下，人们表面上生产的是相互满足的需要，但实际上排斥对方对自己产品的占有。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产生了单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的关系中个人的出发点是自私，这种生产不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是出于个人自私自利的需要的物化。马克思称之为虚幻的共同体。在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中，不仅无法解决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而且实现的仅仅是阶级利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把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发展到了顶峰。
关于如何看待和解决个体与类存在物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阶级社会中的个人与类之间的矛盾最终都会演变为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无产阶级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它与个体和类存在物之间的矛盾的解决是同一的。因此，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与人的本性不符合的虚假的共同体，资产阶级社会只能称作市民社会。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不是类存在物，而是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在这里，私人利益是连接人和社会的唯一纽带。马克思指出，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仍然存在分裂，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其自身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股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驶着这种力量。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在异化状态下资本、国家形态的虚假的公共性，提出对真实的公共性的追求和奋斗。
消灭分工，建立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结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剖析，认识到国家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在认识到国家存在的私有制基础之后，提出要克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2]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依靠联合，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看到了“政治解放”的限度，提出了通过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他寻求的是人的解放以及由此需要的社会解放。社会解放的本质就是从资本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使社会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享自由发展的社会。这种相互共享性指的就是公共性。因此，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共产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自由民主和共享发展的公共的社会关系。
由此可见，马克思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从人类历史生存的根源揭示出人的本质是类存在物，得出公共性是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性，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社会理想，把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实现“人类解放”作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