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空间”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和人类历史的重要理论维度，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体系的扩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是不断借助全球化进行地理扩张、空间重组的过程，是维系自身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主导功能的过程，新自由主义恰恰是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重塑“中心―边缘”体系的重要一环。新自由主义问世以来，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从原先边缘学说演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推行的政治经济范式，且在实践上表现为对南北国家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企图实现世界资本主义化。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新自由主义；资本；政治经济范式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3-0151-03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两种基本维度，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就重视对“空间”的争夺和占有，社会空间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载体被无限的开发和利用，塑造了各类相互作用又密切关联的流动性、复合性、层次性的空间和场域。“空间”从来就不是中性的“容器”角色，而是包含着人们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产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深刻地阐释了资产阶级如何按照自身需要（资本积累）生产活动的空间（全球的、阶级的、文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形式较以往的原始积累有了新的特征，表现为全球范围内占有更大的生产要素的空间和重新布局资本权力的场域。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大卫・哈维指出，全球空间关系的建构和再建构是资本主义得以存续至今的重要手段，目的是生产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空间秩序和“资本化”的人类空间，“而新自由主义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积累体制，不但不能消除这种不平衡，反而使这种不平衡不断地被生产出来”[1]。
一、空间生产与全球化
（一）空间生产何以能
人类思想史上，对“空间”概念的探讨源远流长，但对“空间”自身生产的探讨则始于马克思所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立足于研究一定时间和空间下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生产“空间”本身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 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 ，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2]。当生产和分工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城市为生产要素集中的空间将迅速对外扩展，资本主义为了克服积累的危机就必然要开辟更大的产品销售市场和转嫁过度积累矛盾的地域。列宁、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空间思想，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文社科领域出现的“空间转向”正是以列斐伏尔和哈维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重新引入了理论批判的视野而推动的。因此，“空间问题一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唯物主义本然地存在空间之维”[3]。
（二）空间生产的形式
1.空间生产与资本化
社会空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品，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因而，空间既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或生产力，随着人类生产和交往关系在空间层面得到解放，空间生产力在资本生产和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突出。不仅如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M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4]。也就是说，资本的天性就是自由，力求最大限度的实现增值，在时间维度上消除空间的限制，在空间维度上扩展运动范围。
2.资本的权力场域
空间的生产同样是特定的社会关系重组或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它充斥着特定的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来就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结构，在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依靠殖民扩张、商品倾销和劳动剥削；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老牌资本主义强国采取资本输出、技术垄断以及战争掠夺等残酷的方式来剥削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战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贸易和金融等更加巧妙的方式建立起了坚固稳定的以欧美为主导的、体现资本权力场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资本的世界性积累制度得到了纵深发展，并借助新的政治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中打造资本的全球空间。
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一）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窥探
新自由主义于20世纪20～30年代由哈耶克等人创立至今，出现了以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主要代表的理论流派。纵观其理论渊源和演进历程，不难析出，新自由主义发端于近代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主张，以“演进论的”自由主义为经济理论来源，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辟，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借尸还魂”。究其理论结构，新自由主义以抽象的人性论和人格化的经济学为视角，立足市场至上的根基，与凯恩斯主义背道而驰，狭隘地排斥或否定政府干预或管制，在此基础上实行自由化经营、贸易和绝对的产权私有化，旨在维护永恒的私有制，进而建立新的资本世界积累制度。
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就是要“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6]。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新自由主义寄生于欧美发达国家右翼政党势力和传统左派力量在全球推行的政治经济策略，随着美国牵头炮制的“华盛顿共识”的出炉，新自由主义俨然升级为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经济范式。正如英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其《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指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7]。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新自由主义是以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秩序为目标，迎合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扩张需求的经济理论、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 （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
新自由主义者鼓吹全球空间治理，企图实现全球资本主义化，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廓清其核心观点。
第一，新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鼓吹极端的“三化”，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自由化，即贸易、经营、竞争自由，自由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是理想市场的基础；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者信奉“看不见的手”力量、“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认为市场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优机制，排斥国家干预公共、私人产品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私有化，认为公有制是对效率的最大损害，不仅无法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会造成资源集中的浪费。
第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主张方面，可概括为反公有制、反国家管制、反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公有制阻碍了社会进步，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和保障。产权的社会化私有“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8]；反对国家任何形式的管制，以经济上的“无政府主义”抵制政府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反对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理性是对个人理性的毁灭，会不可避免的产生集权限制个人的自由，进而走向“奴役之路”。此外，西方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强推全球治理体系，进而架空主权国家和民族的地位。
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奉行文化霸权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强大的“软实力”，采取对社会主义国家渗透的策略，以达到从内部和平演变的目的，去实现所谓“历史的终结”。而这个历史的终结，就是两种社会形态的趋同，也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结，喻指社会主义事业和运动的消亡，资本主义真正实现统一世界。因而，“所谓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自由化’等只不过是它用来推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块遮羞布而已”[9]。
三、新自由主义的空间实践及其现实后果
（一）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历程
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需求管理政策无力解决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的困境，理论上代表“制度框架下的自由”（凯恩斯主义）让位于新自由主义，国家干预模式退居历史后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在欧美改革领域中掀起了热潮，主要表现为私有化改革、削减社会福利、去工业化、金融自由化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经济的膨胀率迅速得到了控制，摆脱了长期滞胀的局面，实现了短期的繁荣。80年代中后期，以巴西、阿根廷、苏丹为代表的拉非40多个国家爆发了债务危机，欧美借机抬高利率，造成了这些国家债台高筑，因无力偿还而接受了西方的“贝克计划”，这些国家被迫进行了政策调整，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弃国家干预并放弃金融管制。恰逢90年代初期，由美国牵头炮制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为原苏东国家制定的“休克疗法”，使得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欧实施全球治理的工具，国际垄断资本从此正式建立起世界积累制度，也进一步主导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
（二）新自由主义演进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的演进，逐步构建起了不合理的全球性空间秩序。在经济领域也没能缓解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的基本矛盾，不过是做了局部性质的修补，为资本新一轮世界积累拓展了空间，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沦为私人资本增值的工具。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将公共资产、公共权利私有化，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家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等构成了剥夺性积累的主要途径。[10]”然而，国家干预的缺失造成了金融领域泡沫继起、经济危机危害程度加深，也加剧了世界性贫富两极分化，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爆了全球金融动荡是最好的佐证。在大危机过后，全球经济急剧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剧增，全球失业人口骤增至2.12亿，失业率高达6.6%，西方国家内部遭受多重危机打击，新自由主义自此跌下神坛。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必然蜕变为富人贪婪掠夺财富的特权和穷人无底线的牺牲”[11]。
原先接受新自由主义化改革的拉非和原苏东国家，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衰颓。在“新自由主义化”期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普遍减速甚至呈负增长，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仅俄罗斯就损失总计1.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经济总量的4.2倍，约为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12]。而拉美国家则遭遇了“失去的十年”，在1991-2001年期间，各国平均失业率高居7%以上，皆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负增长。阿根廷则是前车之鉴，在实现金融自由化后，外资控制国内近60%的的资产，累计外债高达1500亿美元，超过半数居民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元气大伤后至今才得以喘息。此外，历史遗留的国际旧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状态依然没有被打破，南北国家间的不合理空间格局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凭借在全球化空间中重塑的“三重体制”，新自由主义俨然成了“新帝国主义”。
四、结 语
新自由主义的在全球空间的肆意作为，是造成世界贫富两极分化、国际金融危机危害程度加深的根源，也是导致主权国家和民族治理危机的幕后推手。从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出发，通过廓清新自由主义理论核心观点，并揭露其在全球化中的“罪行恶果”，可以J清其本质就是国际垄断资本借助全球化逐步建立起的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重体制。空间生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视角和方法论体系，也创造了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新路径。在今天，空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统治工具，又是抵抗工具，研究空间生产理论有助于应对国内空间生产力落后和社会公平正义在空间位阶上缺失的困境，进而为我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面向新的历史高度而提供有益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胡乐明.资本积累、阶级斗争与空间生产――一个文献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2014（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英）诺姆・乔姆斯基.徐海铭，季海宏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8] （英）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 高和荣.揭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J].政治学研究，2011（3）.
[10] 孟捷.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矛盾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J].学术月刊，2012（9）.
[11] 新自由主义风光不再[N].人民日报，2014-06-03.
[12] 李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J].求是，20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