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最早使用“民权”一词的是郭嵩焘，他在1878年5月19日日记中写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与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作为这个时代的启蒙学者，梁启超在思想上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民权思想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梁启超从兴民权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关键词】梁启超；民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民权观念也被传入中国。在中国，最早使用“民权”一词的是郭嵩焘，他在1878年5月19日日记中写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与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作为启蒙学者，梁启超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民权思想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梁启超从兴民权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来源
“历史是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一定的思想脱胎于一定的历史时代，梁启超民权思想的产生，则是那个动荡时代的产物。
（一）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艰难的时局促成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寻救亡图存的办法。梁启超认为，若要拯救中国，必须对中国落后之原因有正确的认识。“不审夫所以致弱智原因”，则“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梁启超认为，专制主义的延续是中国长期积弱的重要原因。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社会有君权无民权的现象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梁启超说：“自秦屹名，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对此，梁启超认为，为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亡，“必日益民权”。在中国，只有实现民权，才能抵消封建君主专制的危害，进而抵御外辱，实现国家的独立自强。
（二）对西方近代学说的借鉴和吸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逃亡日本期间，通过阅读被翻译成日文的西学书籍，大量的接触了西方学说，并将西方学说用于其民权思想的构建中。在其著作《自由书》和《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梁启超引用孟德斯鸠的名言：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唯在于使人服从而已。梁启超借用西方著作中的观点来佐证其专制统治制约中国发展的论点。“霍布士以为政治为最可贵者，在辑和民众而使不争也；斯片诺莎则曰：保和平之外，更有护自由之一事。斯氏以为君主政体者，真平和之大蠢也。”梁启超在《霍布士学案》、《斯片诺莎学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除了借用西方学者的学说来丰富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学说外，在呼吁自由、提倡民权方面，梁启超也从西方学者那里寻觅到了治世的良药。在《卢梭学案》中，梁启超对卢梭的民约论进行了细致系统的分析，并得出“民约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结论，并将卢梭那区别去天赋人权的自由观称之为“积极”的自由观。此外，梁启超在日期间，大量阅读了日本维新人士的作品，对其民权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梁启超在其《自由书》的写作过程中，就几乎原文照抄了深山虎太郎的著作《草茅威严》中“民权篇”关于人身权利的论述。
二、梁启超民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深受日本学说的影响。对与民权的概念，梁启超直接用了深山虎太郎《草茅威严》中的“民权篇”对民权的概念做了界定。在《自由书》中，他几乎原文照抄了深山的论断：“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鱼，养气之鱼鸟兽，土壤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保其在一人，保斯权而不失，是为全天。”除此之外，他又指出“盖西国之政治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由此，我们可知，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是不相一致的，它是一种在吸取了西方和日本的近代学说后，在天赋人权、人民自由的前提下，得出的一种全新的民权观。
改造国民，培养新民，是梁启超民权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积贫积弱溯源论》一书中，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有奴性、愚昧、自私、缺乏抗争精神等人格缺陷，中国人在人格上的集体缺陷是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存在如此众多缺陷的国人难以承担起兴民权的责任。因此，梁启超认为兴民权，必须改造国民，将国民中的缺陷一一除掉，为此，他撰写了《新民说》一书，以期通过此书对尚处蒙昧状态中的国民以思想上的启蒙。梁启超将自己关于新民的观点在书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表述，他“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奴隶思想，对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向人们灌输了一套新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梁启超希望借助《新民说》的呐喊，唤醒沉睡的国民，唤起苏醒的新民对于民权的追求。
开民智是梁启超民权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创作《新民说》的目的之一。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直接给广大人民灌输民权思想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梁启超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具体来说，兴绅权，可以分权力、通上下之情、使以办公事。在当时的中国，作为兴民权的权宜之计，如能顺利实施，梁启超的“兴绅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可以起到上通下达，启发民智，推动民权得意早日实现的作用。
梁启超认为，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人民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认为，照此发展，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国人无权且不知权所在，国家就会灭亡。因此，欲强国家，必兴民权。为此，梁启超在1901年撰写了《卢梭学案》，阐述卢梭的主权在民学说，并运用他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等思想，来论证只有兴民权才能使国家富强的道理。 除此之外，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中还包含着国家主义的一面。对于西方近代国家学说，梁启超极力推崇伯伦知理的民族国家思想，并试图通过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论”来中和卢梭的民约论，“以图将国家主义与民权统一起来，在肯定国家主权至上、强调个人对国家之责任的同时，又不至于忽略和遗忘个人自由权利这一终极价值。”梁启超在其著作《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指出：“主权者，绝对者也，无上者也，命令的而非受命的者也，凡人民之自由皆以是为圆圈。人民皆自由与国家主权所赋予之自由范围内，而不可不服从于主权。”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的，而这里的国家主权明显区别于封建专制时期的皇权，它是以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新型的国家组织形式，其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三、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意义
为了宣传民权思想，梁启超通过其创立的《清议报》、《新民丛报》，这不仅促进民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加速了民主共和思想的在中国的流传。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涵盖了传统了民本思想，又融汇了近代西方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的学说，还包含了近代西方的国家主义，可谓是集合百家之长为己所用。其思想，不仅推动了晚晴政治体制的进化，也间接激发了近代民主革命的爆发。“而各省会议议员之能决心合作，使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收倾听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督清廷，设立各省咨议局，畏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由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力。”从这段文字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认识到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对于在社会层面上实现人民主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