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明池作为北宋著名的皇家园林，逐渐淡化了最初的军事意义，转变为天子与民同乐的场所，其繁华成为了王朝帝国昌盛的象征，在北宋文人的歌咏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涵义。等到南渡之后，实体的金明池随着王朝的消亡渐成废墟，而它却在南渡宋人对故国的追思歌咏中鲜活再现。这些记载金明池的诗歌作为城市文学的一种，在“文学表现并再现城市”这个角度上，一方面再现了北宋东京的情态，另一方面因文人加诸于此的涵义赋予了消亡在历史中的东京以永不褪色的存在意义。
关键词：金明池：宋诗；建筑景观
中图分类号：1206/5
东京作为北宋的首都存世一百余年。在此期间，太平日久，城市经济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都市，真可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东京园林中，又以金明池最为有名，是东京当时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景观。这不仅因为它是天子与民同乐的皇家园林，还因为文人在此“题咏甚众”，为这座城市建筑景观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作为城市文学的一种形态而存在。本文从城市建筑景观的角度，以《全宋诗》中与“金明池”相关的篇目作为研究对象，以此研究城市与文学的关联。
一、金明池存在时间考
金明池又称“教池”、“西池”。在孟元老避难江左，回忆东京梦华的岁月中就曾称金明池为“教池”，因为金明池在北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它被称为“西池”则因为金明池位于东京城西。有关金明池始建于何时，史籍中有两种说法，一说凿于五代周世宗时期，一说凿于宋太宗年间。本文倾向于第一种说法。第一，明代李濂的《汴京遗迹志》卷八中就记载，金明池“在西郑门外西北，周回九百里。周世宗显德四年，欲伐南唐，始凿，内习水战”。他不仅把周世宗建金明池的时间地点说得明白，而且把建池的目的和作用也交待清楚了。第二，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八说：“开宝九年，太祖幸金明池习水战。”这条史料证明金明池早于宋太祖时就已存在。第三，宋人王应麟的《玉海》，宋人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宋人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等都提到金明池。虽然他们记录开凿的时间均为“太宗太平兴国元年”，但凿池的目的则变为“水嬉”或“水戏”。显然，“水嬉”（“水戏”）的功能转变是在“水战”之后，在太宗之前。第四，马端临记载的“开宝九年”和王应麟等人记载的“太平兴国元年”，虽是同一年公元976年，但太祖即位在先，说明金明池早已存在。因此，可作这样的推论，金明池在周世宗时开凿，才有了“太祖幸金明池习水战”，才有了太宗“复凿金明池于苑北”②。所以，本文认为金明池应是在五代周世宗年间开凿，于宋太宗初年复凿，这样较为客观。
二、金明池的功能演化
金明池在从五代周世宗凿建到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这近十年内，其功能逐渐演变，大体经历了“内习水战”，“以阅水嬉”，“皇家宴游之所”，“与民同乐”这四个阶段。
金明池出现的初期，其用途如同汉武帝在元狩三年于长安西南郊所凿的昆明池一样，是用来习水战的。对此典籍多有记载：“周世宗显德四年，欲伐南唐，始凿，内习水战”，开宝九年，太祖幸金明池习水战。御水心殿，命从臣列坐，以观战舰角胜，鼓噪以进，往来驰突，为回旋击刺之状”。
随着南方战事的平定，金明池的用途开始从实用转向娱乐。其间虽然也有水战“时习之”，但只是为了“不忘武功”。在太宗时期，“水战”基本转为“水戏”，“太宗于西郊凿金明池，中有台榭，以阅水戏”，又有“金明，水战不复习，而诸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
太宗后期，金明池成为皇家御池。此时，田锡在《上太宗条奏事宜》中称：“陛下又新西苑，复广御池。池若汉之昆明，苑若周之灵囿，足以为陛下宴游之所。足以为圣朝宏大之规。”可见金明池慢慢转化为皇家“宴游之所”。
随着时间推移，金明池变成了向都城百姓定时开放，皇家与民同乐的所在。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一中提到，“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七中记录的时间有所不同：“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虽禁从士庶许纵赏，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车驾临幸往往取二十日”， “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另周城的《宋东京考》卷十收录的《岁时记》中也提到“每岁三月一日开金明池，御史出榜晓示，许人游赏”。虽然两种说法在时间上有所差异，但都昭示了金明池定时对外开放是肯定的。同时，不管哪种说法，从金明池开放的时间来看，都几乎有一月之久。在孟元老的详述中，可以看到皇家车驾“观争标赐宴于此”，“观骑射百戏于此池之东岸”，“驾幸宝津楼诸军呈百戏”的同时，金明池“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游人还往，荷盖相望”。
金明池这一演变过程被仁宗朝的苏颂在《和胡倪学士游西池书事》一诗中全面地表现了出来：“皇都有沧池，……非同泗渊滥，盖用昆夷策。……一时军事严，四表皇威赫。……灵囿无禁止，都人任游适。轮蹄去若狂，锦绣委如积。临流错杯盘，列肆张幄帘。金缯乐挥散，采翠乱狼藉……”他还讲到了最初此处如同汉武帝凿昆明池一般，以平南方战事。太祖与百官亲临此处。以阅水师演习。随着承平时期的到来，北宋重文抑武，水战转为水嬉，为时代增色。
随着战事的平定，皇室对金明池逐渐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金明池功能的演变也标志着太平盛世的到来。
三、金明池建筑景观的形成过程
金明池的景观建筑与发展过程应该是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园林建筑水平的一大创新，成为与唐代“曲江池”并美的城市建筑景观。
自宋初至中期，此处建筑景观还只是寥寥，“中有台榭”，“有水心五殿。……西有教场亭殿”。而“徽宗政和中，于池内建殿宇，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临水殿，北去百余步有仙桥，朱漆栏椐，下排雁柱，中间隆起，如飞虹之状。桥尽处而殿正在池中，四岸石甏。南有高台，上有横观，广百丈许，日宝津楼。楼之南有宴殿，殿西有射殿，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车驾临幸，观骑射百戏于此”⑥。这段记录与约生于徽宗年间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中的记载两相吻合。可知金明池的景观建筑逐渐在完善，至徽宗年间达到鼎盛。
四、承接北宋繁华的金明池
金明池在北宋初年便逐渐淡化军事气息，皇家车驾与庶民游踪混杂其间，文人多对此有所吟咏，使之成为北宋时期经济文化繁荣，天下太平祥和，百姓安居乐业的象征。
宋太宗驾临金明池上，留下《缘识》一首：“朱明日盛残花卉，琼苑争游喧帝里。宝马香车去复来，几许人心欢不已。金明水上浮仙岛，画舸龙舟非草草。世宁清静验如然，老者携小少随老。匝烟云杨柳岸，罗绮纵横长不断。五谷丰登顺四时，亿兆歌谣绝愁叹。康哉阗咽芳林下，一看难酬千万价。千平听在乐声中，比屋可封民自化。”诗中颇见北宋开国初年的气象。都人在初春时节都涌向都城西面的金明池，熙熙攘攘，笑语喧天，共同庆祝这割据分裂了近百年之后的太平盛世。此诗中宋太宗因为缔造盛世而自得自满之意油然溢出。梅尧臣对此也有所题咏：“三月天池上，都人服多。水明摇碧玉，岸响集灵鼍。画舸龙延尾，长桥霓饮波。苑光花粲粲，女齿笑磋磋。行袂相朋接，游肩与贱摩。津楼金间采，幄殿锦文窠。挈车傍缀，归郎马上歌。川鱼应望幸，几日翠华过。”（《金明池游》）在他的诗中，更为全面地展现了金明池三月开池的盛况。此间人人春服既成，接踵摩肩地相继来此。皇家与庶民各自乐得其所。金明池中的宝津楼和水心殿在日光水波的光影间错金镂彩。明艳动人的似锦繁花与明眸皓齿的如花仕女交相辉映，又有翩翩佳公子驻马行歌而归。这种都市的盛况之美震动了初次来此的仁宗时人韩维。他写诗云：“绣鞅金羁十里尘，共传恩诏乐芳辰。千重翠木开珍圃，百尺朱楼压宝津。御麦初长遮锥雉，宫花未识骇游人。自怜穷僻看山眼，来对天池禁御春。”（《城西二首》其一）另一位仁宗时人刘敞的《春日作》写道：“天王城西金明池，三月欲尽花菲菲。游人白马黄金羁，马非骖结驷来金堤。禁城恩波无远迩，清光面面均流水。”
金明池上最有特色的莫过于由“水战”转化的“水嬉”。仁宗庆历二年进士苏颂在《和胡学士游西池书事》中详述了金明池“水嬉”热烈竞技的情状：“舟师校艨冲，乐佾锵金石。翔禽鼓轻翰，潜鳞跃修额。鸣鼍促繁节，阴兽荡精魄。浮吹时往来，彩标纵争获。鱼龙随变态，波浪相激射。何妨试骁勇，岂徒观戏剧。吾皇兹豫顺，庶物遂间怿。”昔年的肃杀水战演习演化为嬉水游戏。水上有“浮吹”乐作，这说的正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赐宴”中提到的配合乐声进行的“水傀儡”、“水秋千”。它们是诸船准备竞标的前戏。孟元老在此卷此条中接着详述了“彩标纵争获”的情景：“……又以旗招之，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水嬉也惊动了久闭深宫的宫人，“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擘珠帘帐殿前。第一锦标谁夺得，右军轮却小龙船”（王琏《宫词》），足以推想这些水嬉活动是如何扣人心弦，最后争标得胜后的欢呼如在眼前。对此仁宗时人夏竦在《奉和御制幸金明池》中也有表述：“珠网金铺兮豫章馆，风樯桂楫兮木兰船。象潢仪汉兮澄波远。激水寻檀兮妙戏全。伫帝晖兮凝制跸，人焕衍兮欢心逸”，“岂同周穆临瑶水，凯乐雍容浃庶民”。在金明夺标的活动中，天子与民同乐的气氛达到高潮。 从这些记录城市繁华的诗歌中也可得知，并非每年天子都会来此。仁宗时的王《宫词》就记下了一次御驾未来的记录：“三月金明柳絮飞，岸花堤草弄春时。楼船百戏催宣赐，御辇今年不上池。”金明池上楼船巍峨，宝津楼下百戏喧扬，却未见天子车驾，在春日中略显寥落。
金明池除了在娱乐功能上如同唐代曲江池，还因与南面琼林苑南北相对，成为及第进士的游览之所。
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卷五记载： “余时正登第在京师。初成，琼林赐燕，蔡鲁公为承旨，中休往登以观，至半辄坠水（金明池），几不免相继。”从这条记录可看出，琼林苑的活动往往与金明池相继。在宋人的诗歌中也可看出这种痕迹。在晏殊的《上巳琼林苑宴二府同游池上即事口占》诗题中可印证叶梦得所言不虚。在王禹的《谪居感事》中就提到他从琼林苑前往金明池的一系列殿前君臣互相唱和的活动：“琼苑观云稼，金明阅水嬉。赏花临凤沼，侍钓立鱼坻。拂面黄金柳，酡颜白玉卮。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竟举窥天管，争燃煮豆萁。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睿腾偏称赏，天颜极抚绥。中官赐文字，院吏捧巾綦。”仁宗时期的进士文同在《和子山种花》其三回忆道：“曾宴琼林烂漫红，宝津楼下看春风。今朝忽向君家见，犹忆当年醉眼中。”王安石在异地也追忆起在此中的黄金岁月：“临津艳艳花千树，夹径斜斜柳数行。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临津》）这一年身着御赐绿袍的新晋进士中走来了王安石。他对运转了将近百年的北宋怀着挥斥方道、指点江山的热情初人宦海。而他于熙宁五年所作的《九日赐宴琼林苑作》中却流露出忧国忧民、时不我待的情绪来：“金明驰道柳参天，投老重来听管弦。饱食太官还惜日，夕阳临水意茫然。”此时正值他的变法时期，他在北宋的表面繁华中看到了帝国的隐忧。也有“黄金榜上，暂失龙头望”的士子落第于此，在金明池中排解苦闷： “骑杀青都白玉麟，归来狂醉后池春。人间得丧寻常事，不避郎君走马尘。”（郑獬《下第游金明池》）金明池与琼林苑的活动相连，更进一步强化了此处的文人气息，赋予了金明池别样的意味。在更多的时候，金明池和琼林苑成为“开池”期间的游览场所。从秦观的《西城宴集元祜七年三月上巳日诏赐馆阁官花酒以中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又会于国夫人园会者二十有六人二首》题目上可知他们在农历三月十一至二十日中浣日中游览金明池和琼林苑。
“城市内有一系列大小的城市空间……不同的空间型式和各种空间的有机结合使人们形成了对城市的印象。城市空间激发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在东京这座城市的金明池空间中，这种祥和喜乐的城市氛围浸淫着城市的居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对这座富庶的王朝都城的居留印象。于是帝都的繁华令经历过此处的士人念念不忘。成为他们心目中难以忘却的都市标志性景观回忆，如张先在《次韵蔡君谟侍郎寒食西湖》中对着眼前景色想到了金明池的水嬉：“飞飞画楫绕花洲。霁雨浮花出岸流。谁广金明为水战，自来银汉有霓舟。”神宗时期的沈辽在《郊外马嘶》中动情地写道：“春草满空春水流，土人放马白苹洲。细风迟日嘶鸣处，遥忆金明池上游。”贺铸也在《上巳有怀金明池游赏》中写道：“西城小雨宿尘消，春水溶溶拍画桥。拾翠汀洲白苹发，披香宫殿紫云高。彩舟日晚绮罗醉，油幕风晴丝管焦。侠少朋游应念我，一年佳赏负今朝”，怀念起在金明池“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的情形。
五、承载东京梦华的金明池
北宋的繁华被突如其来的“靖康之难”生生中断。金兵攻人东京，对这座城市造成巨大的破坏。郑刚中《北山集》卷十三《西征道里记并序》说：“琼林苑，北人尝以为营。至今围以小小城。金明池，断栋颓壁望之萧然。”一代御苑成为了金人驻扎之所，残垣断壁中胡尘弥漫。《汴京遗迹志》卷八也提到了金明池在战乱中的结局，“后毁于金兵”。南宋晚年的汪元量在被迫北虏的过程中也写下“昨日金明池上来，艮岳凄凉麋鹿速。麦青青，黍离离，万年枝上鸦乱啼”（《夷山醉歌》其一）这样凄凉的诗句。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言中，解释了何谓“东京梦华”，“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金明池虽然逐渐成为废墟，但它作为北宋都城的标志性建筑景观和北宋王朝的承平象征频频出现在南渡文人和南宋文人的诗作之中。成为永不消逝的壮丽城市景观。他们用诗作再现了一座不朽的金明池和一个太平日久的王朝背影，或表达对远去安然岁月的怀念，或以此表达还我河山的壮志，或表达从未相见的遗憾，总之，金明池承载着他们东京梦华的追忆。
徽宗进士王之道南渡避难江左时，在江南的烟花几万重中抒发着自己霜发三千丈的忧愁：“看花令我忆金明，五月尊孽竹叶青。窈窕宝津楼下路。断肠千里四周星。”（《榴花》）又有徽宗进士沈与求在《山西行》中借歌咏山西健儿的勇猛以抒发收复故土的情怀：“山西健儿好身手，气如车轮胆如斗。……自夸豪健天下无，誓为官家扫群丑。蛮夷共事古来危，监军巧落他人机。黑山未靖黄河沸，边尘倏忽连紫微。长驱中州斥候绝，已闻饮马金明池。”在这首歌行体中，他怀想山西壮士长驱直人，所向披靡，以饮马金明池作为还我河山的重要标识。
徽宗时人朱翌避难流落荆楚，观端午时招魂楚大夫屈原的江上龙舟竞技时，也对此怀念起亲身经历过的汴京金明池水嬉： “英英屈大夫，遗骨沦湘湄。楚人念何深，叫空冤水妃。虽无些词招，顾有铙鼓悲。忆昨上巳日，纵观金明池。突殿隐负鳌，长桥低卧蜕。诸公贵人来，珠幢绀憾随。两军各气焰，万楫生光辉。龟鱼戢影避，虎龙挟翼飞。想当大军后，益觉游子稀。况我中兴君，高拱绝宴嬉。羁人老淮楚，古寺临长溪。节物亦撩人。风俗自随时。往来两舴艋，规模具体微。邑人乐丰年，聚观眼不移。捐金赏先至，顿足助绝驰。在昔攻战具。今但娱群儿。因而语兵法，可以威四夷。八宝水中央，大海压左圻。其中椎剽奸，连舰扬鼓旗。先事能预防，在易则见几。作诗示周郎，赤壁有成师。”（《竞渡示周宰》）“楝花角黍五色缕，一吊湘累作端午。越人哀君楫迎汝，呼声动地汗流雨。鱼虾走避无处所，小试勒兵吾有取。楼船将军下黄浦，倏飞射士弓广强弩。大堤士女立如堵，乐事年年动荆楚。却忆金明三月天，春风引出大龙船。二十余年成一梦，梦中犹记水秋千。三军罢休各就舍，一江烟雨朱帘夜。隐隐滩声细卷沙，沙浅滩平双鹭下。”（《端午观竞渡曲江》）相似的场景时时勾起南渡来此的北人的故国情怀和异乡之感。在战乱中，朱翌多么希望这种水嬉能够还原成最初的“水战”，如赤壁之战“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一般大胜而还。而偏安南方的居民却在苟安求和的岁月中忘记了战争，忘记了屈辱。在一切喧嚣结束之后，烟雨江南中的朱翌有一种落寞的情怀在滩声拍击中回荡不止。
还有一些生长于南宋时期的文人，无缘得见金明池的盛况，只能在文献和故人口耳相传的传说中去想象曾经的东京梦华，如生于绍兴二十二年为宋南渡名将张俊曾孙的张铉在《三月望日微雨泛舟西湖四首》其三中写道：“倭缬帘垂柳外楼，睹妆微露玉搔头。承平气象应如此，忆杀金明水殿游。”临安皇都的三月西湖景致也如此撩人。催人联想宋朝全盛时期的气象。他对金明池的水嬉的联想构成“故国平居有所思”的情怀。生于淳熙十年的岳飞之孙岳珂作《宫词一百首》，自序说：“比因棠湖纶钓之暇，适犹子规从军自汴归，诵言宫殿、钟簇俨然犹在。慨想东都盛际，文物典章之伟观，圣君贤臣之懿范，了然在目。辄用其体，成一百首，以示黍离宗周之未忘。其间事核文详，监今陈古，固有不待美刺而足以具文见意者。辅轩下采，或者转而上彻乙夜之观，庶几有补于万一云。”他以此表达对陷于沦陷区的故都的黍离之叹。其中其一和其二十四都提到了想象中的金明池： “五色云烟覆帝城，御沟流水接金明。晓来珂伞沙堤闹，万岁声中贺太平”，“十里金明贯宝津，鸭头新绿水粼粼。玉卮齐献尧阶寿，柳色花光一样春”。随着金明池全盛时期的场景之再现，岳珂对故国的怀想也越发加深。 这是一种城市的“文化想象”。这种想象属于城市的存在状态之一。城市的存在状态有三种，第一是城市的当下状态，第二是城市的历史形态，第三则是关于城市的各种想象。这种想象超离于当下状态之上，但与当下相关，是对当下城市缺失状态的想象弥补。这种想象又与城市的历史形态紧密相关。它的发生主要来自于城市的历史影像， “积淀在各种历史文本之中的都市的文化碎片，散落在读者的心田。读者会把这些东西与他对当下的都市的认识混同起来，结果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对于这个都市的文化想象”⑧。无缘得见金明池的盛况的南宋文人用这种“文化想象”再现了消逝在历史时间深处的东京和北宋王朝。
而“当文学给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⑨。当消失在时间中的金明池在这些文人的城市文本中再生的同时，东京的巨变也使得关于金明池的表述从“表现”变成了“再现”。
金明池作为北宋著名的皇家园林。在时间长河中逐渐淡化了最初的军事意义，逐渐转变为天子与民同乐的场所，如同异代的“昆明池”转变成为“曲江池”。这种转变正是承平气象的表现。于是金明池的繁华成为了王朝帝国昌盛的一种象征，在北宋文人的歌咏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涵义。等到南渡之后，实体的金明池随着王朝的消亡渐成废墟，而它却在南渡宋人对故国的追思歌咏中鲜活再现。此时对它的提及，不仅是对故都不可磨灭的追忆。而且是对北伐还我河山的期盼。于是金明池不仅仅作为东京的建筑存在，而是在宋人赋予它的涵义中具备了景观的意义，即在物质的建筑上生成了审美意义和社会意义。
这些记载金明池的诗歌作为城市文学的一种，在“文学表现并再现城市”这个角度上，一方面表现了北宋东京的情态，另一方面因文人加诸于此的涵义给予了消亡在历史中的东京以永不褪色的存在意义。前者是城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的结果，后者则是文学形式加之于城市生活的结果。因此，这种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正契合了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的中心观点： “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都城东京赋予金明池北宋繁华的象征意义，文人因此而感知、认知这座城市乃至这个王朝。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用城市文学之一种，即诗歌的文本确认了这种对应。这些北宋的城市文本又反过来影响了南宋乃至后人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印象，并形成了新的象征意味。于是，金明池便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存在，而是承载了人参与并创造城市历史的厚重意味。这些便构成了“城市的历史文脉”⑩，而“帝国的兴衰是任何城市历史的重要主题之一”⑩。在宋诗中，承载着“东京繁华”和“东京梦华”的金明池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这个都城背后宋帝国的盛衰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