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著名苏联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作者Б.帕斯捷尔纳克却拒绝领奖。帕斯捷尔纳克为何拒领诺贝尔奖？俄罗斯档案文件的解密，使我们准确了解其真实原因有了可能。
《日瓦戈医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Б.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曾经为托尔斯泰的《复活》作过插图的著名肖像画家，母亲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著名钢琴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Б.帕斯捷尔纳克就已经出版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和《在栅栏上》等诗集，渐渐地他开始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在苏联诗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但是，苏联文艺界的多数领导人不喜欢他，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诗人，其诗作渐渐无处发表，于是不得不转而翻译外国诗歌。从1948年开始，他用了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讲述了一个真诚的、专心于自己的业务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日瓦戈医生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理想、希望、期待、欣喜、失望、沮丧及坎坷经历。Б.帕斯捷尔纳克将这部小说的手稿寄给了苏联《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希望能在苏联国内出版这部小说，然而，出乎他的意料，《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将手稿退还给他并附了一封严厉谴责他的信。1956年6月，他将手稿寄给意大利出版商、意共党员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同年11月这部小说的意大利文版在米兰面世，接着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西方媒体对这部小说的出版给予了极好的评价，意大利《现代》杂志主编尼古拉・奇亚洛蒙特认为这部小说概括了俄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继《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英国作家彼得・格林将《日瓦戈医生》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使阳光穿透云层”。美国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马克・斯洛宁则称赞道：“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出版是文学界的头等大事。”
西方掀起“日瓦戈热”激怒苏联领导人
苏斯洛夫的报告迅速获得批准。就在当天，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做出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长篇小说的决定》，该《决定》几乎完全采纳了苏斯洛夫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措施：认定西方“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这样一部诽谤性地描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在《新世界》杂志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1956年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准备一篇文艺短评在《真理报》上发表，对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本身进行尖锐的批评，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一事掀起的敌对性宣传活动的实质”；“组织并公布一批最著名的苏联作家的表态文章，其中要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看作是煽动冷战的企图”。
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内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一周年大会上宣称：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那么他尽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苏联官方有人主张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这让帕斯捷尔纳克感到了现实的危险和威胁，于是他动笔给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请求不要将他驱逐出境，他在1958年11月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倾诉道：“我求助于您本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从谢米恰斯内同志的报告中，我得悉：政府‘将不会对于我离开苏联制造任何障碍’。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同俄罗斯是不可分的。我无法想象我的命运会与俄罗斯分开”，“无论我的过失与迷误有多么巨大，我不可能设想到，我竟会处于西方一些人围绕我的名字而掀起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中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极刑。”
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承认错误并拒领诺贝尔奖
作家差点被驱逐出境
应当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比较单纯的作家，他的单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56年，当他完成了《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写作之后，他将手稿寄给了《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希望能在苏联国内出版这部书，可见，他是认定他的手稿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他又怎么会自己主动将手稿送交给《新世界》杂志去公开出版呢？他只是深信“我从来不曾有过损害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的想法”，于是便坦然地将手稿寄发出去了，而全然意识不到在当时两大阵营包括意识形态对抗在内的“冷战”正愈演愈烈之际的特殊性，以及他置身其中的苏联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文学被政治化。
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最终没有被驱逐出境，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发生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众所周知，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揭批斯大林罪行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既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新政权对于斯大林所犯下的种种践踏法律和民主的罪行进行了揭批，那么，这一新政权至少在形式上就不便再重蹈斯大林当年践踏法律和民主的行径和罪恶了，否则，这一新政权就跟其揭批的斯大林政权一样而没有区别了。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帕斯捷尔纳克最终才没有被驱逐出境，但仍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中。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孤独地生活了两年，于1960年5月30日病逝。
多年后，当年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反思帕斯捷尔纳克事件：“这是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发生的事情，这部作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苏斯洛夫向我作了汇报，他主管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些问题上离开苏斯洛夫还真不行。他汇报说，这部作品不好，不符合苏维埃精神。他的具体论据我记不清了，又不想虚构。总之，是一部不值得重视的作品，不必出版。就这样作出了决定。”“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可以对于是否出版、是否接受汇报人观点的决定施加影响的时候，我却没有亲自读过这本书。我没有读过就相信了，就采取了对于创作者最有害的行政措施。小说被禁止了。”“不能以警察的方式去给创作者下判决书”，“有人会反驳我说：‘你醒悟得太晚了。’是晚了，然而晚了总比没有好。我在此类问题上不该支持苏斯洛夫的”；“我又想起了《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它在我国成了禁书”，“《日瓦戈医生》我没有读过，领导层里也没有人读过，把书禁了，相信了那些按职责应当对艺术作品进行监视的人。正是这一禁令带来了诸多祸害，给苏联造成了直接损失。国外的知识界纷纷起来反对我们，其中包括原则上并不敌视社会主义却坚持言论自由立场的人”。（《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
9
9、1500、1506页）赫鲁晓夫的这番反思虽然不无自我辩护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帕斯捷尔纳克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苏联政府处理决定出笼的过程，并且揭示了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和这一影响对苏联政府所起的作用。
在今天看来，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及其随后的命运实在是一个悲剧。尽管帕斯捷尔纳克坚持认为，“我从来不曾有过损害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的想法”，“这部小说中并没有任何反革命的和反苏的内容”，“我的《日瓦戈医生》中使我喜欢的主要的东西，也是我不愿放弃的原因，在于恢复艺术，恢复对艺术的态度本身这样一个主题”。1987年《日瓦戈医生》中译本出版时，译者在其后记中也指出：“帕斯捷尔纳克在写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时，过多地写了革命的失误和挫折，让笔下的人物发表了许多与革命格格不入的议论。但日瓦戈等作者心爱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反对十月革命的，只是由于各种难以避免的客观原因，使他们无法为苏维埃政权效力。”（《日瓦戈医生》，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763页）但是，在斯大林极权主义政体及其遗产的实质未经过凤凰涅的质的改革的国家里，特别是在两大阵营进行包括意识形态斗争在内的冷战愈演愈烈的特殊岁月中，荣获诺贝尔奖非但有可能不能带来欣喜和自豪，反而会给获奖者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和痛楚。这既是帕斯捷尔纳克个人的悲剧，也是其所在国家和民族的悲剧，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败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