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艰巨、长期的政治任务。列宁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推者，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前提是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路径是科学灌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灵魂所在是“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指向是“化于多质的大众”。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为我们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创新；理论武装；“通俗化”
中图分类号：A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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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66-04
列宁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推者。他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但深刻理解、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迈向新形态――列宁主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崭新的思想武器，而且紧密结合具体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由此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博大精深，至今闪耀智慧的光芒。在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对于我们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是以怎样的思想理论在大众思想中占领主阵地和扩大影响，即确立教育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对此，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不仅明确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3的科学论断，要求以科学性、革命性和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而且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2]309“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274要求以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创新。由此，列宁从“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的双重维度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前提。
7世纪后期，政党政治开始广泛活跃于世界历史舞台，各政党开始寻求自身明确的政治纲领。列宁深刻意识到，对于尚处于初创时期而又担负着把劳苦大众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重任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加强自身“理论武装”尤为迫切和重要。这是“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274充分的“理论武装”是建设独立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首要前提和重要基础。因此，列宁一再敦促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断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提出以革命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同时，还反复强调对工人群众进行理论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他多次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3]5列宁深知，要使广大工人群众自觉自愿地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洪流中，首先必须使他们接受革命理论的武装，获得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充分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他们中“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相反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4]87列宁在指明“理论武装”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群众重要性的基础上，还着重强调加强“理论武装”的关键是要坚持以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在列宁看来，“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5]297因而，他明确要求：“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掘矿石，提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4]373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所系、力量之所在。列宁在高度重视“理论武装”重要性的同时，还把“理论创新”置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位置，要求坚持秉承马克思主义“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248的思想，把外源异质形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特色和特殊国情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农群众。他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固步自封、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274而不能“错误地把口号理解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不愿理会当前群众运动中事实上已经形成的情况和条件”，一味教条、一成不变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否则“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革命的空谈”。[7]94列宁本人也始终严格遵循“理论创新”这一原则，从剖析和揭露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特征到提出和论证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从探索和阐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等等，列宁始终围绕时代发展与俄国社会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展开理论创新，最终形成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列宁主义，不但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重温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逻辑前提的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宁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前提性和基础性。他不仅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源――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内容，不断引导人们从源头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精神实质，而且倡导紧密结合瞬息万变的客观实际推进理论革新，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民众、指导实践。反观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至今的客观现实，在社会急遽转型、思想日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受“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价值观念的贻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已经在历史的关口形成汹涌澎湃的态势。因而，在现阶段，站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整体和全局高度，推动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兴起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潮，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紧迫性和重要性。认真研究列宁这一教育思想，我们认为，当前我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需要把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武装全党、教育群众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常抓不懈，积极培养人民大众尤其是新生代领导干部理解、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能力，决不让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新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中形成空缺和断层，更需要密切结合我国现实问题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凝聚人心、推动社会发展。 二、“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科学灌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路径
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经济派”高度崇拜和迷恋“自发论”，盲目主张重视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反对和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并逐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为彻底消除党内政治动摇、思想涣散的状况，建立政治稳定、思想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提高工人运动的自觉性，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列宁在同“经济派”的论战和斗争过程中不仅提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37的著名论断，系统阐述“灌输理论”，形成著名的“灌输论”思想，而且把“科学灌输”视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路径，要求不断根据俄国工作重心的变化灵活开展“灌输”工作。
“灌输论”思想是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最早提出的。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政治纲领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明确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然后“灌输”到工人头脑中去，帮助工人领会它。随后，列宁在900年《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中又进一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肩负着“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政党”285的重任。而后，在90年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中，列宁在批判“经济派”否定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及政党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错误思想的同时，详尽论述了“自觉性”与“自发性”的辩证关系，系统提出了“灌输论”思想。在这篇著作及此后的诸多文献中，列宁还从多重维度对这一思想展开全面剖析。其中，对于“理论灌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列宁强调，如果单纯依靠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简单朴素的工联主义意识，而不可能自发形成谋求阶级解放的阶级政治意识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而“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37针对“理论灌输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328而自发性工人运动又极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利诱和控制，因此必须把对工人群众进行理论灌输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强抓不懈；对于“理论灌输的强制性与非强迫性”，列宁虽然明确提出“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硬性规定，但是丝毫没有利用外力强行生塞硬注、强迫工人阶级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意思，而是要求既“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8]402也不能“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一代”，[9]422要采取说服感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科学合理、循循善诱的方式方法寓教育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生活实践之中。
探寻列宁有关“科学灌输”的思想，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列宁虽然是基于政治启蒙的现实诉求提出“灌输”理论，但他丝毫没有忽视民众的意愿和需求，而是提倡寓灌输教育于斗争和生活实践之中，通过说服、感化、引导等行之有效的手段来进行，坚决反对和抵制通过外力对民众进行简单粗暴的强输硬灌、生塞硬注。列宁的“科学灌输”思想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新世纪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面消减、实质强化，科学灌输更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必然选择。当然，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我讲你听”“我说你做”“我压你服”等传统的灌输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我们在强化灌输教育的同时必须不断拓展“灌输”新思路、开辟“灌输”新形式。譬如，转换灌输理念：由单纯的模式固定的课堂灌输教育转变为参与式、研讨式、启发式和案例式寓教于乐的实践教育；更新灌输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互联网、微博、微信等现代新媒介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巩固和抢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阵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们头脑“根植”“内化”和“固化”，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优势转化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追求。
三、“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Umschlag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灵魂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决定它必须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其思辨的理论推理和深奥的语言表述却与俄国民众的接受能力之间存在鸿沟。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走进俄国民众的生活，真正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Umschlag最高限度的通俗化”[0]467等科学命题，要求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始终把“通俗化”作为本质要求和核心环节贯彻其中。
列宁是“通俗化”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倾其一生不遗余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通俗化。其中，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明确要求俄国社会主义者把“理论通俗化，……以便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支政治力量”。28498年，针对俄国广大工农群众亟需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具体实际，列宁专门就如何编写一套工农“通俗读物”的问题作出详细批示，提出要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讲清社会主义常识，如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劳动纪律等，并着重要求“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极低的农民看”。396922年，列宁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叶尔曼斯基撰写的《科学的劳动组织和泰罗制》一书存在“语言过于晦涩、论述过于嗦、论证过于深奥”等问题的同时，明确提出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应该是“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2]322之后，为了引导俄国社会主义者真正做到理论宣传的通俗化，使文化素质较低的工农群众也能理解，列宁还多次告诫他们：“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3]89与此同时，列宁本人在撰写文章时也严格恪守这一重要原则，是积极实践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思想的行家里手。从《告贫苦农民》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从《怎么办？》到《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这些论著论述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为俄国工农群众广为传颂。斯大林亦曾多次赞叹：“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学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4]76 需要强调的是，通俗化绝非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避免庸俗化。为防止人们在践行“通俗化”原则时步入庸俗化的误区，列宁多次告诫人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要警惕和反对庸俗化倾向。其中，90年，针对俄国自由社发行的《自由》杂志在遣词造句方面存在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等恶劣现象，列宁不仅提出“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2]322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通俗作家与庸俗作家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期望用简洁的推论和恰当的事例启发读者不断去认识问题，而后者则企图“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2]322从而深刻揭示出该杂志根本不是真正为工人群众服务的通俗读物。97年，针对马克思主义被俄国机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等人庸俗化的现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书中批判指出，他们“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8]2并呼吁“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8]3在该书第六章中，列宁还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例，深刻揭露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曲解和庸俗化的实质，即“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8]28并明确表示要同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
回顾列宁关于“通俗化”的思想，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思想精髓和科学精神的前提下，既倡导“通俗化”，要求用简单质朴的表达形式和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消除阻隔俄国普通民众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思维屏障，又杜绝“庸俗化”，坚决反对脱离其科学性和理论价值消极、低级地迎合和媚惑大众。这一思想在当今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仍具有重要价值。当前，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需要改变以往深奥、枯燥、学院化的话语宣传形式，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前提下把深奥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蕴于简单质朴的行文和话语宣传之中，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传统经典话语体系向现代大众话语体系的转换，“使朦胧的变成鲜明，深奥的变成浅显，抽象的化为具体，平淡的显得生动”，[5]36加深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还要注意防止陷入哗众取宠的庸俗化、媚俗化和低俗化的宣传误区。
四、“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化于多质的大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指向
马克思主义既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赢得自身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又需要依靠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社会实践将自身从抽象深邃的理论转化为丰富生动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同广大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互为武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9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大众就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革命的空谈。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俄国民众的重要性。他不仅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的著名论断，而且还根据工人、农民、青年等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状况和群体特点提出“化于多质的大众”的要求。
“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的思想是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为适应俄国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而提出的。他指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366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而深入地灌输到社会各群体和各阶层，促使民众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而推动俄国革命发展。在提出“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思想的基础上，列宁还强调要根据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的具体特点加以区别对待，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化于多质的大众”。其中，针对工人阶级，列宁不仅提出要通过工会组织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而且还依据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程度将其划分为“党的革命家组织、党的基层组织、靠近党的组织、不靠近党的组织、没有参加组织”五个层次，强调要根据工人不同的觉悟程度、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宣传；对于广大农民，列宁鉴于俄国农村物质文化基础和农民思想素质水平落后的实际情况提出“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6]303指明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任务在于移风易俗，帮助人们认清和摆脱各种旧的恶习。同时，他也提醒全党：“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生活的认识”；[8]402403关于广大青年，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不仅指明青年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继承者和开拓者，而且突出强调青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在于启发青年的思想政治觉悟、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挖掘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于多质的大众”的思想，可以深刻感触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科学命题虽然是在我们党的十七大上首次明确提出的，但其思想蕴涵和实践发展却由来已久。列宁就是提出并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驱。他不仅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化于大众”，全面辐射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而且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化于多质的大众”，在充分尊重不同利益群体理论诉求的基础上实现教育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这对于现阶段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为重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攻坚期和关键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在这种时代境遇下，我们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时就要在全面考察党员干部、青年学生、企业职工等不同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实际思想状况和理论需求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规律，有的放矢地进行层次化、区别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决杜绝大搞“一刀切”及不讲层次、不论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的“运动式”乱灌输。
结语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是他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把握与准确理解为前提和基础，紧密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探索和理论创新。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历史贡献虽然并不仅仅限于上述四方面，但这四方面却蕴含着一系列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终的基础性、规律性问题，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为当前我国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提供了方法依据。我们只有在实践中积极借鉴列宁有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正确思想并不断结合新实践予以创新，才能科学指导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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