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武帝虽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所独尊的是包括儒家各个流派在内的广义上的儒学，而非是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或《春秋》公羊学。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董仲舒未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董学”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儒学众多门派中影响较大的一支，在西汉社会思想领域始终没有取得独尊或一统的地位。
关键词：汉武帝；董仲舒；“董学”；独尊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一项旨在加强和巩固皇权的思想统治措施，从此确立了儒学在其后两千多年社会思想领域的正统地位，这已是学界的共识。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提出疑义，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子虚乌有，是个“学术谎言”、“历史笑话”，见解虽然新颖，但并不能撼动学界的定论。
问题是汉武帝独尊的是哪一种儒术，不少学者认为汉武帝所尊的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金春峰先生认为：“董仲舒在对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目的论思想体系，代替黄老，成为汉代官方哲学思想。完成了汉武帝对策提出的历史任务。”董学研究大家周桂钿先生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当时独尊儒术，主要是独尊了《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唯一明于《春秋》公羊学的学者，因此说到底。独尊的是董仲舒哲学，是董学。”王永祥先生认为，董仲舒“以儒学为核心，广泛吸取了诸子百家之长，熔铸成一个新的有机体系。也正是因此，他所创立的儒学才能为汉代的统治者所采纳，使之居于统治思想的王座，并有效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也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笔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但所尊的是广义上的儒学，即包括“五经”在内的所有儒家经典及儒家的各个流派，是以儒学而非“董学”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及其后西汉王朝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董学”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影响并不大，更没有享有“独尊”的地位，远没有后世所评价的那么高。
一、汉武帝没有独尊“董学”和《春秋》公羊学
学界普遍认为，汉武帝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举贤良对策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在对策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
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此，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概括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恰恰说明，凡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儒家学说都是可以“并进”，可以发扬光大的。“表彰六经”，是包括儒家的主要经典、主要门派，而非专指《春秋》公羊学这一经一家。且从董仲舒对策之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西汉政府对于儒家的各个门派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厚此薄彼，或专门独尊哪一家一派。《史记・儒林列传》载：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W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萏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在此提到的都是当时活跃于思想界的一派宗师，各家都有自己的师承体系，董学只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家，而不能代表整个儒学，更谈不上是群儒宗师。汉武帝认可了董仲舒的对策，但并没有给以特别的垂青。“倘说董仲舒对策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对既定政策作出理论说明，就是替一种由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冲突中间产生出的实际事实编造幻想，如此而已。”
司马迁言：“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董氏和胡毋生并列为《春秋》公羊学的两大家，在汉景帝时俱被征为博士，他的《公羊春秋》和胡毋生在文本方面是一样的。在当时，《诗》有鲁、齐、韩、毛等不同的版本，而“《春秋》，董和胡毋两家不曾听说有什么分别。”
《史记・儒林列传》又载：“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汉书・儒林传》中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
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卒用董生”，用的是董仲舒的《公羊春秋》，是董仲舒的“道师之言”，而不是经他改造过的“新儒学”，这二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上因尊公羊家”，就《春秋》学的公羊派和谷梁派这两家来说是选择了公羊家，不是独尊了公羊家。汉武帝之所以选择公羊家，一方面是因为江公“呐于口”，表达能力欠缺，不如董仲舒能言善辩，在辩论中处于下风；另一方面也与辩论的主持者丞相公孙弘有关，公孙弘对董仲舒虽颇为嫉妒，甚至挤兑。但毕竟都属于公羊学派。史载：“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是另一个公羊学大师胡毋生的弟子，由于师承的关系，从心理上来说偏袒、倾向于《公羊春秋》是非常自然的。
汉武帝在《春秋》经方面选择了公羊学，对儒学的其他经典在政策层面上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关于“五经博士”的设置概况，王国维在《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博士官》中都有详细的说明，观点基本一致。王国维认为：“文、景时已有《诗》、《书》、《春秋》博士，则汉武帝所新置者，《易》与《礼》而已。”顾颉刚认为：“武帝立的为什么叫做‘五经博士’？只因文、景之世仅立了《诗》、《书》、《春秋》三种，还缺《礼》和《易》，所以他给补齐了。” 《汉书・儒林传》“赞”曰：“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儒家的主要典籍在当时都被尊为“经”，汉武帝时期的《春秋》经博士，立的是《公羊春秋》，和其他“四经”一起并置，没有受到国家最高权力的特别关照和尊崇，也没有取得超越或凌驾于其他学派之上的政治和学术地位。
二、董仲舒未获汉武帝的重用
上文分析，汉武帝尊崇的是包括《春秋》公羊学在内的广义儒学，而不是董仲舒个人或一家的学说。对于董仲舒其人，汉武帝始终没有给予特别的重用（尤其是在政治上），只是把他看作是有名望的学者或儒学大师而已。其实际政治影响及在推动儒学独尊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远不及同时代另一个公羊学学者公孙弘。
《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在此，班固特意将董仲舒排在公孙弘之前。而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汉书・公孙弘传》记载相同。从此之后，公孙弘官运亨通，从博士、左内史、御史大夫，直到“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想必更适合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外儒内法的口味。
公孙弘以一介布衣取得拜相封侯之位，起到巨大的榜样和导向作用。成为天下儒学研习者的效仿对象和精神动力，“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董仲舒在对策之后并没有任职中央。仕途颇为坎坷，既不得意，又不得势。先被任命为江都相，“事易王”，中间被废为中大夫，后又任胶西王相，这两个王都是以残暴、骄横著称，还因大谈灾异差一点儿丢了性命，晚年“以修学著书为事。”终生未获大用，由此也可以推见汉武帝对他的态度及其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地位。
《汉书・董仲舒传》中说，“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的作用仅仅是“发之”，提出建议，真正推动这项工作得以实施并成为国家人才选拔基本制度的是公孙弘。
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董仲舒对策之前，不是他的发明创造。
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通过详查有关史料。还没有汉武帝时期设置太学的确切记载。《汉书・武帝纪》“赞”提到：“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这是对汉武帝文治功绩的溢美之辞，“并不能作为可靠的史料。”
为博士官设置弟子员，则是在对策十年之后，因公孙弘所请，与董仲舒无关。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该项工作自京师开始，由内及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此即为汉代太学的前身。
由于公孙弘是靠《春秋》杂说起步的，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又人格卑劣，“希世用事”，“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欲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其德行不符合人心目中儒学大师的身份和形象，所以就把这项功绩算到董仲舒的头上。
然就事实而论，董仲舒最多只是一个倡议者，为此做出巨大贡献和关键作用的当首推公孙弘。而且就西汉和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来看。任何一种建议、学说、思想都是权力的附属品，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认可、支持与强力推进，是很难取得实际效果的。董仲舒虽是一个学识渊博、见解精辟的公羊学大家，但只擅于“论道属书”，在推动具体工作开展方面显然没有丞相公孙弘这样的地位、条件、影响力和执行力。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以灾异天谴学说为核心内容的天人感应思想也未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采纳。他在对策中说：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董仲舒苦心积虑所创造的这一套神学目的论并未被汉武帝所接受。他作为一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正致力于“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追求的是绝对的君权。不想让虚无飘渺的“天”来约束自己，评判自己施政的得失。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被主父偃偷出来并上奏给汉武帝，武帝展示给群儒，连董仲舒的得意弟子吕步舒看后都“以为大愚”，他因此下狱当死，被赦得免，死里逃生的董仲舒从此“不敢复言灾异。”
三、“董学”在西汉社会思潮中未取得一统的地位
刘歆在评价董仲舒时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董仲舒只是他这一个学派的宗师。尽管其所创立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对后世影响甚巨，但对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作用，远没有后人评价的那么大，捧得那么高，更没有享受“独尊”或一统的学术地位。
班固在《汉书》中不仅为董仲舒单独立传，还全文抄录《天人三策》。但在《史记》中，司马迁只是在《儒林列传》的最后为董仲舒立了一个四百六十余字的简略小传，对董仲舒参加贤良对策一事和《天人三策》未记载于书。陈苏镇先生认为：“当时对策皆高度保密，公卿执事尚不得见，更不可能流传民间。《天人三策》流传民间可能始于昭、宣时期。”司马迁没有看到，故未予以记录。
陈先生的这个推论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司马迁和董仲舒生活在同一时代，《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日”之语，说明曾聆听过董仲舒的教诲，有一定的师承关系，理应对此事此文有所了解和风闻。 其次，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中书令等职。《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这一职务使他得以有机会“轴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汉官六种，汉旧仪，补遗》曰：“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中书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汉书，霍光传》：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霍山曰：“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中书令负责奏折、宫中档案整理等工作，完全有条件、有资格接触到或看到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第三，在《史记》中，也有不少抄录对策、上书、奏折的事例。如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收录有主父偃、赵人徐乐、齐人严安等人的上书，三人当天就得到汉武帝的召见，同时被拜为郎中，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司马相如列传》中收录有司马相如“谏猎”的上疏，《三王世家》中收录有丞相庄青翟等人请立皇子为诸侯的奏折，这要比董仲舒的对策更为机密。
那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天人三策》为什么没有提及呢？只能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对策，董仲舒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物，在当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故没有收录的必要和价值。
《汉书・五行志上》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阴阳灾异学说大兴，但又分众多门派，“董学”只是其中之一。较为著名的阴阳灾异学者有刘向、刘歆父子，京房、夏侯胜、谷永等，各有所“宗”，都有自己的师传体系、经典依据和学术背景，与董仲舒的灾异学说互不隶属。“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京房师从焦延寿，是著名的《易》学学者，京氏《易》学的开创者。夏侯胜先从夏侯始昌学习《尚书》和《洪范五行传》，“后事茼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谷永“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李寻师从张山，“治《尚书》”，“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
据笔者统计，《汉书・五行志》中，引述董仲舒解说灾异的占辞有82条，引述刘向《洪范五行传》152条，引用刘歆80条，引用京房《易》103条，董仲舒的灾异学说并不占主流。
至于“为儒者宗”，从叔孙通开始，见于《汉书》的“儒宗”有萧望之、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及师丹等，除叔孙通和董仲舒之外，皆官至丞相，“服儒衣冠，传先王语”，都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董仲舒的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曾经提及，“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但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中仅提到《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在“诸子略儒家类”提到“董仲舒百二十三篇”，“百二十三篇”c董传相对应，而《春秋繁露》及其他著作则未提及。《艺文志》来源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是刘歆在西汉末年所能看到的书。以刘歆学识之渊博都没有看到（或看到了而没有收录），这足以说明董仲舒的著作在当时并不被人们所重视，当然也不流行。在两汉之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也无人问津。只是到了宋朝，“儒学又占了上风。于是，董仲舒又受到了重视。”
《汉书・儒林传》载：董仲舒“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赢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赢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睦孟。孟为符节令，坐说灾异诛。”这几位都是董仲舒弟子中较为出类拔萃的高徒，在两汉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建树皆为一般。褚大为梁相，以通《五经》被拜为博士，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被汉武帝委派“循行天下。”《汉书・兄宽传》载：“及御史大夫缺，征褚大，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洛阳，闻兄宽为之，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于上前，大不能及。”兄宽是《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的弟子，后又受业于孔子的后裔、经学博士孔安国，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对董氏后学也不怎么重视。
吕步舒官至丞相长史，曾专门负责淮南、衡山两大要案的处理。是董仲舒弟子中官职最高、声势最显赫的一位，但结局最惨。《盐铁论》载：“吕步舒弄口而见戮，行身不谨，诛及无罪之亲。”
段仲（《史记》作殷仲），有名无传。因此真正继承董仲舒学术衣钵的是赢公，“授东海孟卿、鲁睦孟”，孟卿又授后仓、疏广，却让自己的儿子孟喜改变师法，“从田王孙受《易》”，成为孟氏《易》学的开创者。睦孟官职只为符节令，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僵柳复起，睦孟借先师董仲舒之言，妄推《春秋》之意，要求“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执政大臣霍光看后“恶之”，以“袄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处死。
总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没。但不能据此说汉武帝独尊的就是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董学”只是众多儒家学派中的一支，虽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但还未达到“独尊”的地位。刘向曾高度评价董仲舒，说他“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筅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而其子刘歆却不以为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筅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刘歆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