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南渡时期的词坛，以岳飞为代表的抗金武将之词颇引人注目。武将词豪迈劲健、慷慨激越之审美特质，正是两宋之际政治突变的时代产物。本文欲从阳刚威武的士人精神之展现、苏轼豪迈慷慨词风的承继与彰显、南宋辛派词人爱国词风之开启三个方面探讨武将的词风。南渡时期的武将词，是考察两宋之际词风演变的历程不可忽视的环节，也进一步印证了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南渡时期 抗金武将 词风 时代精神
靖康覆国，宋室南渡。南宋士大夫从北宋的承平环境中猝然惊醒，个体的社会忧患意识以及使命感空前高涨，一时间崇武尚刚之风气大盛。宋朝立国之时“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①的凌冽豪壮之气也陡然升起。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这种时代精神的新变反应在文学创作，即是救亡图存的豪迈吟唱成为词坛众流朝宗的审美思潮。两宋之际的词风也因这一关捩点而嬗变，南渡时期词坛直面血与火的创作之风蔚为大观。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李纲、张元干、叶梦得等专业词人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词风新变，而对于以岳飞、韩世忠等为代表的处于政治及军事斗争的漩涡中心的抗金武将群体的词风则几乎没有详实细致的探究。事实上，这一群体尽管作品并不丰富，但由于个体抗金武将身份认知的特殊性，发气为词，慷慨悲壮、壮怀激烈，更易观照出时代剧变对词体的大规模干预的审美风貌。武将词风的鲜明特点，是研究两宋之交词风演变历程不可忽视的重要参考维度。有鉴于此，本文欲对宋南渡时期抗金武将的词风做先期的轮廓性探讨。
一、阳刚威武的士人精神之展现
词随宴乐起，特殊的产生环境导致词体与生俱来有一种浓厚的女性色彩，婉转低回、深微隐约，士人在词体的创作中近乎丧失主体之独立性情。北宋基本上是一个承平的时代，边患对于中原王朝的生存只构成局部的威胁，忧患意识并不是词坛的主导。尽管苏轼以诗为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将士大夫的言志抒情打并词中，但放眼词坛，依旧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②，依旧是“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③。然而两宋之际，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时而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至有数十里或百余里无烟舍者。州县无官司，比比皆是。”④翻天覆地的政治风云变化使文人的创作心态裂变再造，昔日的雍容舒缓之音变为感伤悲愤的苦楚之咽，风月场中的剪红刻翠转化为时代的呼号呐喊。岳飞、韩世忠、王以宁、胡世将等四位抗金名将又处于政治变化及军事斗争的前沿，内心触动除了一般文人在战乱时的凄苦伤感之外，更有武将特备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豪情壮志。他们作词，异军突起，摆脱了传统词的柔弱纤细，将一己之豪情壮志和时代的忧患色彩注入其中。词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变为高亢嘹亮的战斗武器，时代所召唤的阳刚威武的士人精神在词中荡气回肠。他们不再以男性身份而作闺音，不再毁刚毁直，而以直白真率的词风演绎了两宋之交词坛的士人精神。南渡时期，词坛上最能展现出时代之威武士人精神的杰作，首推北伐中兴第一名将岳飞的传世名篇《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称赞此词：“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此词上阕开头即以磅礴气势开调，写出词人要为国家建立功业的迫切心情，下阕通过对异族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之刻画，表达出词人的忠贞赤诚之心。在当代学者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来统计的“宋词三百经典名篇”中位列第二，可见其流传之深、接受之广。⑤在国运危殆的残酷现实下，岳将军突破词的常调，意象的选择，极具冲击力和感发力；词中的主人公也不再是偎红倚翠的享乐之态，取而代之的是急切渴望一展宏图，收复山河的抗金英雄。词风壮怀激烈，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唱出了南渡词坛的时代最强音。和岳将军一样直抒胸臆，发阳刚之气为词的还有狂士王以宁。其为人英武狂豪，有投笔从戎之壮举。在国运危殆之时，他既知兵，又能效力，却被懦弱昏庸之流视之为狂。南宋首任宰相李纲在《乞保全王以宁札子》中为之辩护说：“以宁勇而有谋，然人或谓之狂。今日艰难之秋，若非狂者，安肯为朝廷用，冒矢石立功名哉！”其词风慷慨豪宕，个性鲜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评价其词“以凝词句法精壮”“绝无南宋浮艳虚薄之习”。他的《念奴娇・淮上雪》云：
天工何意，碎琼 玉佩，书空千尺。箬笠蓑衫扁舟下，淮口烟林如织。飞观嶙峋，子亭突兀，影浸澄淮碧。纶巾鹤氅，是谁独笑携策。 遥想易水燕山，有人方醉赏，六花如席。云重天低酣歌罢，胆壮乾坤犹窄。射雉归来，铁鳞十万，踏碎千山白。紫箫声断，唤回春满南陌。
本词作于宣和末年淮南发运司任上。此时的北宋王朝已到日薄西山之态，士大夫沉浸在醉生梦死的末世氛围之中，危机感和进取心早已荡然无存。而王以宁却以英雄自居，七尺男儿之豪情跃然于词。“胆壮乾坤犹窄”的广阔胸襟，“铁鳞十万，踏碎千山白”的雄奇意象及凌云抱负，无不彰显出阳刚威武之士人风范。抗金武将词还借怀古以寄慨，借咏史以喻今。如胡世将《酹江月》：
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塞马晨嘶，胡笳夕引，赢得头如雪。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 试看百二山河，奈君门万里，六师不发。阃外何人回首处，铁骑千群都灭。拜将台欹，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
这是胡世将仅存的一篇作品。宋高宗绍兴十年，胡世将任川陕宣抚副使，抗金形势大好。但不久，朝廷妥协于金，把淮河至大散关以北等领土拱手出让。词人痛感和议误国，满腔愤懑。作品意境广阔，远到诸葛亮的辅君之功、刘邦一统天下；近则范仲淹以及韩琦的抗金壮举。全词充满政治色彩，孔武有力，唱出一曲还我山河的激昂慷慨之音。如果说前三位抗金武将之词风所蕴含的的士人精神一目了然，那么和岳飞齐名的韩世忠词中折射的士人风范则含蓄蕴藉，需仔细品味。试看他的《南乡子》： 人有几多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是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年事已衰残。 鬓苍苍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
这首词乃作者晚年所作，乍一看，烟霞满纸，道气十足。其存词两首，另外一首《临江仙》，也是如此。作者貌似在规劝世人不要追名逐利，人生苦短，不如尽早归隐山林，逍遥自在。其实，这是古代士人穷则隐逸、达则兼济的生存哲学。他们于落魄不得志时遁隐山林，问心于释老，看似闲云野鹤，实际上却从未有过彻底的入道之心，遮掩不了以道掩儒的深深无奈。韩将军入世时，可谓南渡时期力挽狂澜之中流砥柱，为官刚正不阿，不肯依附秦桧，为岳飞遭陷害而鸣不平。他晚年不问世事，自号“清凉居士”，清凉是他老家一山名，以清凉为号“盖伐故里之沦于异域也。”可见，即使退隐，国破家亡之痛依旧念念不忘。此乃正话反说，是他不满现实激愤情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深刻品味，韩世忠盛年征战沙场的凛冽之气依旧激荡。
南渡时期，民族危亡于旦夕。抗金复国的时代精神空前高涨，阳刚威武的士人精神被重新激活，震荡于世。以岳飞为代表的抗金武将，在戎马倥偬之余将刚烈的男子汉精神注入词体，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怀在南渡时期勃发壮大，振奋了一代士风。武将词使香艳婉媚的小唱清曲转变为时代的最强音，唱出了南渡时期震耳发聩的洪钟大吕之声。
二、苏轼豪迈慷慨词风的承继与彰显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⑥这个精辟的论断极有见地。他连用“至”“始”“遂”三个表示时间和程度的副词，说明李煜后期之词突破了类型化的藩篱，开启了词体衍变为个性化、士大夫化的抒情言志之作的历史转化。然而，李后主并没有将这一词体革新之创举彻底地完成，直到苏轼出现之前的近百余年间，词坛上基本没有后继者将这一词风的嬗变传承和扩大。尽管有晏殊、欧阳修的一部分小令词反映了一种高远深挚的意境，但那是二人的学识情趣以及襟抱理想的无意融入，尚非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之词。然苏轼彻底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以诗为词，使词这种新兴的韵文体式在表达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方面，一展前所未有的蓬勃之态。可以说，苏轼所创的东坡体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士大夫之词。
然而，苏轼的革新之举在当时并未得到词坛的大规模肯定和响应。直至靖康国耻，民族尊严空前强化，一代士大夫对于生死危亡的强烈痛切感以及抗金复国的呼号呐喊成为南渡时期最为高昂的社会群体意识。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安国在《时政论》中就大声疾呼：“当必志于恢复中原， 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政治风云大规模的干预词坛的创作，在南北宋之交，词风一洗北宋晚期的富丽精工之态，慷慨豪放取代了婉约深曲。士人们纷纷效仿苏轼之词，或慷慨悲壮以示忧国忧民之情，或豪迈超远抒发郁郁不得志。
四位抗金武将在艰苦悲惨的军事斗争中深知异族入侵所造成的生灵涂炭之苦，内心长期郁结的豪情壮志以及低沉哀怨化而为词，而苏轼之词的特质成为最合适的表达媒介。他们以诗为词，不再遵循词的柔婉精微之美，以表达真性情，凸显大气魄为要。尽管这种回应有的是无心为之，有的是刻意效仿。岳飞的两首《满江红》，冲天的英雄豪杰之气力透纸背，比苏轼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首《小重山》也是在沉郁的情怀中表达壮志难酬的孤愤。而狂士王以宁，所存三十余首词作，如《念奴娇・淮上雪》《水调歌头・呈汉阳使君》等，皆以豪迈慷慨见长。而胡世将的《酹江月》，则直接用东坡赤壁韵，寄满腔抱负于历史人物之中。韩世忠仅存的《临江仙》与《南乡子》这两首归隐词，在貌似闲淡平和的背后是深沉蕴藉的矢志不渝。以岳飞为代表的武将词人，虽为一介武夫，可入世之情并不见得少于文人书生。用世之坚定意志和现实的无情冷酷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冲突，是武将词人的悲怆写照。武将之词，不再将一己之豪情壮志遮遮掩掩，而是直抒胸臆，强烈的主体意识在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苏轼的开创之功，在南渡时期的武将词作中得到有力的回应和光大。
三、南宋辛派词人爱国词风之开启
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词风，雄迈激越，“刚性”十足，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稼轩词派之风气，并不是平地突起，南渡词人之努力乃为重要的过渡时期。靖康之耻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灾难，打破了士大夫原本优渥祥和的生活状态，将他们推到了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之中。北宋晚期颓靡萎弱的士风也为之振起，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一代审美主潮。词学的创作价值观由以柔婉精微为当行本色嬗变为推崇慷慨悲壮为尚，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烙印。以岳飞为代表的四位抗金武将之词，顺应了以南渡为历史契机的时代审美风会的转移，词风豪迈慷慨，“刚性”突出，乃应时之抗战爱国词。同时武将也由于主体的身份异于文人，更为直接地将一己之爱国情怀在词中流露无遗。在北宋末年悲凉颓废的世风之下，王以宁“拥奇才剑客，十万银戈赤帻，歌鼓壮军容”（《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收复山河之心日月可鉴；面对抗金形势的无奈，胡世将“拜将台欹，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酹江月》）；韩世忠更是高叹“自古英雄都是梦”（《南乡子》）的爱国悲壮。尤其是岳飞的词，堪称“战歌”式的抗金复国之作品。如果说，以叶梦得、李纲、张元干等专业文人为代表的南渡词人是南渡词坛抗争词创作的中坚力量，属于内部阵营；那么以岳飞为代表的抗金名将则以业余词人的身份，从词坛的外围给予声援的力量，在词体的爱国之风以及词的“刚化”方面，他们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显著。
传统的豪放词风研究，言必称的是前有苏轼、后有辛弃疾，似乎豪放一派是从苏轼直接跨越到辛弃疾的。辛弃疾以飞将军的英姿闯入词坛，所创的辛派词风的雄健悲慨和抒情言志方面的巨大成就，是南宋前期词坛审美主潮的最高代表。这种创举不是突兀而起。以岳飞为代表的抗金武将，把抗金复国的意志以及高远的理想全注入词中。词风豪迈挺拔，一派英雄之气，词体的“刚化”特质大大加强，这都为辛派的词体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注意的是，南宋前期的抗金之词不少，其作者真正具备文韬武略，上马即可提兵杀敌，提笔便能发气为词的，首推岳飞，其次为辛弃疾。他们都壮志未酬，自身的人生遭遇很相似。岳飞等抗金名将的词，大多直抒胸臆、高歌快语，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体情怀的开门见山，都为稼轩词派进一步改革词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过渡的作用。
时代精神决定文学内容。南渡时期的民族关系格局发生剧变，词体的创作空前地被卷入时代风云之中。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⑦的创作背景下，曲子词与政治迅速结盟，其主题取材、风格意境等方面都有较大地突破。鲁迅先生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⑧以岳飞为代表的武将词人，因自身主体角色的特殊性，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体的时代感。当然，他们因注重抒发内心郁结之气，而往往不太注意音律的精审和表达的技巧，易有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毛病。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词人，这也是词体革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总之，这几位抗金武将谱写出南渡时期词坛最激动人心的篇章和时代的最强音，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民族关系格局对宋代文学的深刻影响有很重要的意义。
④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四“刘位知濠州”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7页。
⑤ 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⑥ （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⑦ （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92页。
⑧ 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页。
参考文献：
[2] 张福庆.唐宋词审美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