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性主义政治不同于政治中的理性，它主要是指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居于统治地位的技术理性。欧克肖特对此深入地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提出了 “暗示”的政治观，认为政治的运作有别于技术的应用，离不开民族传统和文化背景这块沃土，它需要一种实践的智慧。对这种“暗示”政治的揭示不仅大大地拓宽了人们认识政治合理性的空间，而且为现实的政治摆脱现代性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 政治哲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暗示
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的政治哲学最基本的核心的思想，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突出贡献包括对托马斯・霍布斯思想的解释、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论“法治”的权威论文、公民联合和政治权威的理论等等。欧克肖特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政治基本持批评的态度，但是他并未因此而走上一条相反的经验主义政治道路。在他看来，经验主义政治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政治不是做当下想做的事，而总是一种追求，总是包含有待追求和实现的目的；但这目的不是经验中已经存在的，而是在我们的历史经验或传统中暗示的。由此，他提出一种“追求暗示”（the pursuit of intimation）的政治观，为我们摆脱理性主义政治的困境拓展了新的思考空间。
一、理性主义政治及其渊源
古典政治哲学将国家学说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自马基雅维里以来的近代政治哲学则是将国家政治的根基建立在“国家理由”的基础上。如果说格劳秀斯还严格遵循着自然法传统的话，那么霍布斯和洛克等近代一大批思想家对自然法的情感则非常复杂，他们援引自然法的目的在于置换掉内在的道德因素，认为政治活动是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非契约论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则从人性和经济视角阐释了政治的合法性，从而将政治描述为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具。概言之，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剥离了蕴涵在政治活动中的价值理性，由此，作为思考处理政治事务的理性逐渐沦为获取私利的一种谋划工具，这显然背离了政治理性的本真涵义。
政治中的理性不同于理性主义的政治，肇始于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政治理性与近代的理性主义不同，它并非是一种技术理性，而是在城邦中公民如何正当地交往的理性。政治理性的核心是把讨论看作政治的本质方式，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讨论来达成一致，威压与暴力都不可能导致合理的政治。尽管欧克肖特并未对政治理性和理性主义政治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就其著述所表达的思想来看，毋庸置疑，他所批判的并非是这种政治中的理性，而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近代以来蔓延到各个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技术理性主义。
启蒙运动在理论上创造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而启蒙推动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则使这种文明由观念变为现实，“启蒙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带有全欧性以至国际性的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思想革命，它使原已危机四伏的封建制度更加日暮穷途，最终走上了覆灭之路。”[4]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当以追求知识的严格性和实证性为目标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逐步确立了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之后，作为人文话语的哲学便日益丧失其合法性，用“事实的描述”取代价值判断，用“科学的理解”取代形上的追问，越来越成为各个学科的基本准则。根据这种知识论原则，对政治问题的科学研究只能诉诸事实而不能进行价值判断，更不能诉诸形而上的思辨，因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求真理，必须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必须以可证实的经验事实为依据。当这种追求确定性、功利性的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说，只要存在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使由资源充裕（即占有知识、技能和技术）、主权的机构所监管，它便具有了现代性。”[5]自此，理性主义政治以欧洲为中心向整个世界蔓延开来。
一言以蔽之，启蒙的时代是理性主义大获全胜的时代，理性主义的胜利乃是科学主义的胜利，其主要标志是在各个领域追求一种纯之又纯的确定性。欧克肖特所批判的“理性主义”，正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流行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技术理性。这种理性主义相信自然和数学科学产生的分析推理的技术或方法，依靠这种方法，据称可以克服历史存在的偶然性质。在极端的形式中，它认为迄今为止政治中无穷无尽的保存和改变的活动可以有一个满意的结局，理智开明之士与政府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到这点，以便合理地使用权力来指导人民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与反思
理性自身包含“工具”和“价值”两个向度，从学理的层面对于政治理性与理性主义政治进行界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构成本文探讨的理论前提。
理性是一个被反复咀嚼的哲学概念。理性虽然不能刺激我们去行动，却能按照它对不同刺激所给予的相对评价来支配我们的行为，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和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而为人类所拥有，那么由此可以推论，政治理性就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以推理和行为实现一定目的的能力。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政治理性与近代的理性主义不同，它不是一种技术理性，而是在城邦中公民考量如何正当地交往的理性。政治理性的核心是把讨论看作政治的本质方式，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的，在秉承德性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讨论来达成一致与同意。然而，“当理性以自身为尺度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展开全面的清除与重建时，我们说，一个理性殖民的时代就来到了。在其中，一切不合乎理性的东西都将丧失自身存在的合法性。”[6]显然，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记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理性意味着人类在处理政治、社会事务时，有能力运用逻辑推理来认识事物和指导自己的行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智来认识政治共同体，并通过理性指导下的行动来影响政治生活的运行与发展，即人类有能力影响和掌握政治、社会生活。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中，政治理性是政治哲学发展的主线，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坚信人类可以依靠理智的力量来理解和支配政治生活。因此我们要从理性的提高上来寻求社会的进步。欧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的政治是一切启蒙信徒的行动出发点，也是一切相信全盘解决或根本解决的社会革命家或改革者的基本实践预设，更是输出自由民主或输出革命的知识论依据。由此，欧克肖特列举了理性主义政治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缺陷：
首先，它是一种实用的和功利性的政治，就是把理性作为解决现实问题和需要的手段，政治生活被视为一连串的社会危机，每一个危机都得运用“理性”来克服，唯一的目的就是成功。这样，可实证性的经验事实就成为判断政治合理性的依据。因此，检验政治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就是是否实现所设定的目标，这无疑是将一种科学的原则纳入政治领域用来解决政治问题。
其次，理性主义的政治是理想的政治和单一的政治，即认为所有问题的“理性”解决，在本质上都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在理性主义者的计划中没有‘在这些环境下最好’的位置，只有‘最好’的位置；因为理性的功能恰恰是克服环境。”[7]从这种完美的政治中产生出单一的政治，他们相信这种可实证的单一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否认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忽视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科学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如果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理性解决已经确定，那么允许这个社会的任何相关部分逃避该解决，根据前提就是支持非理性。不是理性的选择不可能有地位，而一切理性的选择必然一致。”[7]（6）我们说，自然科学可以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然而对于关注社会生活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却难以实现完全的“价值中立”，由于社会生活存在着诸多的偶然性，以及各民族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所以“价值判断”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首要的原则。
依赖于技术理性对自然无情掠夺的现实已经表明了理性主义者的失败，难道还要把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生活变得混乱、单一和僵化吗？理性主义政治如何能够反思自身，做出更好的选择？追求千篇一律的模式化单一化，而缺少对于具体社会生活背景和民族传统的考虑，如何能够正确处理现实的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秩序的和谐呢？欧克肖特深刻地指出：“在所有世界中，政治世界可能似乎是最经不起理性主义的检验的――政治总是深深布满了传统、偶然和短暂的东西。”[7]（3）但是，理性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又不可或缺，诚如雷蒙・阿隆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所表明的那样：人类是自由的，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又必须在世界给定的限度内来思考和行动。人类不应该把自己交付给终极理性，也不应该陷入虚无的世界，成为非理性的奴隶。人类世界是多元的，但又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不是统一于终极真理，而是分散于个体之中，在实际的选择和行动中体现出来。人类既要看到政治和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又必须承认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受到束缚，这样的政治行动才会成为有理性的行动。
三、“暗示”的政治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政治的平衡点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有三种类型：理论的、应用的和生产的。理论知识以自身为目的，应用知识乃是实践的，目的在于合理行为，生产知识是一种技艺，它对眼前的对象进行加工制造。这三者不是并列的、互不相涉的，而是形成不同的生活。与此相类似，欧克肖特在对理性主义政治的典型特征细致地描述和分析的过程中，明确地区分了两种知识：技术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技术知识的主要特征可以被制定为规则、原则、指示和准则，可以从书本或者课程（即教与学）中学到、掌握，“这种能够精确制定的特征至少给了技术知识确定性的外表：似乎一种技术是能确定的。”[7]（10）技术知识的优越性在于它从纯粹无知中产生、以确定和完全的知识终结的外表，它与确定性相始终的外表。相反，实践的知识只是存在于运用当中，不是反思的，也不能被制定为规则，使它被共享和成为共同知识的方法不是被制定的教条的方法。作为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它的正常表达是以一种习俗或传统的做事方式，或者，简而言之，是以实践的方式。这给了它不精确、因而不确定的表象，好像是观点的问题，是可能性，而不是真理。实际上，它是一种以趣味性和鉴赏力来表达的知识，缺乏严密性，是为学习者心灵的印象准备的。”[7]（10）对于这两种知识的掌握和运用都离不开理智的分析和识别，然而，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性”的霸权意味着技术的霸权，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理性主义者专注于确定性，而忽视了一切活动中都包含有实践的知识，他们不懂得政治活动中包含的知识既是技术的，又是实践的。
同样，欧克肖特也认为经验主义的政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根本无法行得通，因为政治不是做当下想做的事，而是一种包含有待追求和实现的目的的。经验主义只有同意识形态相结合才成为可能。他的这种政治观不同于雷蒙・阿隆所说的政治理性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依据自己对历史有限性的认识，进行选择和行动，并承担后果。因为他的认识论的基础就是他的历史哲学，即或然决定论。他认为，他的或然决定论一方面拒斥历史决定论，另一方面又不陷入相对主义；不放弃人的自由，同时也不放弃道德导向。他试图树立的是多元合理性的观念，承认价值是多元的，他为每种选择都赋予各自的理性依据。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把各种思想的外在冲突巧妙地搬进每个人的内心之中，使其变成个体内在思想的冲突，各种选择的所谓理性依据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多元的和相对的，并不存在决定一切的唯一真理。这样，“理性就消融于历史中，消解为大众盲目的选择和无意义的行动，价值所依据的理性只能为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作辩护，并不能判断哪种选择更正确，从根本上来讲，选择仍然是盲目的、任意的和无根基的，即非理性的。”[7]（322）
在对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极端的政治进行批判之后，欧克肖特将心理学中的“暗示”理论应用到社会政治领域，由此主张一种“暗示”的政治观，即政治是“追求暗示”（the pursuit of intimation）的艺术。这种暗示既不是通过理性主义的演绎得出的必然结果，也不是经验主义的概括和归纳，而是需要通过对历史经验的体悟和提炼加以显明和阐发。但是这种体悟和阐发不是纯粹的理智活动或知识过程，更不是当下的一般经验，而是生存实践的过程。这种暗示并非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更不是一种直觉，它的着眼点是提升了政治活动的历史意识，即政治活动的传统和文化背景。传统“之所以能成为知识的可能对象，是因为它的所有部分不是同时变化的，它经历的变化潜伏在它之中。它的原则是延续的原则：权威散布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散布在老的、新的和将来的东西之间。它是稳定的，因为虽然它运动，它不是完全运动；虽然它静止，它不是完全静止。”[7]（53）所以，这种传统本身就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抛开传统和文化背景去追求一种无根的东西。“不能指望政治哲学增进我们在政治活动中成功的能力。它不会帮助我们区别好和坏的政治规划；它没有力量在追求我们传统的暗示中指引或指导我们。”[7]（57）“主导的考虑是我们学着去理解的是一个政治传统，一种具体的行为样式。”[7]（54）传统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就先于我们，并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传统是在各种机遇和无意识的变化之中展现其力量的，而合理性政治的确立也是在不断的冲突与变革中完成的。伽达默尔指出，不管怎样，传统作为保存就像革命和更新一样，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行动，是一个“理性的行动”。以为只有新的东西，计划过的东西才是理性的结果，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如何才能走出理性主义政治的迷雾，而同时又避免陷入经验主义的困扰呢？正如罗尔斯在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之间确定了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8]欧克肖特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到了“暗示”的政治路径，为现实的政治活动模式和原则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思考的空间。既然现实的社会生活蕴含着传统和经验，那么在制定政治制度和从事具体的政治活动时，就应该在头脑中明确树立历史意识（而不是斩断历史的虚无），在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中挖掘精华，探索适合本民族社会生活的政治模式、政治原则。相信理性――这是现代政治意识的核心，因为它曾经使人走出自然状态，并且摆脱了神的束缚。我们应该怀有一颗感恩的心！迷信理性――曾经一度使我们的生活意义缺失，这也是我们进入现代性困境的罪魁祸首。对此，我们应该扪心自问！ 毋庸置疑，社会发展应该是处在动态平衡之中、相对和谐有序的社会，并非遵循一种理性主义的主宰和控制。康德指出，“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因为唯有通过这一任务的解决和实现，大自然才能够成就她对我们人类的其它目标。”[1]（9）在这里，公民宪法即指国家政治制度，亦即人类脱离自然状态（野蛮状态）而进入的政治状态（或公民状态，或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尽管康德的论述带有目的论的色彩，但是毫无疑问，稳定、有序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们需要的不是原子式的内部相互对立的社会，而是将每个成员视为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麦金太尔基于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伦理学与德性理论，主张把人视为生活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而同时又具有自由德性追求的人类群体；泰勒凭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原则，反驳当代自由主义的“原子论”的个人主义，主张给予社会历史情景以更高的理论地位。这些理论很值得我们借鉴。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观念亟需更新，政治原本就有“管理众人之事”的意蕴，究竟是“神”还是“人”管理？答案不言而喻。就此而论，欧克肖特对合理性政治的构建确实意义重大，他告诫我们：“政治是参加一批人的一般安排的活动……这个活动是除了儿童和疯子外，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份和有责任的活动。”[7]（37）
参考文献：
[2]叶秀山.康德之“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5）.
[3]卡西尔.启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4.
[4]高九江.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58.
[5]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
[7]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
[8]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