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罗教”的教派经典《五部六册》，虽然未对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阳明心学加以直接“引证”，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与阳明心学相似的气象，包含着与心学相通的理念，体现了心学对罗教的影响以及罗教对心学的遥契；而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和观点，亦表现出对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罗教”宗旨的呼应。这一现象，既说明同一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学术、宗教理论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亦表明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在明代已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至深至远。
关键词： 罗教； 罗梦鸿； 明代心学； 王阳明； 王艮
《五部六册》虽然未对明代心学的思想或理论加以直接“引证”，现存史料也难以找到罗梦鸿与同时代的王阳明有直接联系的证据，但《五部六册》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与心学相似的气象，包含着与心学相通的理念，体现了心学对罗教的影响以及罗教对心学的遥契；而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和观点，亦表现出对罗梦鸿去世后仍然影响颇大的罗教宗旨的呼应。
一、罗梦鸿与罗教经典
所谓“中国民间宗教”，是指不被统治阶级和正统宗教认可、由底层民众组织和参与的宗教组织。它有自己独特的组织系统和教义教规，但又与正统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统宗教脱胎于民间宗教，是民间宗教合法化、制度化的产物；民间宗教是正统宗教创生、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民间宗教会演变为正统宗教，正统宗教也会沉潜为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罗教的创立，是宗教徒在宗教世界中的变革与创新。罗梦鸿创教的缘由和动力，并非出于理论的兴趣或思想的召唤，而是为了解决自身生存的困扰，寻求生命的安顿。罗梦鸿三岁丧父，七岁丧母，由叔婶照顾才长大成人的苦难经历，既是造成他生命难以安顿的根本原因，也是促使其追求信仰的直接动力。罗梦鸿行脚参道的过程，正是追问生命、了悟生命、以达“安身立命”的过程。
安身立命不仅在于证悟生命的真谛，更在于安顿生命的实践。断除自我当下的烦恼，必须了解自我的生命真相，而自我的生命又必须放置到整个宇宙的生命中才能把握和体认，这便是中国哲学包括宗教哲学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理念的根本精神。因此，安身立命既是安放自我生命的过程，又是证悟生命的本源――宇宙生命的过程，而前者必须通过后者才能获得最终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解脱，这即是中国哲学包括宗教哲学所体现的形而上学和终极关怀。
经过十三年的艰苦悟道，罗梦鸿已逐渐接近于识得真空本体、生命本来面目的境地，于是生发了“觉己觉他”、“普渡群迷”的创教宏愿。但真空本体的玄奥教义要为社会下层民众接受，就不能仅限于理论上的阐释和辨析，而必须贴近百姓生活，体察民间疾苦，晓之以利害，以现实的功利得失引导民众接受教义。这种教义传播的方式，正是民间宗教的一大特点，亦是罗教传播及其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罗教的创立，既是教义的逻辑推演过程，更是教义在实践中体悟和践行的过程。
罗梦鸿利用佛教的“空论”，以现象之空，参证本体之空，阐发了其“真空”理论及其宇宙观；吸取道家与道教的道玄无为思想，以无极为宇宙生命本原、世界本来面目，以论证其无为宗旨；以儒家的仁爱孝道、入世情怀、使命担当、积极救助的精神凸显其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在复兴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为信众构筑心灵家园。
罗教经典《五部六册》，通过对异端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得以创立。这种批判和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破除各种分别对待，阐明罗教无为自在的理论。其次，着重破除各种名相幻化的有为法，以此阐明罗教无为法的宗旨。再次，破除对外在名相的执着，以无为求得内在真性。罗梦鸿以“无为法”为立教宗旨，无为不仅有“破”的一面，即对一切诸相实有及其分别心的执着的解构，而且还有“立”的一面，即众生依据圣智来修持智慧的法门和切实的自我救度之路，以此来显现众生本来具有的清净自性。在罗梦鸿那里，解构与建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即“破邪”方能“显正”，无解构则无建构，即无破则无立，不能使众生脱离生命轮回则不得涅，不能使众生摆脱烦忧则不证菩提。同样，无建构则无所解构，不得无为宗旨，则众生终究无法破除外道邪见，搬开诸相障碍。之所以“立中有破”，乃是因为立一旦成立，便往往成为众生心中之结，要解开此结，就必须破除诸法名相，方能拨云见日，领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真谛。而之所以“破中有立”，因为罗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众生摆脱人生的痛苦，安顿生命，实现有限生命的超越。因此，就不仅需要破除迷见，更需要有具体的救度之路和修持法门，以此引导众生求得内在真性，实现自性觉悟。
作为民间宗教，罗教虽然有其负面影响，但却在吸纳、借鉴儒释道思想精髓的基础上，通过诉诸其信仰、教义、教规等，在净化社会风气、惩治社会恶习、塑造理想人格、倡导终极关怀等方面，为当时社会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二、罗梦鸿对阳明心学的遥契
王阳明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外无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心的“灵明”便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因此，物不在心外。“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2]（267） “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2]（293）
在王阳明看来，人心之灵明就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故不可在良知之外求天理。“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2]（276） 天地万物皆从良知中产生。没有我的良知，便没有天地万物，因而良知是天地万物发育流行的根源。良知为人心之所固有，“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2]（283） 这种是非善恶之心人人皆有，圣愚皆同，本来圆满，原无欠缺，不须假借。因此，人人都可成为圣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故不必求之于圣人，亦不必求之于典籍。于是，良知便成为自家的准则和明师，一切是非善恶，良知自会知道，因为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如果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2]（244）王阳明的良知说，打破了圣凡之间的界限，蕴含着自由平等观念的萌芽和思想启蒙的元素。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理念，提出了“万物一体”、人“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思想：“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2]（249） “心”为万物存在的本体，天地万物皆源自于“心”、统一于“心”。而人之所以可以与天地相通，与万物为一，就是由于人心中具有与宇宙天地万物共有的灵明――“良知”：“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2]（279） 在王阳明看来，人是天地万物之心，心乃天地万物之主。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这样，与宇宙“道心”合而为一的“人心”之中便蕴含了万物存在的价值，因此，万物皆存在于我心之中，我心即是宇宙，自然也就“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罗教创始人罗梦鸿在佛教禅宗和阳明心学的影响下（阳明也曾出入释老），提倡自证本性，主张“个个明心”。“未曾有乾坤，先有此心。”（《叹世无为宝卷》）“一切文字心变化，……本性就是诸佛祖”。“大千界，一体身，同显神通。”“无有遮挡才是大道，大道不离方寸。”（《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在罗梦鸿看来：“心是佛，佛是心，本来无二，愚痴人，信不及，向外追寻。”（《破邪显证钥匙卷上》）“里外透彻，打成一片。无内无外，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无上无下，纵横自在。……山河石壁，不能隔碍；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体同观。”（《苦功悟道宝卷》）
王阳明关于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罗梦鸿那里呈现为：“大千界，普覆偏，一体同观。……想当初，无天地，原是一体。……这真身，无天地，先有本体。想当初，无日月，先有真身。想当初，无诸佛，先有本体。想当初，无凡圣，先有真身。想当初，无僧俗，先有本体。想当初，无戒律，先有真身。”（《叹世无为宝卷》）万物与“真身”、“本体”圆融无二。
罗梦鸿在《五部六册》中吸取了禅宗“心造一切”和阳明心学“吾心即是宇宙”的观念，认为人的现实苦难是由于内心的欲望所致，在《苦功悟道宝卷》中，罗教以诉诸人的内心这一形式去构建教理教义体系，以独特方式展开了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情感的关切、对精神生命的反思。从而去了悟心性、寻求生命的本真状态，为信众构筑精神家园，为芸芸众生寻找终极关切。
在《五部六册》中，罗梦鸿主张世间万物随心所造、随心所化，并对《心经》做了类似阳明心学的解读：“心经本来无修证，心是佛来佛是经。一切万物心变化，擘拨揽草是此经。”（《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五部六册》还援引《金刚科仪》语录，说明心、佛关系：“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去灵山塔下修。西方净土人人有，不假修持已现成。诸上善人如见性，阿弥陀佛便同肩。”（《正信除疑自在无修证宝卷》）
罗梦鸿还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思想加以亲身践履。罗梦鸿所处的明代中期，知行、身心分离的情况多有发生，那时的文人居士，一方面热衷于注疏经典、念经念佛，另一方面又纵情纵欲，无所约束。身口不一、知行不一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弊端。因此，罗梦鸿既主张众生以有相修持入门，更强调无相修持的重要性。认为，从有相到无相是众生修持的必由之路，否则守戒、拜佛、苦行、念经等有相修持的实践活动便成为了一种外在形式。与此同时，罗教不仅在教理教义上对现实人生予以强烈关怀，而且将这种关怀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罗教在运河沿岸建立庵堂，聚结、接济众多苦难百姓，并给予信众的生老病死以现实的关照及临终的关怀。
罗教对阳明心学的遥契，一方面说明罗梦鸿在承接、传播明代思想文化的理论成果方面，具有敏锐的思绪、宽阔的心胸和聪慧的心智。另一方面也表明，儒道释“三教合一”已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明代思想家们，无论是心学家王阳明还是民间宗教教派首领罗梦鸿，都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其思维方式都具有整体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汇融通，有助于儒道释思想的相互借鉴，有助于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之间的相互包容、相摩相荡，从而为后世社会能够进一步接受外来文化、不同文明，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王艮对罗教宗旨的呼应
随着阳明心学的演进，出现了阳明学派的分支――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1），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字汝止，号心斋，其思想学说保存在《王心斋先生遗集》中。王艮师从王阳明达八年之久，在王门弟子中颇具声望，与王畿齐名，并称二王。阳明仙逝后，王艮回到泰州自立门户、接徒讲学。他虽受业于阳明，但又不满足于师说，“往往驾师说之上”（《明史・王艮传》），且不拘泥于传注，多有发明自得，因此，自树一帜，建构了以“良知现成自在”、“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尊身立本”等为主要内容的心学体系，开创了独具理论特色的“王学左派”，被明代大儒黄宗羲点赞为：“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明儒学案・泰州学派》）
虽然罗梦鸿比王艮早过世14年，但罗教经典《五部六册》在罗梦鸿去世后仍然在民间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在民间普及的结果，王艮长期活跃在社会底层，在其创立泰州学派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当时颇负盛名的民间宗教罗教的影响。
罗梦鸿在《五部六册》中曾明确地提出过“自由”一词，并执著地追求着“无边快乐”：“自己原是真净土，本无丝毫得自由。”（《破邪显证钥匙卷下》）“诸天法乐奉虚空，昼夜常闻赞莫穷。满眼天花飞散乱，无边快乐在其中。极乐家乡甚妙哉，无诸忧苦乐常谐。因谈果海圆音彻，时礼金容归去来。”《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王艮在推崇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常快活便是功夫”[2]（265）的体用一源思想的同时，亦与罗梦鸿一样追求着“自由”与“快乐”。“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明代心学和罗教都倡扬仁爱与自由的契合，主张体悟仁爱与自由的原初状态，力图使人类回到正常的生存轨道，使生活重新变得有价值和有意义，从而恢复人在世间存在的理由和勇气，这无疑是对中华原典人文精神的复归。
王艮还将百姓与圣人放在等同地位，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满街都是圣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并主张：“物有本末”，吾身是“本”，是“矩”；家国天下是“末”，是“方”。矩正则方正，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自家“良知”为检验是非之标准。王艮突破儒家经典的束缚，不拘泥于传注，认为：“夫六经者，吾心之注脚也。心即道，道明则经不必用，经明则传何益？经传印证吾心而已矣。”（《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 这些思想与罗梦鸿所主张的“自在纵横无凡圣，人法双忘得纵横。万法总无无一物，十方照彻独为尊。”（《破邪显证钥匙卷下》），“任逍遥，得自在，任意纵横。……本无凡，亦无圣，自在纵横”（《苦功悟道宝卷》）等思想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梦鸿为宣传罗教宗旨，为觉己觉他、为百姓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曾不舍昼夜地奔波于运河两岸、山林乡间，甚至身陷囹圄也在所不辞。罗梦鸿的传教实践无疑对活跃在民间的王艮产生了影响。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为标揭，注重平民教育，把教学的基地从书院移入民间，使教育贴近百姓，贴近生活，以进行思想启蒙：“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王艮讲学时与罗梦鸿传教时一样，雨行风化，万众环集，启发众生，心开目明。简易、直截、自然、洒脱成为王艮传道、罗梦鸿传教的共同风格。
王艮与自己的老师阳明先生都自称“狂者”，主张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而以自己的“良知”为是非。王艮以继承尧舜孔孟以来的道脉为己任，效法禅宗的思想方法，主张道理眼前即是，主张不通过语言文字，而直指心灵，以洗去旧有俗学的陋端。王艮以上观点与罗梦鸿“一朝脱去泰州袄，做个潇洒大丈夫”，“又无修，又无证，纵横自在。无修证，到临危，普放光明。到临危，把日月，比的不见，到临危，把世界，自当微尘”（《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的自信和豪放、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如出一辙。这无疑对明末清初以及近代兴起的启蒙思潮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注释：
①罗梦鸿.正信大乘经五部六册[M].（影印本，内地目前尚无正式出版本。五部六册分别为《苦功悟道宝卷》、《叹世无为宝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上》、《破邪显证钥匙卷下》、《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8-9.
[2]陆九渊，王守仁.象山语录 阳明传习录[M].杨国荣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