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古代的自由，贡斯当曾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进行了深刻地考察，认为古代的自由是“集体性自由”[1]。这一观点只是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古希腊的自由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而并非一个孤立静止的概念。真正理解古希腊的自由需要建立在对古希腊自由进行历史性考察的的基础之上。古希腊的自由从古希腊神话产生开始，直到希腊化时期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由于受到地理、神话、社会、历史和哲学等多方面原因的塑造和影响，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自由的精神却始终在古希腊人意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关键词]自由；递变；古希腊；历史
现代自由主义直接发轫于古希腊的自由精神，古希腊的自由对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塑造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近现代自由思想和社会革命实践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对古希腊历史的探讨将以自由为主线，从观念和社会历史两方面对自由进行考察，探索从古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一直到希腊化时期整个古希腊自由的历史演进，以便于人们进一步提高对当代自由主义及其未来的认识。
一、古希腊自由精神的滥觞
英国学者J.B.伯里认为古希腊人的自由观念源于“他们的天性如此”[2]。归根究底，这种古希腊的“天性”还应从古希腊人的自然环境以及其最初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古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中去探寻。
古希腊地区，地势崎岖不平，以山地为主，海岸线蜿蜒曲折，这为古希腊人由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过渡到社会状态下的自由奠定了地理基础。在自然状态下，基于生物体本能的自由为一切古代先民所具有。但古代先民一旦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地理环境对古代先民自由秉性的塑造往往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古希腊早期，受地形地势的影响，古希腊各部落始终未能实现统一。各部落往往依地形地势而分布，相互之间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主权。这种基于自然条件下实现的独立意识正是自由精神的最初表达。由于古希腊地区受耕地不足、淡水资源匮乏等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生存环境，古希腊人打破自然疆域的限制，把目光投向大海。一方面，古希腊人通过海洋，为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提供多种可能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土地对人身的束缚，这一转变，说明土地不是古希腊唯一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古希腊人通过海洋，在与其他地区民族广泛进行商业、殖民、文化等交流活动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古埃及、两河平原等其他地区早期的文明成果。并在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的过程中，开始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文明形式。其中，古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便是古希腊早期文明成果中独具代表性的。
作为早期古希腊人民智慧的结晶，古希腊神话从前奥林匹斯神系到奥林匹斯神系的转化，体现了神由自然性向社会性的转化（新神不再是天神、地神、雷神……而是商业神、战神、锻造神等等），这充分反映出古希腊先民在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了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开始从现实生活出发，追求和实现精神的自由。“古希腊神话所蕴含的自由精神的核心内容是神和英雄与命运的抗争”。[3]这种对命运的抗争尤其体现在神和英雄人物对外在的权威和自身命运的抗争上。例如普罗米修斯、阿喀琉斯、赫拉克勒斯等，他们为实现自由而自由地进行抗争。普罗米修斯为人类摆脱宙斯的奴役盗取天火，后被宙斯囚禁在高加索山上，每日遭受恶鹰啄食肝脏之苦。阿喀琉斯得知自己的命运后，毅然为了自己的光荣和荣耀加入特洛伊之战，其虽死但英名万世永存。虽然也有学者提出，史诗时代的自由并不受重视，但事实上自由作为古希腊人民的民族精神，已经成为了与生命等同，甚至高于生命的存在。
二、思想自由精神的产生和发展
从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开始，古希腊便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的时代。如果说之前古希腊先民的自由精神仍停留在自在层面上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通过对神和英雄等异己的事物来表达其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和崇拜。而真正从泰勒斯开始，古希腊人民逐步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他们运用自己的理性，自由思维，自由创造，探索宇宙、社会及人生的奥秘。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则分别提出了“无定是万物的本原”和“气是万物的本原”的观点，到后来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等。都分别从各自的基本立场出发，在思想自由精神的引领下，先后创造出一系列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基本图景，权威彻底从思想领域清除了出去。在思想领域，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权威，而思想自由正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达。
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4]对此，学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是原子式的个人，而另有些学者则认为是与万物相对――普遍化的人。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智者的基本思想主张以及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应该是个人。个人成为衡量存在的标准，而不是神或自然。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无疑是个人自由在思想自由基础上的明确化，并且在哲学上提出的个人自由开始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去。
三、雅典民主政治自由之战
“从梭伦通过废除农民土地债务制将他们从上层阶级手中解放出来，‘自由’在希腊便拥有政治上的意涵。”[5]自由人的普遍存在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基础和前提，梭伦废除土地债务制之后，雅典人民从普遍意义获得空前的人身自由。梭伦及其后继者赫利斯提尼和伯利克里先后通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最终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民主运作体系。这为公民政治自由的实现奠定了法律和制度基础，是公民由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转变，积极参与城邦生活的保障。
“波斯人对希腊的入侵，使得自由这一概念获得极为重要的地位。到公元前470年左右，希波战争已经被希腊人看作是‘自由战争’。”[9]在希波战争中，古希腊各城邦在“民族自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成立军事同盟，最终打败了波斯帝国。希波战争后，雅典霸权的建立及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民主制度的有效实施。这一胜利，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其中“理性言说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交往的主要方式”[6]，这里的“理性言说”即指话语。就话语而言，汉娜・阿伦特曾有过相关表述，“在人类共同体所需以及产生过的所有行为中，只有两种被视为具有政治性……就是行动和语言”[7]。由此可见，话语是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必备的政治工具。“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是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是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8]由于公民的财产差异，在享受具体的行政权力上可能存在差别。但是话语权却是人人平等，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的特性。主导城邦政治生活的不是政客，也不是公平或正义，而是话语中说服和论辩的技巧。在城邦中话语的主体是公民，公民主导了话语权，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实现了话语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自由人的身份获得了根本的保障。民族自由的实现，对于确保古希腊各城邦的独立以及公民的自由具有深远影响。
四、自由精神的余辉
从苏格拉底开始，整个希腊开始进入衰落时期。先有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后不久希腊开始先后进入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化时期。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内部矛盾激化，而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古希腊城邦开始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城邦公民的自由也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与城邦公民外在自由的衰落相反，对人内在自由的强调和重视开始逐渐突显。这种对人内在自由的强调，在苏格拉底、以及后来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身上尤其体现。
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思想自由精神的引领下，苏格拉底在思想自由的道路上继续探索。看似简单的一条箴言--“认识你自己”，在赋予了哲学内涵后，自由的意蕴便开始突显。“人只有真正认识了自己，才能把自己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10]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还强调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洞察到自己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德行在每一个人心中，每一个人都是道德的主体。苏格拉底第一次把道德和自由结合起来，对自由赋予了伦理意义。而之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自由思想更多地体现在政治观上，与人的内在自由相去甚远。此时不得不提到，在古希腊思想家中，对自由思想贡献最大的是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处于希腊化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共同体的关心已经开始转移到个人自身的关心上来。紧随时代主题，伊壁鸠鲁发挥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提出了原子倾斜运动的主张，从而在本体论上肯定了“自由意志”，并由此在伦理上提出了“快乐主义”的思想，主张人们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积极地追求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自由，这是对人内在自由的积极追求。但后来的斯多亚学派在罗马化时期却在对人内在自由的追求上走上了一条消极应对、强调整体而忽视个体的道路。与伊壁鸠鲁学派对个体内在自由的积极追求相比，斯多亚学派的自由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当然，这主要是受到当时时代的影响。
通过以自由为主线对从古希腊神话史诗一直到后来的罗马化时期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自由”这一西方世界的重要精神在观念和社会历史方面的一般演化特征。从人们对神话中自由的崇拜，到哲学思想中自由的延伸，再到为争取民主政治的自由之战，最后到人们对自由意志的探索，体现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及自由本身的递进变化。把“自由”放在一个历史动态的进程中进行全面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古希腊自由的理性认识，更好地认识当代自由主义及其在当今的现状及未来，加深对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