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居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依据生活质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提出了由民主参与、法治进程和政府绩效3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论述了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进行评价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居民政治生活质量；民主参与；法治进程；政府绩效；测评体系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活质量测量范围趋于全面和广泛，目前已有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大多都包含了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领域，如经济、环境、社会、基本生存等。作为与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政治生活领域，在以往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中却往往被作为某个一级领域的组成部分，或者干脆被拆分为几个部分分别划归到相应的领域，这与政治生活质量在整个生活质量研究中的地位明显不相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各国政治实践与发展历程不同，各国对政治生活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由此导致各国学术研究与相关实践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至今没有制定出一套相对独立的政治生活质量测评指标体系。本研究在国内外有关政治生活质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我国居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尝试构建一套能准确评价我国政治生活质量的测评体系，并对我国开展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研究的价值做些初步的思考。
一、国内外政治生活质量
评价的相关研究
对政治生活质量的研究，是随着生活质量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初政治生活部分并未被研究者们视为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要领域，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罗斯托对生活质量的界定：生活质量主要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内容，自然方面即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社会方面是指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乃至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在罗斯托的理论中，生活质量概念是与经济增长阶段相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产物，政治生活即便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仅仅是附属于社会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随着国外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提高，研究者们逐步开始关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质量。
联合国大学学者Harkness在《人类幸福感中的社会和政治指标》一文中指出，政治权利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他将政治生活质量分为三个维度，包括政治参与、公民自由、以及人权与劳工权利，此外他还缜密调查了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获得的社会福利和政治福利指标，并把调查重点放在低收入群体对这些指标的感受。他指出：“过去十年里，非货币性的福利指标迅速增加，未来一段时间的持续挑战仍旧停留概念的发展以及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上面。在目前的形势下，在国家内部增加微观管理的目标、具体而非抽象的目标可能是公共政策层面的上佳应对之策”。政治生活质量独立出来，并逐步得到人们的关注。
考察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政治生活质量较少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不过国内外的学者曾从很多角度对政治生活质量评价问题进行探讨，这些有益尝试对于我们构建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从民主参与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Owen等对46个国家生活满意度数据的分析发现，政治参与、民主的程度与形式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主观福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Winters也认为政治参与能让人们对生活更加满意，因为他们会从中感受到自治、能力和关联性，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偏离。在《政治参与与生活质量》一文中，Winters提出政治参与和生活质量之间关系密切，在西方国家中，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周期性的参与选举、组织政治性团体、参与合法或者非法的抗议活动等等。民众参与政治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政治参与本身并不仅仅以实际的政策结果为惟一衡量标准，它同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他通过实证研究了拉丁美洲地区投票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性，并特别指出强制性的投票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除了理论方面的研究，西方一些国家生活质量指标构建中也涉及政治参与的内容。参考国际上的指标体系，并基于所收集到的资料，当前涉及到政治参与方面的指标体系主要有社会进步指数中的政治参与、加拿大政策研究调查网（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民主权利和参与、加拿大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民主参与、荷兰生活条件指数的社会参与、德国社会指标体系中的参与和公共安全两项指标、加拿大城市联盟（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FCM）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巾的公民参与、英国政府审计局地方层面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政治参与等。表1显示的是新西兰社会报告指标体系、德国社会指标体系和英国政府审计局地方层面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有关参与方面的指标。
（二）从法治建设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当前国际国内层面对法治建设与政治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考察国际层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发现，法治建设一般以公共安全与犯罪的形式体现，一般归属于社会生活质量的范围。表2列举了一些国家关于法治建设的个别指标体系。
在我国的相关实践中，法治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肇始于江阴市的幸福城市建设，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把法治江阴建设作为维护民利的关键举措。以幸福江阴建设推进法治建设，以法治建设保障和促进幸福江阴建设，充分发挥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规范协调作用和制度保障作用，推动幸福江阴建设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在法治建设的平台上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江阴市先后出台了《建设法治政府三年规划》、《江阴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江阴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等重要文件，重在提高官员依法行政水平。
（三）从政府绩效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Morrison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结合澳门的实际，制定了澳门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两部分。与以往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不同的是，该体系将“政府管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其中包括了政府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法律和审判权，国际关系，政府对于性别的种族的年龄的平等施政。公共部门被统称为政府，包括行政部门、法律部门，并具体到政府管制的职能、法治、外交、平等具体的内容，有助于民众对政府各项工作的独立评价，是测量政治生活质量的一项进步。
泰国学者Leelakulthanit在曼谷地区进行了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该研究就生活质量的13个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标准式的问卷访谈，其中涉及到民众对泰国政府与曼谷政府的主观评价。菲律宾的社会气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长期对生活质量的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进行跟踪调查，其中政治维度的内容包括对现任总统的满意度、对目前民主的满意度、对言论自由的满意度和对政治效率的满意度等。
纪竹荪在《我国国民生活质量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构建了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统计指标体系，其中社会生活质量方面将“对公务员和公共服务机构的满意度”作为了一项指标，用以测评居民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提供的工作质量的主观评价。
（四）国内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实践探索
我国国内目前有关政治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极少，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始探索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实践，其中也涉及到居民的政治生活质量。目前在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方面探索较多的是杭州市和广东省，这两个省所设计的政治生活质量方面的评价指标也可以大致归为民主参与、法治进程和政府绩效三大类（见表3）。
除了以上地区，江阴市在初期制定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虽然未涉及到政治生活质量，但是在此后的幸福江阴建设中，他们不断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法治江阴建设为龙头，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五五”普法宣传教育，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开展了“规范执法合格单位”和“规范执法示范点”活动，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网络，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基层民主，依法完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和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创新社会建设和管理机制，加强社区、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建设，提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 国内政治生活指标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推动人们行使民主权利和参与民主生活的过程。不难看出，国内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各个维度，突出了“引导民主参与、丰富民主生活”的主题。在“民主参与”“法治建设”“政府绩效”3个领域，既有注重民主权利的指标（如反映大众享有民主权利），又有注重法制环境建设的指标（如反映城市法治建设），二级指标以决策公开和民主参与为主。这样的指标设计与安排，可以通过政府决策与群众监督、政务公开与民主参与、依法管理与人民调解、民主权利与民主氛围等方面的测评，引导各级党委政府不断推进民主决策、改善法治环境、畅通民意渠道、保障民主权利，进而提升民众的政治生活质量。
（五）小结
基于对已有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梳理，可以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一，客观生活条件的测量和主观满意度的评价相结合已经成为目前生活质量指标构建的趋势，在政治生活质量的评价中明显出现将主客观指标结合起来的趋势。
第二，评价内容的选择要与居民的实际政治生活需求紧密相连，反映现阶段居民关心的政治问题，如投票参与率、民主制度的满意度等特别关注的问题。
第三，政府与民众政治生活质量的改善成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焦点，一些体现政府与居民生活质量联系的指标，比如政府腐败、政府满意度等，出现频率较高。
二、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初步建构
（一）构建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
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国内外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也不下百余种，评价生活质量的指标和指标体系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来界定。认为生活质量是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这里的生活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两方面的内容。第二类是用反映人们生活舒适、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来界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生活质量概念，他们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为研究对象，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物质条件作为影响人们生活的好坏已失去根本的效力，因而把研究的视野转向人们的精神、心理和情感感受上。第三类是将客观条件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相结合界定生活质量。认为生活质量是社会提供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对其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认同感。
生活质量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一贯看法，将人们关注的视线由单纯的经济增长转移到追求生活质量上来，而且这一理论是从政策制定者角度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辩证关系。政治生活质量属于广义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对于探索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民主政治包含实体的政治制度与理念的政治观念两个层面。政治观念强调的是价值的合理性，在政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追求价值的合理性目标，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主要表现为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和政治情感的更新变化，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思想观念的形成、普及和发展，以及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增强等等。实体层面的政治制度是程序与形式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完善的制度对民主政治尤为重要，它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前提，是政治权力制衡的机制。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评价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政治生活质量概念的界定
综合国内外研究者对政治生活质量的理解，以及各自形成的具有不同特点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结合我国居民的实际情况，可以进一步对政治生活质量作进一步的界定。从各种理论与实践探索来看，其共同点就是基本都包含了参与、政治关注度、民主、法治、政府绩效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我们传统上对政治生活的理解范围。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政治生活质量界定为：居民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所享有的政治福利（political well-heing），具体体现为民众民主、自由、人权等的实现程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体验。政治生活质量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既存的政治生活状态如何，即民众的客观政治福利，可以通过构建客观指标进行测量；二是民众对客观政治福利的主观感受指标，一般表现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等指标。
政治需求是在经济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政治自由的渴望、对政治权力的取得和运用以及对政治过程的参与诉求等方面。较高的政治生活质量，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人的政治权利得以充分实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积极的心理体验，这些方面对个人总体生活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初步构建的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对政治生活质量含义的理解，借鉴国内外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本研究构建的政治生活质量部分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了民主参与、法治进程、政府绩效三大类。根据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系统性原则、科学有效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动态性与前瞻性原则、政策相关性原则、城乡兼顾原则等原则，筛选出3大类22项指标（指标数据基本来源于各类现行的统计年鉴，主要为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会统计年鉴》、《统计局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司法部的统计数据等），构成了政治生活质量的评价体系（见表4）。 1.民主参与类指标。民主参与类指标包括了参与意愿、民主选举与民主结社。其中参与意愿下设民主观念、入党积极性；民主选举包括女性参政率、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率、基层选举参选率；民主结社包括了居民参与程度、社团自主性、万人工会组织数、万人社会组织数四项指标。在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仅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而且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切实保障，民主制度才能有效运作。
2.法治进程类指标。法治进程类主要参考了国外的指标构建方法，其中分为法治环境与犯罪。法治环境维度包括了万人律师数、中央机关年颁布的法律数量、法律援助机构数、法治意识四项指标；而犯罪治理则包括公安机关案件结案率、检察机关案件的结案率与人民法院案件结案率。纯粹的民主制度无法实现权力的自我安顿，容易在不断的扩张中走向自我毁灭。强调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宪政法治体系为民主失败提供了解毒剂，保证了民主的健康发展。民主与法治的互补不但限制了民主权力的过分扩张，而且保证了法制体系的自我更新，成为两股相辅相成的力量，决定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在结构。
3.政府绩效类指标。政府绩效包括行政权威、民主管理与依法行政。行政权威主要指政府机关在民众中的威望；民主管理包括政府中的少数民族代表、政府中民主党派代表；依法行政包括万人信访上访次数、人均年行政复议案件结案率、人均年行政诉讼案件结案率3项指标。考察国外政治生活的质量评价发现，政府绩效评价已纳入其中。因为政府的作为会直接的影响到居民对政治生活的感知与评价，因此对于政府绩效的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进行评价研究的价值
两方发达国家生活质量研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不断走向完善，不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综合生活质量测量理论和测量方法，而且生活质量测量各子领域也获得独立发展。近30年来，我国的生活质量研究尽管在实践和理论上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和普遍认可的生活质量理论体系，尤其在政治生活质量测量方面，专门阐述政治生活质量指标构建、测量和政策价值方面还没有较多的论述和实证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政策价值
政治生活质量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能够为民众提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民众的生活质量体验息息相关。而民众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首先，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对于民主、自Fh、法治的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其次，政治生活质量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发展。再次，政治生活质量是改革和调整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了民众的民主参与、政府绩效的改善、法治社会的进程，对这些方面进行系统的量化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检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
（二）理论价值
构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监测和评估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及其变化，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为重点的政治生活质量一直是两方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研究中的关注点。但是在我国生活质量的研究中，政治生活质量的概念却罕有提及，对我同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可以为发展我国政治生活质量相关理论提供实证依据。不仅如此，对我国居民生活质量评价进行研究，还可以推动生活质量的内涵和结构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目前生活质量研究主要限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基本生存等方面，关注和研究政治生活质量，可以为生活质量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三）实践价值
根据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现状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从实际出发尝试构建一套评价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通过这套指标体系进行纵向分析以及横向对比研究，把握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的现状以及发展走势，从而为各级政府提升居民政治生活质量提供决策参考。不仅如此，关注和研究政治生活质量层面的生活质量，还有助于提升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合法性即政治统治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主要关心的是政府能否以及如何在社会成员心理认同的基础上有效运行。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府管理的实质在于肯定政治权利是民众所拥有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沦为少数人的专利品。这样，就会激发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使政治实践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由此而不断增进政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只有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才能使公共政策尽可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避免独断专行，使社会公平正义得以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