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时期虽然短暂，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一大贡献就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各种主义、思想非常活跃，学者们先后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民主与独裁、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工业化与农业化等十多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讨论有助于拓展思路、达成共识，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律。民国时期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是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今天以辩证的理性态度加以总结和借鉴。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论辩；共识
一、真理愈辩愈明
真理愈辩愈明，这在东西方都是普遍认同的公理。在东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就对辩论的意义和原则做了说明，指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2]在西方，希罗多德就在著名的作品《历史》中提到阿尔塔巴诺斯说：“如果大家不发表相互反对的意见，那就不可能选择较好的意见，而是必须遵从已发表出来的意见；但是，如果有反对的意见，那就能够选择较好的意见了。”[3]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而公开讨论问题乃是人类接近和获取真理的途径，同时也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阶梯。
真理愈辩愈明，其首要的含义在于自由讨论是真理的生命。要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就需要“辩”――辩论对错、辨明是非，了解真相，提高认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阶级、任何组织或集团，都不是真理的代言人，都不能宣布自己掌握的就是绝对真理，都不能要求别人臣服于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其次，在众多寻求真理的人群中，有些人常常比别人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懂得多一点、思考得深刻一点，他们被人称为伟人。但是伟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有缺点和不足。“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透过这则民谚，我们可以看出，与普通人相比，伟人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是多出那么“一点”而已。强调伟人的智慧和能力的有限性，并不是否定伟人的作用和价值，而是要说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
第三，它反映了人们探索真理、发现真理的曲折过程。由于真理的客观性和人们主观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认识真理。我们所能观察和把握到的仅仅是表象、局部的真理，有时甚至完全是谬误。当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表象时，批评的声音能让我们晓得自己的肤浅；当我们仅掌握了部分真理时，辩论的声音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丰富我们的认识；而在我们陷入谬误的旋涡时，反对的声音能使我们及时发现错误，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论是哪种情形，辩论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以来，围绕‘以何立国’、重工重农、工农联合、如何救济农村、破解三农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农业化与工业化两条道路的长期论争，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三次论争高潮。长期论争的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得到充分理解。翁文灏提出的‘立国以农，建国以工’得到了学界和国民党政府一定程度的认同。”[4]“‘本位派’、‘西化派’双方在论战过程中，既不断批评对方的主张，更加清晰地阐明自己的意见，又吸收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调整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这样，双方的观点越来越明朗化，渐渐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共识。”[4]（208）思想同思想相碰撞，才有思想的比较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思想火花。没有辩论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不知道是非优劣，更不可能取长补短，达成共识。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辩，一方面拓展了认识中国现代化的思路，另一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两者均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推进。
（1）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正常的理论探讨变味成“姓社姓资”、有没有坚持什么路线、什么主义、什么原则之类的争论。继续这种争论模式，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不争论”不是不讲是非，而是要摒弃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动辄上纲上线，给别人乱扣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大帽子的“左”的做法，冲破教条主义和僵化思维的束缚，而不是反对有价值的争论。
（2）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风风雨雨的整肃，加上多年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方面神经过敏、缩手缩脚，另一方面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日渐老化、退化。也就是说，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缺少的不仅是胆识，还有学识。不改变这两种情况，争论也只会是似是而非的皮毛之论，而不可能有真知灼见。 （3）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的影响下，全国一盘棋，各地区的发展模式大同小异，可供借鉴的经验和理论非常单一，没有实践的开拓――“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谁也提不出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争论也只是口舌之争，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由此可知，邓小平提倡“不争论”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从民国时期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大讨论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不争论”，这背后蕴含了多少历史的悲凉和无奈！
二、道并行而不相悖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礼记・中庸》中的两句话。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世界是多元的，真理是多样的，不同的原则和规则之间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复杂的共生关系。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表达了文明进步与包容性之间的关系。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单一的社会是没有生机和前途的。一个社会合理的包容度越大，其发展的内在动力越强，其文明程度也就越高。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古训要求我们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摒弃单一的、绝对的思维，汲取一切有益于推进中国发展的方法、经验、模式。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著名经济学家施复亮曾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做了如下构想：“我们应当创造第三条路线，我们应该根据本国的现实环境和别国的历史经验来创造一条适合自己的经济建设的正确路线。这第三条路线，应当综合英美和苏联双方的宝贵经验，接受一切先进国家的优良办法，采用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大部分或全部优点，并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很顺利地从资本主义的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6]欣赏、向往社会主义，但不害怕、排斥资本主义；既要师法英美，又要学习苏联，还要“接受一切先进国家的优良办法”；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要拿来，为我所用，助我成功。从施复亮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领略到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的气度和胆识，感受到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成熟。而这一切显然又是与民国时期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自由探讨和自由辩论联系着的。
三、民国学者的卓见
苏联计划经济时期，黑市猖獗；⑤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却屡割屡长，原因不在于别的，就在于“黑市”和“资本主义尾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是基于人性的合理根据。懂得这个道理，就应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让“黑市”从地下转到地上，成为合法的“明市”；让“尾巴”自由生长，长大长粗，可以成为旗杆，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
“劳动果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8]（10）（马寅初）
从中学开始，我们就学习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到大学又进一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是工人的劳动，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类似的话我们已经烂熟于心。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真理，但同时又纳闷：我们把钱存到银行里，还得利息呢！资本家办工厂，将本求利，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吗？资本家虽然赚了大钱，但工人不也因此有了养家糊口的工资了吗？资本家不办工厂，没有资本和原材料，工人怎么劳动，怎么创造剩余价值？马寅初用平实的语言，让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劳动要和资本相结合，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9]“资本的趋势是，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10]“尽管按照资本自身的本性来说，它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9]（34）明白了马克思的这些论说，就晓得道并行而不相悖，马克思是对的，马寅初也不错。
“与其谓共产，毋宁谓生产。”[8]（10）（马寅初）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成了“一时之趋”。但在中国的思想界，竟有那么几个顽固的人，不但自己不肯跟着这潮流走，还大胆地批评社会主义，批评那些跟着这潮流走的人，胡适、马寅初都是这样的人。胡适高唱“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根本解决的好办法。“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8]（22）马寅初放言：“劳动果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现在最应该解决的，就是叫有资本的人，拿资本出来去办生产事业。”[8]（10）胡适是文人学者，马寅初是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个人的“反动思想”都曾受到深揭猛批，但现今回过头来看，他们的思想显然各有自己的道理。倘若我们能早点以审慎的态度辩证地对待民国时期那些学者的逆耳之言，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或许就能少一些坎坷，进展得更顺利一些。
“欲使中国现代化，决不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譬诸患疾者病入膏肓，骤以富有刺激性之药物投之，未有不促其死亡者。”[8]（29）（唐庆增）
“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渐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的工业社会里面去。”[8]（125）（郑林庄）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话今天回想起来仍然那么让人心潮澎湃。但是热情不能过火。一旦热情过度膨胀，超过了理性，甚至完全烧毁了理性，除了灾难和教训，是得不到其他结果的。大跃进的历史灾难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急性病的警示牌。中国是一个疆域大国，同时又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现代化起步晚、起点低，中国现代化需要急起直追，但切记，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同于在白纸上写字、绘画。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腾飞必然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没有一个奠基立业过程，想要一步登天，必然是欲速则不达。
“苏俄统治者的生活与平民是两样的。”“照苏俄的现状，我们看不出一点平等自由的光明。”[8]（24） （丁文江）
当苏联轰然解体，当俄罗斯人也承认苏联的制度既无效率也不公平时，我们应该感叹的不是丁文江的敏锐，而是他的率真。说实话――诚实地说出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这就是丁文江了不起的地方。斯大林时代，到过苏联的中外人士成千上万，但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那样直言道出事实的人并不多。我们很高兴中国的丁文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说真话的人中的一员。
“人类愈能自由平等地竞争，人类愈能和平亲爱地相处；至少人类必有真自由，然后才有真和平。”“与其说三十年来世界的几次大战，都是由于自由和竞争，倒不如说是由于人类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还不能有真正的竞争。”[8]（11）（周宪文）
“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的，而自由则更可贵。”[8]（12）（吴世昌）
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打出的旗号都是平均、平等，没有一次是要求自由的。但从人类的发展要求来看，自由恰恰是更高层次的、关键的东西。雨果说：“人类的第一个需要，第一个权利，第一个义务，是自由。”马克思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称为“人的类特性”。[13]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更不可能有什么民主。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命运不是失败就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恰恰是因为它的奋斗目标――均贫富――的直接性和狭隘性。中国是一个缺少自由传统的国家，鲁迅把中国过去的历史表述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缺自由、少权利的悲惨命运。所以在近代中国，一方面争自由就是争民主、争平等，另一方面，争自由的价值又高于争民主、争平等。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口号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但如何认识自由，积极实现并维护公民的自由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仍有待拓展和提高。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毛泽东说：“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5]显然，提升整个社会对自由的价值认识，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企图划一，则必须走上压制个人发展的道路，则必将阻碍人格与创造力，必将发生偏私、压迫与奴役等情事，甚至于构成知识上的欺骗，与道德上的伪善。”[8]（6）（胡适）
从思想的角度看，“划一”就是文化专制，而文化专制的前提就是相信自己得了“道”，掌握了宇宙的真理，所以应该用一个思想一个主义去统一全体人民的意志。文化划一的结果就是思想的停滞和文明的衰落。肖伯纳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两个人交流思想和两个人交换苹果完全不一样，交换苹果，每个人只有一个苹果，而交流思想，每个人同时有两个思想。其实思想交流的结果比这更神奇：它还可能产生新的思想――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思想。但不管是每个人拥有两个思想还是产生新的思想，它都有一个前提：交流双方的思想是不同的、有差异的。划一的、一致的思想之间的交流除了浪费时间，不会有任何价值。
从政治的角度看，“划一”就是独裁和反民主。民主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因此，人民主权、人民自由自治和人民幸福是衡量民主的三个重要尺度。从人民主权的角度看，是人民选择统治者和更换统治者的自由。统治者只能根据人民的意愿（多）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一）来统制国家，也不能以一部分或多数人民的意愿（一）凌驾于另一部分或少数人民的意愿（一或多）之上。民主的原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多数容忍少数。”[16]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前者，就达不成共识，没有后者，就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就会出现以多数人民拥护、维护多数人民利益为名义的独裁。从人民自由自治的角度看，民主除了人民依法选择统治者、管理国家以外，民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自治――公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治是人民的自治，而不是统治者统治的延伸，因此，它主要依赖于人民的自我探索和自由创造。它的形式必然是多样、多变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从人民幸福这一角度看，民主是人民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而这首先在于人民（每个个体）对什么是幸福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其次，只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人民（每个个体）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任何事情――按自己的喜欢方式方法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政府及任何党派、组织无权干涉，也无须干涉。
总之，“划一”用一致取代了分歧，否认了竞争、对立和冲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违背了和而不同、多元统一的社会发展要求，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生机的湮没，带来僵化和停滞。
“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8]（21）（胡适）
“以国家来计划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实际上即系以少数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点，来干涉多数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在干涉者是真诚的道德信仰，在被干涉者亦未尝不认为有益。而在理论上，不免是父道政治，是教道政治，是以少数人统制多数人的政治。”[8]（60）（谷春帆） 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看，高度划一的计划经济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托洛茨基晚年反思苏联的政体之所以成为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工具时说：“在国家是惟一雇主（和所有者）的国度，与国家作对意味着慢慢饿死。在这里，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一项崭新的原则所取代：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一段话极深刻地道出了全盘计划经济和集权体制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存不存在自由，存在多少自由，对这个社会的政治架构起着非常巨大的影响。“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作为政治自由的一个手段，经济自由的直接重要性的意义至少可以和经济自由的间接重要性相提并论。”[18]（9-10）市场是经济自由最直接的组成部分，一个社会限制了市场也就限制了经济自由。当市场的作用被压制到极端的时候，一切经济自由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政治自由的终结，专制就看得见、摸得着了。“自古以来，奉行民主的政府，大多都与市场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的市场体制倒也十分常见……，但是，没有市场体制绝不会有民主。”[19]
“欲促进中国现代化，非有健全之经济，清明之政治，安定之社会，适当之教育，及良好之心理不为功；凡此皆属实行中国现代化之先决条件，条件未备，则新建设断难战胜旧势力也。”[8]（23）（唐庆增）
现代化的源头在欧洲，欧美国家首先完成了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欧美现代文明在全球扩张的过程。所以，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西化。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洋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除了发展经济、推进民主这两项重要工作外，一个更为艰巨的工作是发展教育、改良传统、培养国民的现代人格。这项工作如果得不到重视，不能及早完成，必然贻误整个现代化事业。
“文化乃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不能以狭义的国家作本位，应该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换言之，应该以文化之体作为文化的本位。不管时间之或古或今，不管地域之或中或西，只要一种文化能够启发我们的性灵，扩充我们的人格，发扬民族精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我们不需狭义的西洋文化，亦不要狭义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文化的自身。我们需要真实无妄有体有用的活文化真文化。”[20]（贺麟）
“我们真正需要的乃是有体有用的典型文化，能够载道显真，能够明心见性，使我们与永恒的精神价值愈益接近的文化。凡在文化领域里努力的人，他的工作和使命，应不是全盘接受西化，亦不在残缺地保守固有文化，应该力求直接贡献于人类文化，也就是直接贡献于文化本身。”[20]（354）（贺麟）
读着何爱国博士书中摘引的大量不常见的民国时期闪光的思想碎片，不禁感叹不已。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2]但是理论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对以往思想遗产的合理继承。换言之，一个民族如果经常自以为是、以胜利者自居，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而不是用理性的态度去积极发掘、利用过去的思想遗产，那么这个民族是不可能走上迅速发展的快车道的，更不可能走在世界民族的前列。
民国时期学者们的卓见，与当时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军阀之间、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明争暗斗，这一切客观上有利于各种主义、思想和主张的生长。当时只要不是公开煽动革命和反政府的刊物，不管是左的也好，右的也罢，大体上都能出版。当然，被开天窗和勒令停刊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文化人跑到租界或换一个地方、换个名称大抵就能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
民国时期学者们的卓见也是与他们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精神联系着的。在“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个性主义影响下，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把探求真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使命，变和不变都以此为准则，不畏趋时之讥，也不避保守之嫌。当时有许多人从信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也有许多人坚守自己的“一得之见”，毫不动摇，譬如唐庆增笃信市场经济，“于统制经济高唱入云之际，仍持自由经济如故”；[8]（4）而梁漱溟对儒学以及胡适对实验主义的终身崇仰，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注释：
①洋务运动的基本思路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故笔者把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称为“师夷与守旧”之争。
②戊戌变法失败后，苏舆将王先谦、叶德辉、张之洞等人反对变法维新，维护纲常名教的文章辑录在一起，取名为《翼教丛编》。笔者因此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与保守派、洋务派的争论取名为维新与翼教之争。
③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统制经济的极端形式。
④笔者不用现在通行的市场经济而用自由经济，一是因为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者大多把市场经济称为自由经济，二是因为自由一词更能反映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⑤黑市是指未经政府批准而非法形成的，以交易不许上市的商品或以高于公开市场价格的价格，秘密进行买卖为特征的市场。在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加上以发展军事工业为基本国策，国营商店里一些人民必需的生活用品经常有价无货，地下的黑市便红火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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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冯友兰.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文选（上）[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310.
[18]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6.
[20]贺麟.文化的体与用[A].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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