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诺斯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结论，他们坚持的和所维护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是截然相反的，但在他们的具体论述过程中却运用了相同的方法，很多思路和局部的观点在表述上虽然相异，但其实质内容却相通。考虑到诺斯早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笃信者（诺斯在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期间开始关注和学习马克思理论），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理论对诺斯的思想尤其是早期和中期的思想观点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和基础性的，并且我们认为诺斯的学术思想是利用现代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马克思理论的再解释、修正以及延伸，这尽管不是有意识的。
关键词：诺斯；马克思；经济结构；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诺斯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得出了马克思不同的结论，他们坚持的和所维护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是截然相反的，但在其建构分析经济结构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中却借鉴了马克斯理论中他认为正确的部分，这包括贯彻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以路径依赖形式来精细化，同时也包括把马克思理论中不可分割的，而其他新古典理论所忽视或不太重视的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经济结构问题。这在新古典理论占主流的西方世界是难得一见的。诺斯以理论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力标准去客观地评判理论并运用理论，可以说这是诺斯不自觉的运用了唯物主义方法，可能跟诺斯早年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关。诺斯是新经济史鼻祖，其一改传统经济史以纯粹的叙述方式描述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发展出一套逻辑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去解释历史，甚至在缺少历史数据时用这套理论尽可能合理地去修补和延伸历史。诺思（North，1990）在研究西方经济史的过程中始终贯彻制度分析的方法，通过制度分析方法推演和修补人类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经济变迁过程。诺斯强调他不是纯粹的记录或书写历史，而是建构一个合乎逻辑，并且紧守现代有证据和理论的经济故事。因此诺斯说制度和历史的结合比运用其他方式更能写出一个更好的故事。研究涉及历史必然考虑到时间维度，从而分析理论必然是长期的、动态的和辩证的，而不论马克思的社会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还是诺斯的经济史。
二、 制度构建理论
1. 产权与国家。在研究经济结构的变迁中，诺斯吸收了新古典理论和马克思理论的元素，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来阐述经济思想，解释变迁过程。早期诺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基本上是在坚持了新古典内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均衡分析方法的基本上引入了交易费用，从而开始进入真实世界。即使这样，理性的个人算计仍无法解释在集体行动中搭便车是如何克服的，从而无法解释需要大团体推动的制度变迁，更无法解释持续的宗教冲突，只是吸收了马克思理论中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范畴，问题在逻辑上才得以解决。当然，现在看来只要把新古典理论内核之一的理性选择模型中收益最大化范畴扩大为个人效用最大化再加上期望权数概念，问题也能得到解决。诺斯认为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绩效，制度结构提供的激励是至关重要的，而其中尤以产权结构最为根本。诺斯关于产权是经济与政治分析的起点和终点的论述与马克思开创性地把所有制然后是所有权作为自己理论大厦的基础在着眼点上是非常接近的。诺斯认为有效的产权是使私人边际收益率竟可能的接近社会边际收益率，而产权的垄断供给者是具有暴力潜力的国家，所以国家应该对产权效率负责。从此，诺斯开始在分析中引入国家范畴，而国家范畴是马克思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国家模型有两种，一种是掠夺模型，一种是契约模型。诺斯（North，1981）认为契约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暴力的平均分布，而国家掠夺理论是暴力的相对集中，因此从暴力分布角度而言契约理论和掠夺理论并不是互不兼容。但与此同时，诺斯认为国家有两个看似矛盾的目标，一个目标是通过构建一个产权结构，包括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所有权结构，使有关各方在这个产权结构下竞争和合作，从而尽可能的为统治者提供租金，另一个目标是在之前的产权结构框架内尽可能的减小交易成本，同时促进生存性劳动，扩大产出，增加税收。在其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诺斯如何把国家理论一般化，在现实社会中，在掠夺与契约之间，他实质是倾向于前者的，这和马克思的国家阶级论有异曲同工之处。马克思认为国家统治者是某个阶级的代表，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来控制国家，从而划分产权，制定制度。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强调要改变现状，变革制度，必须以革命的激进方式控制国家。诺斯没有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只是侧重于论述制度连续的变迁过程，强调了获取生产潜力的增量改革。他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除了一系列不连续的制度变革，比如朝代的更迭、战争和革命，许多根本性的变革是通过无数次的，微小的，有时往往是非正式的制度变化积累而成。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别改革和革命。改革就是以暴动或暴力等强制性的方式颠覆现有分配体系，重新分配财富。革命过程中必然有一部分人收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革命不是帕累托改进。即使从总体上说收益的人数超过受损的人数，革命并不一定扩大社会总体财富，因此革命也不一定是希克斯改进。而改革是在承认既有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明晰产权，建立经济或政治市场，通过利益各方的交易和交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扩大社会总财富。因此我们说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看起来似乎改革与革命是矛盾的，甚至改革是优于革命的，但改革是有前提的，诺斯的连续变迁理论的前提是存在可用于讨价还价的政治市场，并且交易费用不高，各集团凭借自己的谈判地位通过交易过程变革制度，而马克思理论的提出是有其时代背景的――社会中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马克思理论前提是缺少这种各利益团体或阶级谈判的政治交易市场或即使有可用的政治市场，但交易费用太高或者博弈处于僵局，暴力推动制度变革是唯一的选择。这样看来在引入交易市场和交易费用之后，诺斯着重的改革和马克思着重的革命又归于统一了。
2. 意识形态与行动。在之后具体分析经济结构的变革中，诺斯不断强调制度变革是决定性因素，并且构建了自己的制度变革理论模型。诺斯认为人口、知识与制度这三者在时间轴上相互作用，最终决定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人口的变动和知识存量的变动会导致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可用自然资源）的变动，这种变动体现在数量和结构上。资本存量的变动引起三个变量的变化，它们分别是基于“现实环境、历史经历和文化特征”的意识形态、相对价格和军事技术特点。其中军事技术的变化引起了国内外暴力分布的变化，它与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资本力量分布的变化同时导致了特定制度下的各变迁参与者的机会成本发生变化，从而他们的谈判地位发生了变化。谈判地位的变化只是说明制度变迁有了能力基础，还必须有制度变迁的意愿，这种意愿最终来源于变迁的个体参与者，是个体参与者根据变化了的机会成本作出算计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当然这种算计在现实世界里是带有主观性的，是不完全理性的，这部分是因为个人有限的计算能力，部分是因为有限的信息，除此之外不同参与者对什么是最大化收益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的，这主要归因与意识形态的修正，所有的这些因素最终决定了个体的意愿强度。可以说前者的最大化算计是工具理性，后者的修正是价值理性。那么意识形态是如何修正我们的意愿呢？诺斯（North， 1981，pp.68）说：“长期的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不仅因为新古典模型强调的客观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演进，使个人和集团关于其地位公平合理的看法大相径庭，结果他们各行其是”。个体的最终动力（能力加意愿）只有绑在一起形成集体的推动力量，制度才有可能变迁。如何才能克服奥尔森（1965）基于新古典个体主义算计导致的搭便车行为对集体行动的破坏？诺斯（North， 1981，pp.62）认为马克思在他的论述中虽然把阶级作为行动的主体，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阶级能像个体一样统一行动，于是诺斯试图借助意识形态理论在逻辑上解决这个问题。他论述到：最重要的是，克服搭便车问题是任何有效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成功的意识形态克服简单的、享乐的个人成本收益权衡，为集体的行动注入活力。这是意识形态对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推动力，因为没有这种影响，无论维持现存秩序，还是废除现存秩序都不可能。当愿望和能力都具备的时候制度自然地得到变迁。其实当诺斯利用意识形态理论去解决奥尔森难题的时候，他本人并没能从理论的高度给出为什么意识形态能克服搭便车行为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他只是给出了几个描述性的，经验性的例子去佐证意识形态和搭便车行为的关系。可是这种通过现象揭示的关系更像是统计学关系，可能两个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但这两个现象也可能是另一个或几个未知原因的并列的结果。目前有关集体行动的有很多理论被提出，在它们各自的假设上也都有其合理性，毕竟在科学没有定论之前，解释永远不是唯一的，但也许科学永远不会有定论，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尽量缩小可能的范围，这项工作留给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吧。诺斯认为制度的变迁又引发经济结构的变迁，人口和知识存量在新的经济结构影响下再次变化，形成新的特点，从而进入另一个变迁周期。这里诺斯没有考虑到变迁了的经济结构也会对参与者的机会成本产生影响，除非这种经济结构的变迁结果与参与者在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的预期一致，只是事实上在非完全信息和非各态历经的世界里这种一致几乎不可能，这就引发制度变迁在导致经济结构变革后，这种非预期中的经济结构变革结果同样引起了非预期的相对价格和军事技术特定的变化，这样即使在短期人口和知识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度还是处于不断试错的调整中。
其实诺斯的人口和知识存量的变化引起制度变化最终决定了经济的结构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最终决定社会发展阶段是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在根本上是指人和知识的结合，是人利用知识存量生产经济物品的能力或者说诺斯的人口和知识存量的变化在根本上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人力资本外，机器等实物资本难道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力的体现吗？如果就历史上的任意一个时刻看，实物资本的确是生产力的体现，但放在时间维度上动态的看任何实物资本都是人在利用现存知识的基础上劳动的结晶，这一观点自李嘉图提出劳动价值论起，就不是争论的焦点了。近代的华西里・列昂锡夫独创的投入产出技术可以佐证这一点。另外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当然包括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只是前者的范畴更大，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不拘泥于对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精确定义，也不拘泥于讨论制度和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只是就结果和本质而言，无论是制度还是生产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这样看来诺斯早期和中期的经济结构变革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本质上也许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的话，在我看来，也只是把马克思的阶级矛盾具体到个人矛盾，从而以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代替阶级分析方法，利用新古典理论的微观经济理论解释和修正马克思的集体分析框架，为后者的分析找到微观基础。
三、 制度演化理论
如果说晚年的诺斯从一个制度的建构主义者逐渐转变成一个演化主义者，我们无可辩驳，这与他的研究重点由正式制度转向非正式制度有关。但是如果说诺斯从一个把人口、知识、资本和暴力这些客观存在作为制度分析起点的唯物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把认知、信念和意向性等虚无缥缈的主观反映作为制度分析起点的“唯心主义者”，我认为有待商榷。因为这一切的转变是伴随着诺斯不断的发现和不断探索展开的，所以要理解这种转变也应该遵循这条线索。
诺斯（North，1995）发现，从西方世界的发展实践来看，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自由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更加庞大，更加丰富和复杂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渊源不断的资源，而政治权益的保障和经济参与的自由为经济持续政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诺斯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体制下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促进产权的界定和有效实施产权制度。如果允许王公贵族和统治者随意窃取公民的私人财产，将无法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充分说明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因此，诺斯、瓦利斯和温加斯特构建了一个经济政治整体分析框架，并创造了两个有用的学术术语：“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他们认为，发达的国家的次序是开放进入的，是民主的和竞争性的，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次序是有限进入的，只有对掌握国家权力的精英来说才有实际意义。关键是我们如何才能从有限进入的社会转型到开放进入的社会呢，转型的动力源又是什么呢？诺斯（North，2005）回答道：“利益参与者的意愿是人类社会经济演变的关键……参与者的认知支配这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过程中，伴随着不确定性的认知，参与者作出选择和决策。所以，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预知所塑造的刻意过程（a Deliberate Process）”。“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Structure）了人类处境（Human Landscape）的变化”。诺斯认为个人的信念才是制度变迁的关键。那么什么又决定了信念呢？换句话说参与者的特定信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诺斯的思想，参与者的信念部分是由个人的心智结构决定的。问题是个人的心智结构又是怎么来的呢？诺思（North，2005）对此解释道：“个人所形成的用来解释周围世界的心智构念部分是从他们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部分是从他们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局部的’（Local）日常问题中所产生，还有一部分是‘非局部的’（Non-local）学习的结果”。简单的说心智构念是由后天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习型塑的。并且按照诺斯的思想，个人的心智结构除以上三个决定因素外，人类本身的遗传基因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人类基因为后天的学习和经历提供了初始结构，由此塑造了个人的心智结构。从而，照诺思看来，基因、文化遗产和个人经验，便构成了人类学习的“三个来源”。
就这样诺斯在自己的不断探索中而不断向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等学科拓展，并且在分析人类社会结构变迁中，更加强调个人的认知、信念、心智结构和意向性，他甚至认为人类社会是个人心智的产物，是人类心智的主观函数。但在我看来这种超脱了个人之存在而存在的人类心灵的真实反映不也是客观存在的吗？承认这种不以个人的存在而存在，不以个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的真实的集体反映不也是唯物的吗？与其谓之为“转变”不如谓之为“深入”，是诺斯以更高的层次和更远的时间跨度，运用抽象的方法解剖构成经济结构变迁原因的传统可见元素，进入到一个看似虚无飘渺，实则真实存在的微观世界，而不管这个世界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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