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 哲学视域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 哲学视域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
邓小平同志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史上,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无疑是承上启下、别具一格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水平、新境界。一方面,邓小平在中国面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路、扛什么样的旗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思想战线和民众思想混乱、马克思主义备受争议的情境下,毅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与“两个凡是”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智慧;另一方面,邓小平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观、列宁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积极寻求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进路,凸显了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和求真务实的实践智慧。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既是基于“问题意识”的现实考量,又是基于“理性精神”的理论构建。从哲学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向度:一是以“对话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尊重差异”为要旨的主体性向度,三是以“崇实尚行”为意旨的实践理性向度。
一、以“对话3沟通、和而不同”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
探寻以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可以发现以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或浓厚的先验理性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神圣化、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无法很好与大众融会的重要原因。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内蕴了一种与先验理性迥异的交往理性。这种理性追崇的是共生共存的思维范式,其理论归依于以对话沟通、和而不同的价值旨趣。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话”方式消解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张力
机械地追崇、狂热的崇拜或简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出现的极端倾向。这种境况下的大众化不仅使批判的武器变成桎梏民众思想的枷锁,又使武器的批判成为一种虚妄的空想。追其根由,主要在于要么把马克思主义文本奉为圭臬,过于钟情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至高无上性、真理的唯一性,要么无视或扩大马克思主义统一性下隐藏的内在冲突与矛盾,无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和其文本独特的话语系统、语义系统和语境,进而导致马克思主义被僵化,被视为终极信仰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者被完全颠覆。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开放性特质相对立,而且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合力,使其失去生机和活力。阿尔都塞(Louis Ahhusser)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在其过程的任何一个契机上都是对外开放的,相互冲突却宽容的。他解读马克思言说所推崇的征候阅读法洋溢着的对话精神和思维方式值得我们思考。同样,我们在情势剧烈变化的新时代要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要任务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绝不能人为地利用权威或话语强权把马克思主义封闭、隔绝、悬置起来,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给人们描绘出一幅世界整体无所不包的画面。邓小平认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特别是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我们“绝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邓小平指出,我们“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绝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搞清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通过对话逼近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邓小平在其自身的理论构思与实践中,不仅没有抛弃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反而在解开蒙在马克思主义的面纱时,注重与经典文本对话,始终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重从国情、时代特点去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强调“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并在“返本求源”的过程中明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与真谛。诸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等等。也正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才能够说服、吸引、团结大众,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
(二)以“和而不同”的理念化解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体系的紧张对峙
交往理性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异质乃至截然对立的事物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沟通、契合与协同。换言之,“和”不是对差异的消解,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对差异的兼容,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其他一切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体系也包含科学成分,加强对话与借鉴,而不是垄断与排斥,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进路之一。即使就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事实上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因而要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勇于自觉地同国际国内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思想理论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尤其要特别重视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提供的理论思想资源。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学术问题上可以‘百家争鸣’,我们的方针是自由争论。不怕争,真理是愈辩愈明。”如果我们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各种观点进行争辩、交锋、鸣放,才可以去伪存真、明辨是非,使真理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逐渐接近对马克思主义要旨的认识。虽然“这种方法效果来的慢一些,但最靠得住”。邓小平一再告诫,“理论上、学术上的问题,……是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讨论的。”即使讨论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无论是对纯学术的还是基于政治需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的方法和成果的研究,都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不能动辄上纲上线,搞一言堂。只有这样,人们才敢、才能有不同的声音,各种研究成果的才会不断涌现。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对西方各种 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而“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评”。也只有这种批判性的对话,而不受“我主你奴”的主奴逻辑与“我活你亡”“我胜你败”的以一驭万的主客模式的主宰,才能真正发现分歧的领域和方法,从交流互动中汲取经验教训。
(三)以“选择恰当的对话语言”消解马克思主义和大众的疏离化
语言,尤其是言语,是主体一致性理解以及合理社会秩序得以实现的条件。一言蔽之,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杠。哈贝马斯(Habermas)指出:“我把交往行为视为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行为,在那里所有行为者都致力于调节他们的交往行为,都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交往行为往往被扭曲、割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话语言缺乏真实性、针对性和意义性。如果反思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疏离化的关系,不难看到这种疏离感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语言泛政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而且过于理想化的目标以及对达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越来越模式化描述的倾向,使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很容易产生淡漠、排斥等情绪。诚如江泽民所言:“对于遥远的未来,……过去,我们做过多种描绘,其实都是肤浅、简单的,不仅不利于全党同志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反而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产生了动摇。”因而,在交往中,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言语来表达自己,而不是通过威胁、强迫做到这一点。为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反对说空话。邓小平指出:“空泛的语言多了,针对性就不突出,也缺乏说服力,缺乏动员的力量。”其次说真话。对话必须承认和尊重共同的规范标准,但不能回避或掩盖问题和困难,要善于勇于敢于“把国家的形势与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再次,坚持语言的多样性,避免一个声音说话。不同的言说者即使用同一语言不一定真正达到和听众间的一致意向。比如就统一战线成员话语可能发挥的作用而言,不一定其功效会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差。邓小平就说过:“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最后,保持语言的交互性。对话要建立在所有相关者的自由应允的基础上,做到以理服人。历史经验证明,不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二、以“以尊重差异”为要旨的主体性维度
先验理性不仅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层面,也明显体现在对大众认知的层面。其所执迷的主客二元思维范式是以忽视他者的理性独自、自我独语为理论旨趣,以本质主义、中心主义为表征,以“左”“右”之分为判据,以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为基本手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被主观地决断。其后果是不仅大众被对象化和客体化,而且看似理想信仰高度同质化背后是大众理性的迷失、意义的遮蔽。大众化实践证明,不能正确理解大众丰富的个性、多样性,不能宽容地对待各种多样化的价值标准、价值取向,试图消灭一切个性、多样性,从而让利益不尽相同、需要各具特色的具体主体“整齐划一”“大一统”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大众独立的主体地位、健全的主体意识,使大众远离马克思主义,以在场的形式不在场。
大众主体性不但是对价值客观性(要求人们价值观念客观、一致,甚至不加分析强制推行“客观真理”)、普遍有效性神话(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有效性)的消解,也是对永恒价值真理(主客体间现实价值关系的固定不变)的消解。马克思主义是否对大众具有价值,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大众能否恰当地评价这种价值,应该如何实现这种价值,都与主体自身相关。具体的现实的主体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文化心理结构、知识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选择具有创造性意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置于价值论领域,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自身的意义,这种意义是生成的,不是既成的,即在相互尊重与理解、平等沟通与对话的基础上,求同求异,达成某种最基本的共识。
尊重大众主体性首先表现在尊重大众差异存在的客观性。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条件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迈进”。同时也体现在尊重不同主体对马克思主义认知和把握的差异上。邓小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