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初期，董必武在武汉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积极开展了与国民党上层的谈判，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广泛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组织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筹建；创办；改编；统一战线；动员民众；
董必武在湖北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崇高的威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更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在湖北武汉的革命活动是卓有成效、功勋显著的，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为加强国共合作，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董必武抗战初期在武汉的历史贡献。
一、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创办《新华日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抵御外敌入侵，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明确提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共识，一致抗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二、恢复和发展湖北、武汉地方党组织
三、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建立抗日武装力量
四、创办抗日游击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人才
为贯彻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董必武积极筹划开办游击训练班的工作。董必武在武汉广交朋友，特别是一些辛亥革命的老战友。他在同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交谈时，讨论了今后如何抗战，特别是如何利用建设厅这一机构做些抗日救亡的有益工作，石瑛听后很受启发，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当即决定以省合作委员会的名义，在湖北应城县汤池举办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石瑛回到建设厅后，又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省建设厅棉业改良场场长杨显东，中国农业银行农村货款部主任孙耀华等人商议，决定由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汤池农村合作实验区负责人李范一出面，具体负责办训练班。董必武对他们的筹划安排，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为了把训练班办好，董必武与湖北省工委商量后，决定派湖北省委领导人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去领导汤池训练班。
经过董必武的组织和领导，开办的各种训练班，为湖北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了骨干力量；为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加强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扩大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董必武在武汉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多方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对一些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他一再强调“只要有一点民主倾向的人，都要耐心说服教育他们接受我们的主张，以便扩大革命势力，达到革命目的。”[8]董必武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士严重、孔庚、石瑛等，接待了社会知名人士李书诚、李范
一、张难先等，还与过去的一些老朋友和有识之士周苍柏、曹振武、蔡寄鸥等畅谈抗日救亡之道。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董必武在叙旧时说：“读顾亭林的诗，记不记得这两句：‘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声。’……忆及这两句诗，觉得非常的可感。”[9]由此谈到十年内战，使苍生涂炭。现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是大势所趋。董必武以他的赤诚之心，感动了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他们纷纷表示愿为抗日救亡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就是对过去想加害自己的夙敌桂系军阀陶钧，董必武也不放弃争取的机会。
董必武还做了大量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如桂系首领李宗仁，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政府主席。董必武和叶剑英通过安徽知名人士朱蕴山与李宗仁协商，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第五战区民族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后改为安徽省民族总动员委员会）。由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各部门要职，建立了安徽省工委，发展了党的组织。董必武与周恩来一起还直接领导了党的秘密工作，在派往国民党军政部门的共产党员中，有在胡宗南身边做秘书工作的熊向晖，担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他们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在李克农的具体指示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国共谈判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董必武深入细致的工作，争取了不少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当中许多人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六、积极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的武汉，实际上已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云集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阶层人士、各救亡团体，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武汉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董必武和周恩来的领导下，湖北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武汉各界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大同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青年抗敌协会、妇女工作团、抗战教育研究会、战时乡村促进会、孩子剧团等。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层层封锁，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国民党惧怕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日益高涨，于1938年8月3日强令解散“民先”、“青救”、“蚁社”三团体。董必武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利用舆论工具强烈谴责了国民党当局这一行径。
在董必武和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下，湖北武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特别是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举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宣传活动，如举行了武汉各界第二期扩大宣传周，宣传周的第一天，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三厅组织武汉十万群众举行了火炬游行庆祝活动；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举办了“七七”献金运动，中共代表团参加了献金，董必武将其担任国民参政员的一个月薪金全部献出，献金活动持续了5天，参加献金的人数超过50万人次。献金数额达100万法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将士的抗战。三厅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董必武在武汉工作和战斗了整整十三个月，成效是显著的。他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恢复和建立湖北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开辟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组建新四军，以及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为动员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