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化复兴论”的生成受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国学发展模式、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启发。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古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恢复固有道德”“第三种文明”等不同文化流派在涉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时，其观点和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
关键词：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华民族复兴；话语构建
近代语境中的“中华民族复兴”，包括以民族建国为契机恢复民族独立、以赶超列强为目标恢复民族地位、以“少年中国”相号召恢复民族活力、以“保存国粹”为旗帜守护民族文化等内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中，无论是清季的“古学复兴”还是当下的“儒学复兴论”“中华文化复兴论”，以不同形式、不同面目呈现与展开的“中国文化复兴论”，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极致者甚至把中华民族复兴归结为中国文化复兴或儒学复兴。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在文化层面的展开，并对其中所涉及的有关中国文化复兴与中华民族复兴之关系的论述作些讨论。
一、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话语构建的学理渊源
近代先哲在建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过程中，注意思考中国文化复兴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问题。这种思路一方面是受传统文化某些内在因素的影响所致，一方面是受到外在的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深刻启发。
1.“以复古为解放”思想的影响
“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①其实，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就采取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形式。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谈到了维新思潮与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关系。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更是借助旧形式传播新思想，把孔子装扮成改革的守护神。继起的革命思潮何尝又不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正如章太炎晚年就曾谈到的那样：“攘夷之说，绵绵不绝，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腾为口说，或著之简册，三百年来，深入人心，民族主义之牢固，几如泰山磐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国响应，此非收效于内诸夏外夷狄之说而何？”②
2.欧洲“文艺复兴”的启发
虽然早在明末清初，欧洲的文艺复兴文化就由西方传教士带到了中国，但直到清末，文艺复兴文化才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被介绍到中国，而国人对文艺复兴文化的理性认识要到五四运动以后。③至于中文“文艺复兴”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经书》一文，该文在介绍西方“经书”时提到：“未能印书之际，匈奴、土耳其、蒙古各蛮族侵欧罗巴诸国，以后文书消亡磨灭。又千有余年，文艺复兴掇拾之。”④后又出现了“古学复兴”“文学复兴”“文学复古”等词，尤其是“古学复兴”一词在20世纪初年曾经颇为流行。清末国粹派倡导的中国“古学复兴”明显是受到西方文艺复兴的影响。在国粹派的相关文章中，西方文艺复兴不断被提及。如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中说：“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⑤邓实在《国学保存论》中说：“昔欧洲十字军东征，载东方之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泰氏以国文著述。”⑥他的《古学复兴论》更是详细地介绍了欧洲的“古学复兴”。
3.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经验借鉴
国粹派倡导“古学复兴”论的文章，往往将日本保存国粹与欧洲文艺复兴并提。如黄节在提到“意大利文学复兴”的《国粹学报叙》一文中说：“昔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时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⑦许守微在《国粹无阻于欧化论》一文称：“意大利建国也，古罗马之庄严伟烈，日印于国民心脑中，是以一举而大业成。日本之初倡尊王攘夷，取大和魂之武风，聚国人而申戒之，而今日卒食其服。”⑧《拟设国粹学堂启》一文指出：“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⑨
二、中国文化复兴思想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1.“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
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大国的4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中华民族复兴也有多重标准或标志，如经济繁荣、军力强大、政治修明、人才辈出等都是“复兴”的应有之义，同时，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无疑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因此，只有我国的综合国力处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国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化等都处于世界前列，才算实现了民族复兴。近代先哲一直把“中国文化复兴”作为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目标。孙中山在设计中国建设方案或描绘大同社会蓝图时，就把“心性文明”建设作为振兴中华的重要内容。他指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⑩近代中华民族的落后，乃“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中华民族复兴不仅有待于物质文明的进步，也有赖于心性文明的进步。李大钊在阐发其“青春中国”“少年中国”“中华民族之复活”等思想时，也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他说：“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 2.“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必需途径
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努力推动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各项文化事业。在近代民族复兴思潮中，先哲们纷纷阐述了科学技术、心理建设、教育、文艺、学术等各项文化事业对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孙中山强调，要“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就要恢复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同时“要去学欧美之所长”，“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章渊若认为，“今后吾人之觉悟，首应根本恢复中国民族固有创造文化之能力，努力于新的科学文化之创造”，“吾人欲使中国民族自拔于落后的状态，自跻于平等的地位，首应认清今后民族复兴运动之基点，创造民族文化科学的基础”。吴钊曾撰文指出：“今欲复兴颓败之中国，必先转移一世之人心”，“居今日而言复兴中国之途径，探本穷源，仍不能不以人心之一念为基点”。百刚曾撰文强调了教育对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性，他指出：“要使一棵树重生，非由培养树根入手不行，要使国家和民族复兴，非从教育着手不为功。虽是功缓效迟，然而这是惟一的根本方法。”郑宏述曾撰文强调了文艺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使命。他指出：“新的文艺创造着新的时代，力的文艺复兴起力的民族；伟大的文艺创造着伟大的时代，健全的文艺复兴成健全的民族。钻到时代的核心，站在民族的前面，把握着时代的动向，探索到民族的出路。这是现阶段中国文艺者的伟大使命。”
3.“中国文化复兴”的核心是恢复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提供动力支持
三、不同文化流派对“中国文化复兴”路径的选择
中国现代史上存在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既鼎立又抗衡的三大文化流派，在对待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文化复兴促进民族复兴等问题时，有着不同的文化选择和路径选择。
1.文化保守主义者把“中国文化复兴”定位为传统文化复兴尤其是儒学的复兴
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中国文化复兴论”重视古学、国学、儒学的传承，自由主义者重视引入西方文明，希望通过颠覆古典传统、引介外来元素促进文化更新，以“文明再造”“文化重建”促成民族复兴。他们向往西方文明，希望在中国实现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以民主、科学、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等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西方现代性作为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胡适认为，正是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才使日本的再生取得了成功。他希望“中国也可能像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我们决不受那些保守派思想家们的护短的观点的影响，也不因害怕丢掉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有所动摇”。
胡适、蔡元培等人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表明了他们按西方文化运动的性质与模式推进我国文化变革的立场。胡适指出，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的第一个相似之处都是从文学领域开始的：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从新文学、新文艺、新科学和新宗教之诞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尚未涉及艺术”，但“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另一个相似之点是人的解放：“欧洲文艺复兴是个真正的大解放时代。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在中国新思想运动的第一年之中，我们已清楚地看出这一运动解放妇女和争个人权利的要求”。
3.激进革命论者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均持既有批判又有认同的态度，主张在兼采中西的基础上实现“综合创新”
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包括了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文化上的激进变革主张。有别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注重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革命者强调正是列强侵略与封建统治导致国家山河破碎、民族日益衰颓，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以寻求国家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寻求社会进步。但革命者并没有忽视文化问题，并没有忽视“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探索。
孙中山晚年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对文化复兴问题就颇为关注。他认为中国文化建设应当“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并称自己“所持主义”有三个思想来源，即“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和“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他强调，民族复兴就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甚至“恢复到头一个地位”，而要恢复民族地位，就要恢复固有道德，“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和平”，“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除了谈到恢复固有的道德，还谈到恢复固有的知识、固有的能力。同时，他又强调指出：“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朝着全新的方向、全新的道路实现“中国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实现民族复兴不能靠东方文化，也不能靠西方文化，而要靠“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文化复兴。他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取向，概括地说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四、结语
近代以来各家在阐释各自的中国文化复兴思想时，都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复兴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各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实现民族复兴的意义。其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尤其强调了儒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对实现民族复兴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把民族复兴的实质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归结为儒学的复兴。如清末国粹派强调，民族能否复兴取决于古学能否复兴，国家能否不亡取决于国粹能否保存。他们指出：“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在《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中指出：“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他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他的文化，这文化也就是他的生命；如果有国家民族而没有文化，那就等于没有生命；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意义，或者是没有价值，那也就是说他的文化低下；生命的意义高，价值大，他的文化也就崇高了。”既然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要实现民族复兴，自然就要关心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弘扬。他基于“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历史略有所知”（《国史大纲・引论》）的认知，撰写了《国史大纲》等著作。 至于如何正确认识国学、儒学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作用。一方面，实现民族复兴，文化不能缺位，软实力不能跛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国学在新时代的多元文化生态中必然有新的发展机遇，而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流，必然会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中占有重要地位，必然会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的主编汤一介先生所说：“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历史新时期，而民族复兴必须有民族文化的复兴相配合，民族的复兴才有精神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文化复兴的支撑，那他就缺乏这个精神力量。从2000多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思想一直是处于中华文化的主流地位，因此，研究儒学的历史，对了解中国社会有重要意义。”实现民族复兴，不仅是经济的腾飞，中华古老文明也将重新焕发生机。另一方面，实现民族复兴，文化不能越位，“文化强国”不能唱独角戏。不宜夸大文化复兴、儒学复兴在实现民族复兴中的作用，不宜以儒学复兴等同于民族文化复兴，甚至等同于中华民族复兴。那种“中华民族复兴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的说法已经是夸大了文化的作用；而那种“民族文化的复兴根本的就是儒学的复兴”又夸大了儒学的作用。包括儒学的当代发展在内的民族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涵，但中华民族复兴还包括经济振兴、政治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建设等更全面的内容；近代语境中的“中华民族复兴”除了要守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活的精神生命之存在”，还有恢复民族独立、恢复民族地位、恢复民族活力、恢复民族自信等内容。再则，实现文化复兴，还必须有开放性思维。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不是要复古，不是要回归儒学，不是要全盘恢复旧文化，而是要在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再现文明古国的灿烂辉煌，它将使儒学、国学不断从现代性、从时代精神中获得新的思想资源，并因此焕发生机。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不是排外，不是要再摆出“天朝大国”的虚骄，而是要在融入国际社会中、在构建多元文化生态中赢得自身的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