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国民性”: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 反思“国民性”: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 反思“国民性”: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 更多精品文章来源自教育网
摘 要:“国民性”论题本质上是对“强国之路”的设想,是以改造“国民性”的方式通达“现代强国”、摆脱民族危机的路径规划,因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古老的思想的指引下,沿着“立人”而“立国”,“新民”而“新国”的思维定式,“国民性”论题被生产出来。认真清理“国民性”论题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对我们反恩百年来的“国民性”论题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民性”论题是一个贯穿了百年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命题,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反省也一直是学界重要的致思方向。但是在众多的相关探讨中,“国民性”论题的生成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还没有被深入而有效地清理,对二者深层次关联的理解与辨析,却真切地影响着对“国民性”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无论是思考深度还是判断的有效性。
一、“国民性”问题的浮现与延续
戊戌变法前后,对国家积弱积贫之原因的分析开始集中到“国民性”上。1895年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认为“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之征验也”,直接把国家“贫”、“弱”、“乱”的现状归凶于民智、民力、民德之低下,“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要救国图强,则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这一标题明确地标示着严复的撰文指向:分析国家贫富、强弱、治乱之原因,寻求国富、国强、国治的路径,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经常思考三个相关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后来鲁迅明确提出“立人”的解决办法:“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只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认为,当由“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摩罗”诗人“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诗人”握拨一弹”,国民“心弦立应”,“灵府朗然”,“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以此“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终“国民精神发扬”,“大其国于天下”。同时鲁迅反对不察“根柢”,误以为“黄金黑铁”、“托言众治”可以强国的观点和做法,认为这些皆是“现象之末”脱离了事情的根本,甚至为害尤烈,因为“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精神张,自觉至,内曜外华,是第一位的。因此,鲁迅呼唤“强力意志”和“摩罗诗人”,“震吾人之耳鼓”,“启人生之閟机”,使“内曜”明华,“人各有己”,人皆获此“自性”,必“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鲁迅通往“雄厉无前”的人国的思路也是从“新民”开始的,在鲁迅的设想中,“人立”则“事举”,人为真人,国为人国,自然“雄厉无前”,人生价值得立,国家根本得固。
清末民初,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远不止严复、梁启超、鲁迅,而是一时思潮,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政治、思想界主将,周作人、沈从文、老舍等文学界大家,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等教育界志士都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实践。这一思潮不但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界、思想界,甚至直到当代,仍能听到其响亮的回音。
二、“国民性”论题与“国家想象”
“国民性”论题产生于深陷内忧外患的中国,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的存亡续绝之关键。问题思考的重心和终极,是如何走出民族危亡的困境,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欲其国安富尊荣”,这就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说的“中华大帝国”和鲁迅所说的“屹然独见于天下”的“人国”。虽然对“国”的具体理解或有差异,但是建“国”的目标指向却无不同。所以说“国民性”论题的产生,立足点是政治的,是国族的,虽然后来“国民性”批判更多地具有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味道,但其中寻求中国富强昌盛的底色却是显见的。这一论题在本质上,是对强国路径的思考,是对弱国的批判和对强国的企望,故而,“国民性”论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国族问题,是政治哲学而非单纯的文化思潮。而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无不持有政治理想和国族责任,严复、鲁迅、老舍、沈从文、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等政治、文化、文学、教育主张,也浸润着深深的民族忧思。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理解“国民性”论题,将其看作对于强国的想象和通达强国之路设计,会给我们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思路。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思维方法对人们理解“国家”、“强国”和对强国之路设计的影响,这也正是理解“国民性”论题品格的关键。事实上,正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直接促动了国民性问题的产生。这种影响不一定表现为当时的论者在表面上征用了多少儒家话语,而是看他的思维方法、思想进路、方案设计与儒家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层关系,并且,一定要注意的是这种关联,也不应因当时的思考者可能有意避免使用儒家话语甚至声明反对儒家思想而被忽略。
三、“国民性”论题与儒家政治哲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篇《大学》,道出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精义。
要“治平天下”,必从“修身”入手,定治国之大本,本乱则国不治。修身重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而这里的“知”,更多的是天人之理,社会伦常,是儒家的“礼”,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知识。先修己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天下的方法也非经济、法制,而是“明明德”,是道德、文化的教化。这是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学,由“修身”而至“天下平”。
儒家思想首先是政治哲学。儒者所面对的是礼崩乐坏、天下失序的社会状态,其责任是秩序重建,其目的是重回西周盛世,其理想是“天下大同”。通达儒家“理想国”的途径是由“修身”为始,至“平天下”而终;其方法“明德”、“新民”。儒家的政治哲学显然是遵照“个人”而“国家”的路径,试图建立以个人德行为基础的君子之国。其治理策略是以“道德教化”和“新民”为旨,其本质是建立在“新民”基础上的“国民性改造”理论。人性是这一国家理想的基础,决定了“修身”理论是否可能。在儒家理论中,不论人性是孟子所说的“善”还是荀子所说的“恶”,通过学习、教化,或张其“本心”或“改恶迁善”都可成君子之德,为贤为圣,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所以“修身”的可行性是没有疑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人为“君子”;“学而优则仕”,而官为“君子”;“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王为“君子”。于是民为良民,官为贤臣,王为圣君,天下熙熙。
还要注意,在儒家的“理想国”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是利益的,而是情感的、伦理的联结。儒家把“孝”规定为人性的基础和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视为人之为人的天然“自性”,进而由“父慈子孝”推演出“君明臣忠”,“官仁民敬”,并把父母子女之间的“慈”、“孝”,泛化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法则,把兄弟之间的情谊“悌”泛化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世友爱。“百行孝当先”,“孝”不但是人性之基础、伦理之基础更是国家之基础。可见,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国家”是以“人性”为始基,以“修齐治平”为路径,以“亲情”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国同构”的伦理实体。国家秩序由修身成德,具有仁义礼智“四端”和忠孝礼义信悌廉耻品格的民、官、君来共同维系。
这种以人性为基、修身为术、教化为法、伦常为纲的立国方案,必然重人性改造、道德教育,伦常建设。而一旦国家与社会秩序失范,自然由重修人性、重整伦常人手,以道德批判、精神导引、文化批评、教育振兴为法来力挽危局。所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士人的最高理想,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文苑的深深感叹。
但是,纲常立国的背后依然是利益法则。国家,本质上是利益的生产、交换、分配机制。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利益维护与冲突。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与社会利益的生产与分配密切相关。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财富有限。由于农业文明这种生产方式无法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