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生相息的传统文化与国民性
传统文化与国民性之间相生相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了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国民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支配着中国人几千年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式乃至行为方式。
国民性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国民素质的核心因素，又称民族性格。它是由在一个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历史际遇和社会体制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
发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国民性反思浪潮，是在西方文明的不断挑战之下，致使传统文化的优势逐渐丧失甚至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之下，与之对应产生的内部深层次的国民心理自省与民族反省浪潮。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当时的中国人开始关注国民素质，并反思、批判和重构国民性。他们认识到社会心理、社会道德、社会伦理、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决定着中国人的品格、价值取向、社会行为和思维方式，这也决定着国民的素质和意识水平，而国民的近代化对于国家的独立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在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反省中国传统民族心理的过程，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在文化心理变革层面的写照。
二、近代中国的国民性反思浪潮
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近百年来，有诸多的先进中国人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从严复的三民思想到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从孙中山的共和国民到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觉悟的新国民，民主与科学的理性启蒙逐渐冲出思想界域，开始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尤其在接触西方近代文化、经济、政治模式较早的沿海地区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的国民性有一定的觉醒，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对落后与愚昧的。不管怎样，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语境下关注国民塑造的三次浪潮，对于民众觉醒和国民近代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经历了器物上的变革制度上的变革文化上的变革三阶段，这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经历了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的不断深入推进。实际上，在中国近代化的不同阶段，围绕着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人性观照的角度对国民性问题展开了空前的批判与反思。
（一）器物变革时代中国国民性的第一次反思
当中国人还沉醉于康乾盛世的迷梦之时，世界的重心正悄然发生改变，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把全世界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西方开始冲击世界，老态龙钟的中国社会显得愈发腐朽和昏聩。康有为曾经把当时的情况总结为四个字：弱昧亡乱。几千年的封建伦理教化束缚了国人的头脑与思维，更是造成了国民性的沉沦，可谓是到了天不亡之亦自亡之的地步。
按照中国近代化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国人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悟到科技水平上与西方相比差距巨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然而，器物变革并没能改变中国在甲午战败的命运，这次失败预示着近代中国第一次学习西方运动的挫折，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国民性第一次反思浪潮。甲午战败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于如何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命题，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国民性的角度去思索答案。
这一时期国民性反思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开民智方面。严复正式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他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成为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这一时期的维新派抨击好古、主静、夷夏之防等传统观念，倡导进化、自由、民主等近代价值观，表达了他们希望国人实现与近代化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心灵转换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启蒙实绩成了现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不过，这一时期虽提出了鼓民力新民德，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开民智，严复认为民众的德智力的高低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乃至于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1]25。原因在于以严复为代表的早期思想家们认识到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路径是从思想启蒙开始，所以中国也应先自开民智始。严复更是把以开民智为目标的国民性改造看作是社会变革的首要路径[1]26。 而其他两个方面尤其是新民德上进展不多，即便中国人的早期近代化戴上了沉重的传统观念枷锁，但是思想启蒙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性过程。
（二）制度变革时代的中国国民性第二次反思
甲午战败彻底惊醒了国人，国人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于是有了以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维新运动、立宪运动和以建立民主共和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伴随近代中国第二次学习西方运动挫折而兴起的是中国国民性第二次反思浪潮。
这一时期国民性反思的重点由前一阶段的国民知识结构发展到道德素质尤其是民族精神。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邹容。梁启超率先提出了新民学说，提出了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命题，连载了10万字的专著《新民说》，还发表了《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大陆游记》等一系列文章，全面分析了国民劣根性及病源，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改造国民性的系统理论新民理论。邹容则在《革命军》中呼唤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更加深入剖析、激烈抨击了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邹容着重批判了国民道德素质的弱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奴性和旁观性。
其他思想家也集中于对民族精神和国民道德风貌进行反思。邓实等人提出国民需要树立群体意识、自主意识、权利和义务意识等新的道德观念。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注重国民道德和民族精神建设。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一文里提出了知耻、重厚、耿介、重信的道德信条。国粹派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即激励民族精神。他们提倡的民族主义精神包括国家主义、尚武主义、进取冒险等意志品质，主要是要求人们为国献身，为民族献身。
（三）文化变革时代的中国国民性第三次反思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陈独秀将伦理觉悟称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将民族反省深入到了民族心理、国民素质、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最深层面。武昌起义，清廷覆亡，民国新肇，曾使人们充满希望。但袁氏窃国，共和名存实亡，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辛亥革命的失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激起人们对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引发了近代中国第三次国民性反思浪潮。
这一时期的国民性批判在戊戌变法时期开民智、辛亥时期铸国魂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们还更直接采用对照比较东西民族素质和文化心态的方法，以西方国民性凸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对东西民族性的比较进行过研究。他们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参照，对民族心理弱点进行全面自觉批判，除了继续鞭挞民智未开、奴性、旁观性、保守性等外，还进一步抨击了冷漠、麻木、诈伪、民族自大等。他们对国民性病源的追寻，不但进一步批判封建专制政治和纲常礼教对国民性的扭曲，还开始深入到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中进行剖析。李大钊指出包括民族性格在内的一切精神构造都是表层的构造，强调了自然经济对形成人们保守、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的影响。陈独秀则从东方宗法社会的特点考察东方人缺乏独立、自由、平等精神的根源，他们对新人生观、现代人生理想进行了更为详尽更为全面的描绘，如蔡元培将培养审美意识列入理想人格的模式[2]。他们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变革对改造国民的意义，把近代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推上了高峰。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发展的顶点。当然，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仍存在着缺陷，如夸大国民性功能的文化决定论，重视文化改造轻视实践养成等。这些弱点，在李大创、陈独秀等人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有所克服。
三、国民性反思浪潮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呼唤民族精神的觉醒，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观念的启蒙，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更需要改造民族的心理状态，所有这些，都直接指向了国民劣根性，然而，中国的国民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中国国民性生存的土壤，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最终不可避免地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的知识精英毫不留情地批评国人的弱点，抨击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甚至取得了新文化的胜利。今天看来，值得探讨与反思的恰恰是国民性反思过程中不仅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有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这是我们长期重视不足的问题。历史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时至今日，国人的国民性格中依然保留着中华文化的合理基因内核，正是这些传统基因维系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民族精神的共同性。
第一，启蒙思想家正是依据传统文化修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塑造理想人格的目标。国民性的改造思潮受到了儒家重视道德修养、人格完善思想的影响。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新民，直接取自儒学经典《大学》中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核心是提倡尚德精神，倡导以修身为本。《新民丛报》宗旨宣称：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显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启蒙思想家们希望通过革新国民风貌、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等方面重塑国民的理想人格。启蒙思想家尤其是晚清国粹派非常注意从传统文化中继承有益成分，以此重铸国魂，改造民族精神。鲁迅先生一生身体力行、口诛笔伐，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彻底无情的批判，但他在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更充满希望地发觉了中国国民性中保留下来的可贵精神传统。正如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可以看到，中国的脊梁正是民族精神的显现。另一位继承传统文化精神的代表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具有重塑国民意识与民族精神以及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在当时很多思想巨擘开始质疑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之时，孙中山却看到了传统文化中民族精神、气质与传统道德在新的时代下焕发精神的巨大现实意义，加之多年考察欧美的经历和西旅过程中对近代中国的比较和感悟，使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着共和国民的构想，这无疑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严复相比，孙中山立足于更新的时代和时代的发展去认识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是给中国抛出了自由的观念却躲在角落中借口时机不成熟国民素质不够而一味保守。而与梁启超比较起来，孙中山的国民意识构想与实践更多地体现了西方制度化的追求和保障，并从梁启超面对时代的飞速发展无暇应对而显现多质流变又充满理想主义和盲目的激情不同，孙中山更强调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应时调整。在孙中山的构想中，革命的理想主义和发展的现实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外，改造国民性思潮还受到了佛学等其他传统思想的影响。
第二，启蒙思想家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自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希冀重塑国民精神面貌，以达到兴邦救国的终极目标。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其倡导的入世哲学也成为无数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信仰，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铁肩担道义，正是凭借着这种民族精神的自觉，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以改造国民精神为切入点，希望实现拯救国家与振兴民族的目标。因此，国民性的改造表面上看是遵循了西方人格塑造的标准，以培养新民为目标，但实际上内在文化指向却很明确，依然未能超脱传统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国民性改造在批判传统中张扬了传统，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演绎了返本开新的历史局面[3]。
四、中国共产党探寻国民性塑造的文化指向
近代的国民性改造是伴随着民族救亡运动展开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学说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武器，然而却被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彻底击垮。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改造国民性的有效方法和武器， 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之优秀遗产以改造国民性，最终才能使国民性改造这一近代中国沉重的历史命题找到正确的方向和根本的途径。新中国的成立，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国民性的文化价值指向上，革命战争时代强调道德指向，而和平发展年代更强调生产力发展指向。可见，国民性的文化价值指向也正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变迁，价值观变迁是社会变革的折射，也能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运行，国民性的文化价值指向一度出现迷茫，唯金钱论，唯西方论，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大潮中被轻视甚至是被淹没，每个人都面临着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多重考验。社会转型期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新旧、中西价值观的碰撞，以及价值标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趋势，会不同程度地导致社会出现一些是非模糊、善恶不明、荣辱错位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正是直接为新时期国民性格的塑造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抱着批判与继承的态度，审视自身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扬优良传统，根治劣根性，为适应现代化建设培养新时期的国民。
五、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已成为历史陈迹。改革开放的今天，国民素质建设依旧是一个严峻的课题。事实上，时空环境对个人的影响是更具决定性的，漫长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传统，整个时代的社会环境都会裹挟整体的国民性的养成。因此，国民性的塑造既需要扎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土壤，更需要面向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新时期的国民性塑造只有以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为支撑，以推进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创新与变革为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核心，以培育复兴时代的新国民为目标，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符合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需要。历史指示着未来，人们从先驱者的心路历程中将获得教益和启迪。这种历史的智慧，有助于推进新时期的国民素质建设，有助于我们将前人开拓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