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 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此处所说的“两端”，亦有体有用，即以“经义”为体，以“政令”为用；“书院”者，即教授此“明体达用”之学也。《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学案”，安定（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其“经义”即体也，其“治事”则用也。此种治学精神的确立，以及宋代“书院”的兴起，实是本之于范仲淹。宋学精神中的“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王安石）而止，其始则亦是创自范仲淹。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先河；而庆历新政的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则使儒学得以复兴，成就了宋元明时期的新儒学。范仲淹实为宋代复兴儒学的第一人。
一
“民”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就是士、农、工、商“四民”。在他所作的《四民诗》（《范文正公集》卷一）中，他对农（“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几垄，游堕如云集。一蚕吐几丝，罗绮如山入”）、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在当时所受的压迫、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流传较广、童稚能诵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也是他“忧其民”的心怀袒露）。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
作为“四民”之一的“士”，是范仲淹自身所处的一个阶层。他认为“士”在社会中所应得到的待遇是：“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也就是说，君主要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而授予“士”之爵禄，“进贤授能”，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当时的境况却是：“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恶失去准衡，“士”之升迁黜陟不是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虽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但是“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禆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黙。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这里的“禆灶”（春秋时期郑国言“阴阳灾异”者，子产以“天道远，人道迩”批判之）是喻指佛老。范仲淹在此所说的佛老“激扬”、孔学“寂默”、“六经无光辉”，也正是稍后王安石与张文定公的那段问答所反映的情况：“一日[荆公]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公欣然叹服。”（宗杲：《宗门武库》）在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范仲淹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尽管是“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但是“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要担当“造物者”之功，“回此天地力”，复兴儒学。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风、吏治与复兴儒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张”，百姓歌咏“良辰”，就必须端正士风，整顿吏治；而要整顿吏治，“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慎选举”，即改革科举 考试 的 方法 ，不是以词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是据经旨、策论来选拔真正的人才，“取以 经济 之士”（范仲淹所谓“经济”，即是本之于儒家的经旨、经义而经世济民）；而“取以经济之士”，又必须“敦 教育 ”，即兴办学校，“教以经济之业”，授以“明体达用之学”。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已经不是“学者失其本”的“泛滥词章”，也不是“功名思苟得”的进士场屋之学，而是能够认明儒家之经旨而经世济民之学；它所培养出来的“士”，虽然须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富贵”（《范文正公集》卷二《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而是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这种儒家之“士”即孔门弟子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者，他们把个人的祸福得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顺逆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他们将此作为自身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因此，他们虽然“进亦忧，退亦忧”，但仍不失为“道义之乐”（《范文正公集·年谱》）。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就是宋代所复兴的新儒学。
二
公在睢阳（按南宋时金改“南京”为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
这一段范仲淹与孙复的因缘际会，实乃宋代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范仲淹对索游的“孙秀才”给予同情、帮助，补以学职，授以《春秋》，激励他“安于学”，这与范仲淹因自身的苦学经历而同情“寒儒”很有关系。《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当即孙复四举而进士不第之时，他在泰山“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在睢阳“授以《春秋》”。孙复不负范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学十年，成为复兴儒学的“宋初三先生”之一。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且首先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此年，范仲淹聘胡瑗“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同时亦给孙复写信，希望他到苏州“讲贯经籍，教育人材”（《年谱》）。此年末，范仲淹召还判国子监，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范仲淹推荐胡瑗，“以白衣对崇政殿，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安定学案》）。此时，胡瑗四十二岁，经范仲淹的推荐，从“白衣”被授以学官之职。
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在戎马倥偬中，他写有《举张问、孙复状》，说孙复“素负词业、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希望朝廷“赐召试，特加甄奖”（《范文正公集》卷十八）。同年，张载来谒，即《宋史·张载传》所云：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这也就是《宋元学案》序录所说“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庆历
三、四年，即庆历新政推行之时，规定科举考试“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在京师建立太学，诏令各州县皆立学，范仲淹于此间写有《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其中讲：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下）。亦在此时，“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召[胡瑗]为诸王宫教授，辞疾不行……”（《安定学案》）
庆历年间，孙复、石介并为国子监直讲，而胡瑗的教学之法也被朝廷所肯定和推广，胡瑗亦被召为诸王宫教授。“宋初三先生”与庆历新政的关系，于此得到充分显现。随着庆历新政的夭折，石介被迫害至死，孙复亦遭诬陷被罢贬。后来，孙复得以复职，“稍迁殿中丞，年六十六卒”（《泰山学案》）。胡瑗则在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再次被召，参与“作乐事”，受到朝廷的嘉奖。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专管句太学。四方之士归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军居以广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时以为荣。”（《安定学案》）虽然庆历新政夭折了，但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因胡瑗的执掌太学而得以延续和光大，并且形成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一股势力。《安定学案》载：
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熙宁变法时，胡瑗的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这是一股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势力，故而宋神宗有“胡瑗与王安石孰优”之问。刘彝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表达得十分清楚，说胡瑗的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这也是事实；但说“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却未免尊其师而忽略了范仲淹的重要作用。胡瑗“专切学校，始于苏湖”，其在苏州讲学即在明道（按实为景祐）年间，在湖州讲学即在宝元年间。而天圣三年，即胡瑗在苏州讲学的十年之前，范仲淹就已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了“救文弊”的思想，指出“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批评当时“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并且强调“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两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出“慎选举，敦 教育 ”的思想，主张“深思治本，渐隆古道”，期以行之数年而使“士风丕变”。又三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提出“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主张通过改革科举而“使天下贤俊，翕然修 经济 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又五年之后，范仲淹在苏州立郡学，胡瑗始应聘而专切于学校。刘彝所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胡瑗“尤病其失”，实际上，范仲淹“尤病其失”比胡瑗早十年；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这是本于范仲淹的“敦教育”思想；“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这除了胡瑗的教授之功外，还应归功于范仲淹的首倡敦教育、立郡学；若无范仲淹的延聘和推荐，胡瑗也不可能“始于苏湖，终于太学”，成一时教育之盛事。
三
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人的共同努力，庆历新政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成就了儒学的复兴之势。范仲淹说“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当时思想文化上的“弊”就是儒门淡薄，佛老激扬。儒门之所以淡薄，是因为朝廷以词赋、墨义取士，致使“学者忽其本”，“功名思苟得”；而佛老激扬，则是因为“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要抑止佛老，就必须使学者“明体达用”，把儒学从声律浮华之词、场屋功名之学中拯救出来。
欧阳修于庆历二年作有《本论》，提出“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排佛“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居士集》卷十七）。庆历新政确立儒者的“明体达用之学”，即是从“本”上复兴儒学，抑止佛老。孙复作有《儒辱》一文，认为“佛老之徒横于 中国 ”，是“儒者之辱”。他在《与范天章书》中说：“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词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见《泰山学案》，按范仲淹于景祐二年冬为天章阁待制，《与范天章书》是孙复与范仲淹往来书信之一）。石介也“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三篇及《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见《泰山学案》，“三者”即文章之弊与佛老）。钱穆先生就此指出：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页）。
“明体达用之学”不同于进士场屋之学，其意义又可解析为二：
其一，“明体达用之学”虽然是为政教立本，但因其不是为了功名之苟得，所以它亦有相对独立于科举、政教的性质。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不必非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入帝王之“彀”中才能实现，它自身亦有“道义之乐”的内在价值。这一点在科举制度下实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官僚机构的职位有限，科举取士毕竟只能考取士阶层中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士人免不了终身是一寒儒、白衣、处士。以往的儒门之所以淡薄，正是因为科举竞争的激烈，使“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当功名之心磨练得淡泊之后，就免不了归佛入老，闲适山林。“明体达用之学”要将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此其所以不同于佛老；同时，它也为未能进入仕途或从仕途遭贬的士人提供了一种能够安身立命、自有“道义之乐”的思想境界，此其所以把广大士人从佛老吸引到儒门。宋明新儒学就是以此来排斥佛老，“收拾”人才。
范仲淹虽然27岁登进士第，但他不图富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其晚年，子弟要为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他说：“人茍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年谱》）这正是宋明新儒学为广大士人提供的一种不同于佛老的思想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此“二者”即：“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以及“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这“二者”或感人生际遇之悲，或喜心契 自然 之乐，实是喻指佛老。宋明新儒学开出了一种有异“二者”的思想境界。
孙复四举而进士不第，受范仲淹的激励而“安于学”，至庆历二年他50岁时才以处士为国子监直讲，他也正是其所谓“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石介既为学官，作《明隐篇》，以语于朝曰：
孙明复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独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举而不得一官，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桑，盖有所待也。古之贤人有隐者，皆避乱世而隐者也。彼所谓隐者，有匹夫之志，守硁硁之节之所为也，圣人之所不与也。先生非隐者也。（《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于是范仲淹、富弼推荐孙复“有经术，宜在朝廷”。庆历新政改革科举，意在鼓励孙复这样的学人，把其中的佼佼者选拔到朝廷的大臣和郡守队伍中，但这样的学人只是“宜”在朝廷，其中的大多数仍免不了“有所待也”。因此，确立“道义之乐”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些士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者”，而是“探索圣贤之阃奥”、忧国忧民而又有“道义之乐”的儒家之士。
二程早年受学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后来被尊为 理学 之开山，他让二程所寻的“孔颜乐处”就是一种“道义之乐”的思想境界。
程颐“始冠，游太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作，“大惊异之，即请相见，遂以先生为学职”。程颐在此论中说：“颜子所独好者，何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八）程颐体会出，要得到“孔颜乐处”，就必须“正其心，养其性”，具有“中正而诚”的思想境界。注重心性修养并且开掘儒家的心性 理论 ，这是庆历新政为宋明新儒学启示的一个 发展 方向（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范文正公集》卷二十有《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亦是启示这一方向）。《安定学案》载黄百家案：胡瑗对程颐“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程颐敬礼胡瑗，而胡瑗曾与孙复、石介同学，此所以《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宋元学案》序录）。
其二，“明体达用之学”不同于科举场屋之学，从经学发展的意义上说，就是贬斥“墨义”（汉唐章句注疏之经学），而直接领会儒家的经旨、经义，从而开辟了经学 历史 的“变古 时代 ”。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宋史·范仲淹传》）。其所谓“泛通”，就是领会六经之大旨、大义，而不是矻矻于经书的章句训诂。他著有《易义》一篇，解释了乾、咸、恒、遁等二十七卦的卦义，另有《四德说》、《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等。其易学著作以义、说、赋的形式写出，这也很见范仲淹的学风特色。在《易兼三材赋》中，他说：
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他所注重的就是“大易之旨”，认为《易经》兼天、地、人三材之“道”，包含了“变化云为之义”、“洁静精微之理”。“旨”、“道”、“义”、“理”，这是范仲淹易学著作的几个关键词。在《天道益谦赋》中，他说：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虚于上天，虽秉阳之功不宰，而益谦之道昭宣，万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原夫杳杳天枢，恢恢神造，损有余而必信，补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为政，敦称物平施之心；圣人象以养民，行裒多益寡之道。……究至理之本，贵必始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远。高者抑而下者，举一气无私；往者屈而来者，伸万灵何遁。……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实兆民之是赖，无一物之不遂。贵退让而黜骄盈，得天道益谦之义。（《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范仲淹从《易经》所讲的“造化之真筌”中，领会出“天道益谦之义”。在他看来，“天道”与“人事”是相通的，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圣人君子效而法之，就应该在为政、养民中“称物平施”，“裒多益寡”。这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和 社会 改革意识。他希望君主能够认识“贵必始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的道理，从而“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在他所作的《君以民为体赋》中，他也强调君主应该“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范仲淹还作有《老子犹龙赋》、《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等等，在他晚年还作有一篇《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记其在陕西任宣抚使时，偶得佛书《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此书“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读后“胸臆豁然”（《范文正公集·别集》卷四）。这表明在范仲淹的思想中也有吸收佛老因素的倾向。
从经学史上说，范仲淹所讲的经旨、经义算不上有什么地位，即使是“宋初三先生”也只是初启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庆历新政的“慎选举，敦教育”所确立的方向，它改变了“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的学风，将认明“经旨”、“理道”置于“墨义”、“辞藻”之上，从而开辟了经学历史的“变古时代”。王应麟说：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四
“明体达用之学”既为政教立本，又有相对独立于科举、政教的性质，则其精神所寄必在于学校。范仲淹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的一生也对此付出尤多，堪称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范仲淹21岁寄居长白僧舍苦学两年，这相当于他的大学预备班；此后在南都学舍苦学五年，完成了他“大通六经之旨”的学业（《年谱》）。这种经历使他以后极其重视兴办学校，罗致教授，培养人才，而庆历新政首先侧重的“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以“慎选举，敦教育”为本源。范仲淹登进士第后，调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时”（《年谱》），以后徽学的兴盛，范仲淹与有功焉。天圣五年，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在此写有《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指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范文正公集》卷十八）。景祐二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将所得南园之地辟为学校，聘胡瑗为教授，由是而有苏湖之法。苏州有郡学，自范仲淹始；东南学术之盛，亦自苏州建学始。景祐三年，范仲淹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在此建郡学，“生徒浸盛”，邀李觏到此讲学。景祐四年，范仲淹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又在此建郡学，再邀李觏。宝元元年，范仲淹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李觏应招到越州讲学。庆历
三、四年，推行庆历新政，在京师立太学，诏各州县皆立学，取苏湖之法著为令，奏请胡瑗、李觏入太学。庆历五年，范仲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在此作《邠州建学记》云：“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范文正公集》卷七）皇祐元年，范仲淹知杭州，两次推荐李觏入太学，李觏被授为太学助教，后嘉祐四年，胡瑗以病告假，李觏入京管勾太学。
范仲淹在仕途中数进数退，所经之地有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浙江、陕西、甘肃、山西、山东等省份。他在南都，亲掌府学；居庙堂之高，则在京师立太学；处江湖之远，则每到一地，必建学兴教，“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参考 文献
《宋元学案》，世界书局1936年《四朝学案》本。
钱穆，199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皮锡瑞，1959年：《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