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技术发展迅猛的时代背景下，在虚拟空间里发生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在软件的世界里，斯多尔曼与盖茨是“反强权”与“强权”斗争的两极。他们是针锋相对的两方，却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殊途同归，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超越的自由与现实的自由之区别，类似于中国的庄子逍遥自由与孔子功利自由。
【关键词】自由软件 版权 自由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知识产权制度是科技进步的盾牌，是“共享”和“私有”博弈的结果，在数字技术发展迅猛的时代背景下，在虚拟空间里发生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面对这种强权保护，开源运动站在它的对立面。在软件的世界里，斯多尔曼（Richard Stallman）与盖茨（Bill Gates）是“反强权”与“强权”斗争的两极，一个代表自由，另一个代表金钱；一个提倡自由复制，源码共享，另一个疾呼保护版权，打击盗版。他们是针锋相对的两方，却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殊途同归，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超越的自由与现实的自由之区别，类似于中国的庄子逍遥自由与孔子功利自由。
盖茨的商业化软件：回馈现世的现实自由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盖茨基金”践行了“把自己的财富变为别人的幸福”的人生价值观。它的作用体现在非洲儿童疫苗接种率的大幅度提高上，体现在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救济上。让自己的财富变成别人的幸福，自己也就拥有了给予的幸福。笔者认为：比尔・盖茨获得的幸福与财富有关，但比财富本身更有意义。盖茨在软件版权问题上沦为道德的囚犯，然而他立足的却是现世，现世中没有绝对道德，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也不可能有超越私有制之上的无私。他貌似与自由软件道路背离，但是，他在回馈现世的慈善事业中表现出道德冲动与现实关怀，实现的是另一种价值、感受的是另一种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更现实一些罢了。
斯多尔曼的自由软件：追求理想的超越自由
和盖茨站在对立的另一极的是理查德・斯多尔曼，作为自由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 Movement）的精神领袖、教父和创始人，他认为版权保护是一种阻碍自由进步、禁锢思想、抑制创造的犯罪，以二进制为技术获利的盾牌，其实是在用户与软件之间设置一道很难逾越的高墙，这是一种科学神秘化倾向，科学应是为大众所知、所享的。笔者将从道德立场、法律框架和政治运动三维度解读斯多尔曼领导的运动。
道德立场。斯多尔曼认为：“用户不能分享和修改的专有软件社会系统的观念是不道德的、反社会的、完全错误的。”③他认为从事开发经营性软件是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寄居在建造囚禁他人监狱上。面对时代的变迁，自由传统在软件领域的消失，让其感到失望。斯多尔曼是“自由传统”的“卫道士”，他追求的是完美的道德，正如他说的，选择发起自由软件运动，是一个“道德的选择”。自由软件运动对市场原则有全新的宣称：“社会贡献就是一种对创新者的回报，只有社会能够自由享用创新成果，才是对社会的贡献；如果程序员因创新应得到回报，那也同样因限制使用创新技术而得到惩罚。”④斯多尔曼认为，人们自由地传播、修改、使用、复制软件及其相关文档，从而有利于协作，而自由面临的最大阻碍便是私有版权。斯多尔曼提倡的“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对立于“私有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自由”包括四个层次：不论目的、均可自由使用软件是自由之零；研究和改写软件是自由之一；散布软件的自由是自由之二；改善发布共享软件是自由之三。当然，取得软件源码是自由的前提。自由软件运动处理“自由”与“收费”的矛盾采取了“自由不等于免费”的策略。自由软件版权人允许任何用户通过免费途径复制、运行、扩散、分享软件以避免重复劳动，促进软件业和社会发展，但仍存在一定的商业动作方式，版权人可以通过后期服务费等收益，但这与传统版权费有本质区别。
法律框架。“copyleft”（拷贝，留下）是斯多尔曼创造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与“copy-right”（复制权，版权）概念对立，copyleft可译为“拷留”，表面上是叛逆版权，实际并不是否定版权，而是保留版权，仅仅放弃财产权内容，放弃知识产权的内容完整性而已。用户可以自由下载、使用、修改、传播，但是不能变为专有软件而进行有偿收费或设置障碍，否则拷留原则将会产生作用。自由软件运动发起的标志是1983年发表的《GNU宣言》（“角马”宣言，《GNU Manifesto》），其名字是富蕴深意的，是向强大的传统宣战，GNU工程旨在弘扬早期计算机共同体合作协同的精神，旨在消除软件所有者秉持的技术霸权。斯多尔曼追求的是“不可异化的自由”、持续和自由、真正的自由，他制订GPL协议，就是为了保障自由的持续性。为了保证自由的连续性和不被异化，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是必要的。“用版权反对版权”这一方式集中地体现在GNU GPL上，这是一种建立在版权制度上的自由，它鼓励自由软件的健康自由复制，而GNU GPL的核心则是拷留。自由软件界应对专利制度采取了以下方法：鼓励发明者积极申请软件专利用作防御；鼓励大家最早化将软件开发的发明思路在公共论坛上发表；在技术上使软件更容易剔出侵权代码等。⑤斯多尔曼的“拷留”实际上是利用了版权制度的“约束”来保障“自由”，从而扩展了也规范了自由。自由软件者提倡：软件要想申请为专利必须允许任何人自由地复制、使用和扩散。这实际上是对传统“专利”的含义、功能等内容的本质改变。其实，“拷留”是一举多得：“拷留”将盗版的行为改造为传播和改善软件的有益行为，践行运动的宗旨“消灭盗版”；“拷留”的原则对私有软件公司来说也是有利的，它为之架起了通向自由软件的“接口”，使之自愿成为自由软件的利用者、改进者和传播者。林纳斯1991年开发的Linux系统是GNU的正式操作系统，Linux在技术上是向微机移植了Unix系统，目前已形成与微软相系统分庭抗争的局面。美国学者托马斯・斯高威尔（Thomas Scoville）将林纳斯赞誉为马丁・路德，主要在于林纳斯软件开放模式对微软封闭模式的冲击。⑥开放源代码模式摒弃了“教堂模式”，可以说林纳斯在普通人与计算机这个更高的权力间建立直接的联系，移去了中间的全部官僚机构。 政治运动。斯多尔曼的很多言行及提出的运动目标都具有超前性，远远超出了现存社会可以容纳的程度，如“编写程序不是为赚钱”、“最终消灭私有版权软件”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软件运动可以算是一场政治运动。他把自由软件社会的实现分为递进发展的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自由使用软件，减少社会的无端消耗，最低纲领是“不反对软件商业化，但反对过度商业化”；第二阶段就是提供免费软件的社会，他设计了未来社会人们工作的场景：谋生不是人们劳动的目的，技术进步不再被官僚主义与商业谋利消耗，而成为社会优良的条件，人们每周除了10小时工作外，就是编程、协作等自由活动―这是自由人的社会，最高纲领是：“软件行业将彻底驱逐资本的幽灵，软件成为真正的公共品，如同空气一般供人们自由且无偿地使用。”⑦
有人称斯多尔曼的自由软件思想类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思想，是一种“电子共产主义”。虽然他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有削弱、消灭商品交换的倾向，但是他的思想并不是空想主义的，他也是立足现实“商业”基础之上，提出了向现存资本主义斗争、正确处理“私有”与“自由”的关系的对策。斯多尔曼认为，只有理想主义是远远不行的，还必须有达到理想的途径。也就是说，需要“务实”。⑧他也并不是让大家都做义务劳动，他的口号是：“自由软件自由的程度由你决定！”正因为这种策略，故而软件有完全自由、半自由、半私有等层级之分。
斯多尔曼所领导的自由软件运动是当代美国一种社会思潮，亦是一种技术运动、社会运动，其实质是人与资本的抗争，其具体表现为软件行业中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思想家和觉悟者奋起反击信息垄断的斗争，具有超前性的、先进性、值得关注。尽管其带有一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但其思想及运动对于唤起人们思想、促进社会改良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斯多尔曼、盖茨：超越与现实的两极
斯多尔曼与盖茨这两个人是针锋相对的两方：一个提倡自由复制，源码共享，另一个疾呼保护版权，打击盗版；他们是软件世界的两极，一个代表自由，另一个代表金钱。但是，他们的人生又是如此相似。他们的年龄相仿，都在大城市出生和长大，都进了哈佛大学，最早都是程序员。他们同样追求自由、幸福和价值，然而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自由与垄断，他们自由分别类似于东方庄子逍遥自由与孔子的功利自由。二人的差异在于：
自由软件观之异。盖茨和斯多尔曼具有不同的科技创新观，盖茨属于科技乐观主义者，而斯多尔曼却看到了私有化的科技是一种错误的运用，是有消极的意义。或者说，私有版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版权制度也需要升级。盖茨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但是斯多尔曼却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抑制创新、抑制自由，是不道德的，也是犯罪。斯多尔曼领导的自由软件运动用GPL等许可证制度提供给用户一种全新的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明了许可证制度可以多样化。相对于传统版权保护来说，copyleft是保护自由的，而copyright是反自由的，copyleft是对copyright的一种颠覆和扬弃。自由软件运动反对版权对人们自由的禁锢，在信息时代，人们的自由诉求首先表现为使用软件的自由。虽然版权和专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进步，但是必须有个“度”。笔者并不是武断地认为专利、版权制度是不合理的，而是认为，个别领域、有些技术是可以超越私有的，比如对整个社会、人类有着重要影响的食品、安全、医疗、目前的移动端等，可以尝试建立其他的奖励系统来对社会的创新和创造进行保护和嘉奖。自由与垄断总是相生相伴、相长相克，二者之间须有一个适度的张力，唯此，社会方可协调发展。
物质立场与道德立场之异。盖茨立足当世，追求物质财富，看重物质财富是一个人成功的最好衡量标准。当他的软件遭遇盗版后，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大多数地计算机爱好者心里一定清楚，你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盗窃别人的软件。硬件是一定要付钱的，而软件却成了要共享的东西。有谁会在乎编写软件的人是不是得到了应有的报酬呢？”他接着声称，这种盗版行为的后果只会阻碍大家“去编写好的软件”。最后，他反问道：“有谁肯去做一无所获的技术工作？又有哪一位计算机爱好者愿意投入三年的工作量用于编程、纠错、撰写产品文档，最后却免费发布其产品？”而斯多尔曼是站在道德的立场、精神的层面看待财富。他从哲学的层面和高度进行考量，赋予了“自由”在运动中至高无尚的地位。他“柏拉图”式地理想：希望许多专利发明者和用户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功利进行自由软件的开发和传播。
“逍遥”自由与“平天下”自由之异。斯多尔曼与盖茨类所追求自由幸福类似于中国圣贤庄子的“无名”之逍遥自由与孔子的“平天下”之功利自由。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体现了他功在社稷的家国情怀、功利之心。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则走向另一“逍遥”境界。庄子以鲲鹏自喻，他追求广阔胸襟和无穷视野，至人、神人、圣人实现无已、无功、无名的境界，体现着一种透破名利得失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庄子实践他主张的齐物观，做到“不诺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已”。这种独特处世思想与言行都一致地体现着一种超然于世俗的价值观，它的超越性在于能够透破世俗人盲目追捧权势荣禄和执著的是非善恶等价值意义。斯多尔曼不屑金钱名利，把个人幸福放至于公众幸福之后，这种境界可比庄子之无名境界。笔者认为他的境界应该高于盖茨之功利境界及功成名就之后“兼济天下”之情怀。当然，二者最后在一个叫作“公益”的道路上殊途同归。盖茨基金的设立、对贫困儿童的资助、对非洲医疗的关注等，盖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道德自由”的内涵。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研究生、盐城工学院副研究员）
【注释】
③Chris Dibona，Mark Stone，etc.（eds.）， Open Sources：Voices from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O'Reilly&Associates， 1999， p56.
④"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http：//www.gnu.org/copyleft/gpl.html.
⑥Thomas Scoville.Martin Luther：meet Linus Torvalds： Linux and Free software Challenge the Microsoft Papacy， SALON， Nov. 12， 1998.
⑦"The GNU Manifesto"， http：//www.gnu.org/gnu/manifesto.html.
⑧"Copyleft： Pragmatic Idealism"， http：//www.gnu.org/philosophy/pragmatic.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