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由主义 超自由主义 超自由主义
序言
罗伯特·曼戈贝拉·安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旨在建立一个“构
建性社会理论”(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 的研究计划是令人兴奋的。他坚
持“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radicaldemocratic project)，但是，他对这一概念
的用法比一般的用法更具广泛的包容性：“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尔岑、马
克思、普鲁东和弗吉尼亚·伍尔弗（Virginia Woolf) 等人，都是激进的民主建设
方案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强调的政治的自主性的观点，
对安格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想将改造世界的理
想与决定论混为一谈。安格尔主张“打破既定利益”（disentrenchment) 和“否
定能力”(nagativecapability)，但他又不属于“解构”(deconstructive school)
学派，因为他的“构建性”理论认为：我们对于生存其间的社会具有反抗、重新
构想和重建的自由，这种自由度本身是历史变数。安格尔并不反对自由主义，相反，
他主张通过变革自由主义的传统制度体现来实现自由主义的最高愿望，在这个意义
上，他称自己的理论是“超自由主义的”（superliberal)。安格尔是怎样发展出
这样不同凡响的理论的呢？他的“构建性社会”理论的实际政策意义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不预备对这一“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挑战性的社会理论”进行全面的评价，
而仅就安格尔理论中的要点做一介绍，祈藉此激发读者自己去研究安格尔理论的兴
趣。
人为社会
我们不妨这样说：安格尔的理论是欲将“人为社会”（society as artifact")
的论点推向极至而做的努力。安格尔说：“社会是被人创造和想象出来的，与其
说社会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表述，倒不如说社会是一件人工的制品。”
“人为社会”的观点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然而，它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却尚未
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大多数现代社会理论家想要建立一种与“人为社会”观点相
左的“历史科学”，这就阻碍了将“人为社会”这一理论推向极至。
这股反“人为社会”趋势，其思想根源的形成比较复杂，此处不欲做全面的剖
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是在后基督教的情境下产生的。“
人为社会”理论至少暗示了：人类历史并非是神的杰作，而是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
建造和重新建造的。在早期的现代社会思想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人的能动作用多
有表述，霍布斯(Hobbes) 的论点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认为“自然权利”（
naturalright) 并非从“自然法”(natural law) 中获得。如此，现代的自然权利
和社会契约理论开始摒弃中世纪自然法概念中的神学内容，而试图去发展基于“人
为社会”这一观点的社会理论。维科（Vico）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认为在“怀
疑的汪洋大海中，有一小块我们尽可以坚定地站立其上的陆地”，这一小块陆地就
是：这个市民社会的世界是由人类建造的。不过，现代社会思想却没能把“人为社
会”这一观点充分展开。究其原因，有些人认为是由于对基督教末世说的过度回应。
当现代思想抛弃基督教末世说之时，他们仍想去营建一种“哲学或历史学”，似乎
他们期望证明：现代思想可以回答任何由基督教引发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
社会理论开始“重新占领”中世纪基督教之创造论和末世论曾拥有的领地。这样看
来，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无法抗拒的进程乃是神的旨意的观点，就不仅仅是一个简
单的暗喻了。
这种解释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尚待辨析，此不赘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对“历史法则”的探讨已经将现代社会理论引入“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歧途。安
格尔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深层结构社会理论”(deep-structure socialtheory)，
但他也清楚地表明：在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位经典思想家杜克海姆（Durkheim）和韦
伯（MaxWeber) 身上也具有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征。
安格尔指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征，就是其三个可以反复的理论步骤:
第一，要在每一个历史环境中分辨出结构性构架(formative context) 和它所
决定并再生产的常规活动（routineactivities)；第二，将特殊境况下的结构性构
架，作为可重复的不可分割的社会组织（如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说明；第三是要诉
诸根深蒂固的约束和发展规律，以此来建造那种可反复但不可分割的结构性构架的
“必然”系列。
安格尔揭示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现已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历史与现实的
实践经验显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已经越来越不能履行对以上三个理论步骤的承诺
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是对这种不可信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一个回应，它全盘
否定“结构性构架”和“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但安格尔认为实证主义社会科
学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回应是错误的。由于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的区
别，社会科学家只是在现存制度和想象的构架之内，去研究常规性的冲突与妥协。
只要结构性构架是稳定的，它对于常规活动的影响就可能会被忘记。对一个稳定的
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选举行为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实证主义社会科
学家便忽视了关于现存制度和想象的基本构架本身的冲突。他们最终就视现存的结
构性构架为理所当然的，并以一个“袖手旁关的局内人”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因此，
一方面是自称将要成为“历史科学”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是非批判
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陷在这二者之中，现代社会理论“既部分地瓦解又部分地恢
复了自然主义对社会的解释”。安格尔的理论工作，简言之，就是努力从“人为社
会”的观点出发来建立一个激进的反自然主义的、反必然主义的社会理论。在这个
意义上，安格尔的社会理论具有双重挑战性：既反经典社会理论中功能主义和决定
论的传统，亦反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
反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
安格尔不赞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也不赞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但他
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认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步骤，即对
“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加以区别。但是，他反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
的另外两个理论步骤，即，反对将每一个“结构性构架”均视为不可分割的和可重
复的类型，反对支配这些类型的“一般规律”的存在。这种有选择的认同，将安格
尔与那些彻头彻尾地接受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了，也将安
格尔与那些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区别开
来。同时，这亦使他有别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学派中的一些虚无主义者1。
安格尔理论创新中最为独特的地方，是他深刻洞察了"结构性构架"可被修正(
参照人类自由而言) 的程度。正如安得森(PerrryArderson) 所指出的那样：“安
格尔的结构性构架被明确地用以替代马克思传统中的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生产方式
因其过于僵化和可重复性而被弃之不用。结构性构架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偶然
的相对稳定的复合体，在分配重要资源时，它协调正常的期望与常规的冲突”2。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摆脱“结构性构架”的束缚，但我们却可以使之更加开放地面对
挑战和修正。安格尔认为，结构性构架“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是在历史中变
化的。例如，古印度的世袭等级、封建欧洲的庄园、当今的社会阶级及将来的“意
见的党派”（parties of opinion)，表现了这些“结构性构架”越来越开放（或
可称作“可塑性”）的特点。安格尔使用“否定能力”这一概念来表达一种“结构
性构架”之开放及超越既得利益的程度。了“否定能力”这个词语。安格尔概括并扩展了诗人使用该词时的原意。它表示活
跃的人类意志及其－－通过在思想与行动中对“结构性构架”加以否定－－超越“
结构性构架”的能力。提高“否定能力”，意味着使制度的“结构性构架”更加开
放地接受修正，藉此缩小结构与常规之间、革命与点滴改良之间、社会运动与制度
化之间的鸿沟。安格尔珍视对否定能力的强化，因为这种强化既是目的本身－－人
类自由幅度的扩大，又是作为达到其它目标的手段。安格尔强调：对“结构性构架”
的“否定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物质文明进步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可能重叠。
因此，安格尔理论之独特，就在于他对“结构性构架”的双向理解：既承认“
结构性构架”的弹性和力量，又否认赋予它更高的必要性或权威性。他强调只有“
从不确定的角度去观察确定的事物”，才能“深刻地理解社会”。从他对结构至上
和制度至上主义者的批判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安格尔的理论立场。
安格尔认为，结构至上主义者否认我们可以改变“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此处
所讲的“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是指其可修正的程度。结构至上主义者仍旧坚持“
结构就是结构”的错误观点。一个结构至上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后现代
相对主义者，他们放弃了价值判断的普遍标准。同时，结构至上主义者还可能是只
醉心于破坏一切的虚无主义者。然而，这两者的理论都是伪激进的，因为他们最终
都赞同这样的论点：既然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构架或情境，那么我们所能做的
全部就是选择一种社会构架或情境，然后按其规则行事，而不应当去改变这一构架
或情境（context）固有的性质。安格尔的“结构性构架”可修正的观点，为解决
后现代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当我们失去对绝对价值标准的信
赖时，我们不必向现存的制度的和想象的秩序妥协。我们仍旧可以努力营建更加尊
重我们的精神特质－－超越“结构性构架”－－的“结构性构架”。
那么，如何来度量“结构性构架”的“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呢？这个程度取
决于“再产生结构”（structure-reproducing) 之常规活动与挑战结构之变革活
动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结构性构架”就越是开放和可被修正。这里，我们触
及了安格尔社会理论的关键。安格尔与大多数当代社会理论家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
学家之不同在于，他并没有被那种欲在冲突的理念中建立“中立的”基本制度的想
法所困扰。在他看来，对中立性海市蜃楼般的幻想阻碍了实现更为重要的目标：制
度化的秩序应鼓励实验主义的能动性和真正多样化的经验。在人类的属性中，我们
无法将那些永久性的普遍的部分与那些随社会环境而变化的部分区别开来。将制度
化的秩序表述为一套能够在利益的冲突和对善的矛盾的构想中扮演中立角色的权利
体系是徒劳的3。重要的是缩短对我们的制度安排“再生产”和“修正”之间的距
离。如果说批判结构至上主义从一个方向攻击现存的制度安排给我们的命运的话，
批判制度拜物教则是从另一个方向来攻击安排给我们的命运。安格尔认为：制度拜
物教把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具体制度安排与抽象概念（诸如民主政制和市场经济）
直接划等号。制度拜物教者可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将民主代议制、市场经济
这样的抽象概念与在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偶然奏效的一套暂时的政治经济安排混为
一谈。制度拜物教者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他们将这些相同的安排认定
为是迈向未来的必经阶段，而未来社会构架的内容既是先行决定的，又是不能给予
可信性描述的。制度拜物教者还可能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或很实干的政治家或
经营者，他们将现行的实践当做一个为了均衡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无争议的构架来接
受4。
被安格尔称作“神话般的民主的历史”是制度拜物教的典型例子。根据这一神
话般的历史观点：“现代政治经验不断的摸索及许许多多的其他选择的失败，已经
证实现已形成的制度安排决不只是侥幸而已”5。与这种“神话般的历史”相反，
安格尔说，我们应认识到当代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多么的具有
偶然性。例如，18 世纪的自由立宪主义者试图赋予受过政治教育的及财政上可靠
的贵族们以统治权，以保证他们执掌的政府能够对付暴民统治及政治家们煽动。
这一早期自由的立宪主义并非通向民主政制的通衢大道。早期自由宪政主义的
遗产之一是，它将那种蓄意于政治缓冲、带有反民主偏向的权力分立，同持续性的
宪政与选举僵局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早期宪政主义的一个特色。美国总统政制的
“制衡制度”，及将政治权力置于议会之内的政治集团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议会
制”，都是这种遗产的表现。
相比之下，安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程式，这一程式加强了民主的实验主义
而与18 世纪的立宪主义划清了界限。这一新的程式还将强有力的平民因素与社会
广泛而多重的政治代议渠道结合起来。事实上，两次大战期间（1918 －1939）的
“二元宪法”和1978 年葡萄牙革命宪法都暗示出立宪政制向民主实验主义更加开
放的可能性。
制度拜物教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被安格尔称为“私人权力的神话般的历史”。根
据这一神话般的历史，现行的西方财产契约的立法系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
逻辑。与这一观点相反，安格尔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并无固有的唯一的法律制度。现
行西方财产与契约法则的反常情况与趋势－－如“信赖的利益”（reliance
interests) 就不是建立在契约各方充分的意志表达之上的－－已经显示出市场经
济的新型制度安排的因素。安格尔的建构性社会理论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分析财产与
契约体系的创新的。他揭示出我们应如何通过在现行的权利体系内重新调整和扩展
反常趋势，以达到建立新体系的目的。
安格尔对“民主的神话般的历史”与“私有权的神话般的历史”的批判，只是
他的“制度考古理论”的一个部分。他还就当代政府与劳工的一系列制度提出了另
一种更具可能性的“考古”观点。他也考查了前苏联和中国的制度形成史。在每一
个案例中，安格尔都“将人们所熟悉的变为所陌生的”。由此，他揭示了这些制度
的产生和发展的偶然性，而只有当人们抱着“虚假的必然规律”的心态来回顾历史
时，这些制度才会显得“自然”。
安格尔“制度考古理论”的主题是指出制度拜物教的谬误，即：现行的制度安
排，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可能性集合的子集。在论述“小商品生产”时，安格尔强
调这样一个事实：小规模的经济，相对平等的生产者，是通过将互相协作的组织和
独立的行动结合起来而操作的。通常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小商品生产”
注定是会失败的，因为在对技术活力至关重要的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小商品生产
妨碍了经济规模。
安格尔却不这样看待“小商品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