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吉士教习制度构成了明代庶吉士制度的核心内容和科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式创立于宣德五年(1430)三月，此后持续发展到明末，并被清代所继承。其中，奉旨教习庶吉士的官员称为教习官，俗称馆师，在庶吉士管理和进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且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连接和维系阁臣与庶吉士的纽带作用，对当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以来，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不少研究明代庶吉士的成果，但迄今未见专门研究庶吉士教习官者。②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教习官总数、功名出身及其官级资格
宣德五年(1430)三月，明廷首设庶吉士教习官，命学士王直充之;而且，该科和宣德八年教习官都由王直一人单独充任;至正统元年(1436)，才改由王直和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两人共同充任}1}}-ls.za3;正统十三年(1448)，又令侍读习嘉言、侍讲王一宁、编修赵恢提督教训这是明朝首次同时任命翰林官三人教习庶吉士，但仅为特例，且时间很短;至次年五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鼎就上言本院庶吉士缺官教训，并重新奏准以侍讲刘铱、修撰王振教习庶吉士。自此以后，每科庶吉士一般都是任命两名教习官同时教习。那么，明代庶吉士教习官共有多少名?其功名出身构成状况又如何呢?回答这两个问题，对于认识明代教习官的总体规模及其文化素养具有直接意义。为此，笔者在对相关史料进行搜集、考订和梳理的基础上做了分类统计，
自宣德至崇祯，实任庶吉士教习官者共110人，其功名出身构成表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教习官几乎皆为鼎甲和庶吉士出身。拥有鼎甲和庶吉士功名的教习官共106人，占教习官总数的96. 36 %;而二、三甲进士出身者3人，举人出身者仅为1人，二者合计4人，仅占教习官总数的3.6400;且隆庆以后教习官无一例外都是鼎甲和庶吉士出身。这反映了教习官与所教庶吉士之间保持着较为合理的功名出身和文化素养结构。明代科举功名体系空前完备:由高到低分别由鼎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和举人等构成团;因其都是通过激烈的文化考试而获得，故其也就自然各与一定的文化素养层次相联系。从常理讲，教习官的功名出身应高于或至少与所教庶吉士一致才是合理的。因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其总体文化素养高于新选庶吉士并为其所信服，从而保障师资质量和教习秩序的正常运行。另外，因庶吉士以及绝大部分鼎甲进士都有着在教习官督训之下的进学经历。这也便于其将来一旦受命出任庶吉士教习官就可尽快适应工作。
其次，出身庶吉士的教习官成为教习官的主体。由表1可知，自宣德至崇祯，出身庶吉士的教习官占了教习官总数的69. 09%，远高于非庶吉士出身者;而且越到后期，占比越高:宣德至嘉靖间教习官共51名，其中，出身庶吉士者25名，出身鼎甲者22名，分别占同期教习官总数的49. 02%和43. 14%，前者比后者虽有一定数量优势，但尚不显著;隆庆至崇祯间，教习官共59名，其中，出身庶吉士者51名，出身鼎甲者仅为8名，分别占同期教习官总数的86. 44%和13. 56%。由此可见，明后期出身庶吉士的教习官己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其成因应是充任教习官者通常具有翰林官经历，而庶吉士选任翰林官的人数远多于鼎甲进士。据笔者统计，自景泰七年(115 6)至崇祯元年(1628),庶吉士选授翰林官者多达427名，而同期鼎甲入选翰林官者仅为177名，前者是后者的2. 41倍。自隆庆二年(1568)至崇祯元年，庶吉士选授翰林官者为224名，而同期鼎甲入选翰林官者仅63人，前者是后者的3. 56倍，其被摺为教习官的机会自然也就大大多于后者。
在明代官制序列中，庶吉士教习官并非正式的专设官员，而是通常由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临时奉旨充任。詹官具备何种官级资格，才有可能被命为教习官呢?宣德时，其官级资格有所上升，如宣德五年三月首任教习官王直以正五品的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资格充任，两月后即被升为正四品的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仍教习庶吉士。正统间新任命的6位教习官，除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为正四品外，其他5位分别是正六品的侍读习嘉言，侍讲王一宁、刘铱以及从六品的修撰王振和正七品的编修赵恢，职级比宣德时还有所下降。天顺八年(1464)三月，明廷命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刘定之教习庶吉士侧弘治六年(1493)六月，又命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傅瀚及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教习庶吉士。也即自宣德五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充任庶吉士首席教习官的最高官职仅为正四品的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或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弘治六年，首席教习官首次由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任;正德六年(1511)三月，则首次以正三品的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1517)年三月，又首次命正二品的掌詹事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成为明代充任庶吉士教习官的最高官职。不过，这种情况此后并不多见，较常见的还是以正三品的吏、礼二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或侍读学士充任，如据笔者统计，自正德至崇祯，正二品教习官仅有16位，而正三品的教习官则多达56位。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庶吉士通过选充翰林官进而在天顺后成为阁臣的最主要来源，通过选任科道官进而成为执掌监察和舆论的重要力量，对当时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而教习官又是庶吉士管理和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因此，提高充任教习官的官员的职级也就成为一种需要和必然。
教习官与阁臣的关系
庶吉士教习官与阁臣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首先，教习官人选例由阁臣推荐。庶吉士教习官一般先由阁臣向皇帝推荐人选，再由皇帝任命。如正统十四年(1449)五月，阁臣曹鼎等奏本院庶吉士缺官教训，今推选得侍讲刘铱、修撰王振堪教庶吉士读书。从之。又如天顺四年(1460),命学士刘定之、侍读学士钱溥教习庶吉士，也是从学士李贤等奏请《会典》也载教习官例由内阁奏请学士以上等官二员充任。翰林院，1097且该规定至万历后期仍在执行，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大学士沈一贯等言:今年庶吉士蒙恩选定，例有教习官二员，臣拟上未蒙赐允，今不敢坚执，再推一员，望皇上就中点发二员，以便遵奉;推于慎行、周应宾、唐文献。次月，即命吏部右侍郎周应宾、礼部右侍郎唐文献各以原官协理詹事府事教习庶吉士。万历三十六年正月，大学士朱赓等奏请皇帝速赐简发所推教习庶吉士官萧云举、王图。
阁臣在推荐庶吉士教习官人选时，除主要考虑其职级资格、才学和人望等因素外，有时也难免会受到个人特殊关系的影响。如，成化五年(1469)三月，侍讲学士丘溶受命为教习官，时任阁臣彭时为其馆师户弘治九年(1496)闰三月，侍读学士王鳌受命为教习官，时任阁臣徐溥为其座主;又如，弘治十八年三月，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张元祯受命为教习官，时任阁臣刘健为其同年;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罗万化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时任阁臣赵志皋、张位皆为其同年。当然，也并非只要具有上述特殊关系，就一定会对阁臣推荐教习官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只有相关官员得到阁臣赏识且具备了相应的职级资格和一定才学及人望等基本条件的前提下，上述关系才可能发挥影响;如果阁臣所荐人选不符合充任教习官的基本条件，就可能受到弹幼。
其次，教习官的教习过程要受到阁臣的考核与指导。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实施与运作，总体上都是在内阁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因此，教习官的教习过程自然要受到阁臣的考核与指导。早在宣德五年(1430)庶吉士教习制度确立之初，宣宗即谕阁臣杨士奇等曰:
后生进学，必得前辈老成开导之;卿等日侍左右无余闲，其令学士王直为之师，尝提督教训作文字亦为开发改窜;卿等或一两月或三月一考阅之，使有进益;如一、二年怠隋无成黔之。
可见，明廷在首次任命庶吉士教习官的同时，就确立了阁臣对庶吉士一两月或三月一考阅之的阁试制度。阁试虽然考的是庶吉士，但同时也应是对教习官教习效果的考核。此后，明廷每任命庶吉士教习官，如景泰五年、天顺八年、成化二年、成化五年、成化十四年任命教习官，都同时申令阁臣拥有提督考校的权责。嘉靖后，阁臣每月都对庶吉士进行朔、望阁试。如嘉靖六年十月，起家于大礼议的张媳刚入阁，即因庶吉士间有不赴朔望阁试者而震怒，遂密揭于上，谓俱指为费铅山私人，于是俱遣出外授官，无一留为史官者。当然，这种在平时阁试中因触怒阁臣而致一科吉士皆劣选的情况仅是特例;在所有阁试中，对庶吉士仕途影响最大的还应是由阁臣主持对每科庶吉士的终结考试散馆考试，其成绩分为上卷和中卷两个等级，考为上卷者才能留在翰林院任职，中卷者则只能锉选科道官或六部主事;所以，散馆考试实际成为决定庶吉士仕途命运的考试。相形之下，教习官的权威就微不足道了，因其既无参与阁试的资格，在平时的教习过程中也无单独处置违纪和怠惰庶吉士的权力。
教习官接受阁臣的指导集中体现在须遵循阁臣所定的教习条例上。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内阁首辅徐阶在其制定的《示乙丑庶吉士》中，不仅有关于庶吉士修身、进学等方而的具体规定，而且也有对教习官的明确要求，如要求教习官须旧逐授书稽考，每月馆师出题六道，内文三篇、诗三首，月终呈稿斤正，不许过期等。
第三，充任教习官增大了入阁的可能性。充任庶吉士教习官不仅是难得的士林荣耀和在未来可期的统治高层中预植人脉的大好机会，而且拥有教习官经历者入阁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大。 由表3可知，明代有教习官经历者入阁共计38名，分别占教习官总数(110名)和同期新增阁臣总数的34. 55%和24. 68%，也即超过1/3有教习官经历者成为阁臣，有近1/4的阁臣拥有教习官经历。这两个占比在数值上虽不算高，但考虑到有教习官经历者在当时有可能入阁的官僚圈中占比要显著小于以上两个占比的情况，那么，这两个占比就是相对较高的数值。就不同时期来看，至正统时尚未出现有教习官经历者入阁的情况，说明此时的教习官和入阁还没有产生联系;自景帝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则意味着教习官开始和入阁发生联系，尽管此后各朝有教习官经历者入阁的比例仍有起伏，但至熹宗朝总的趋势是不断提高。如英宗天顺、宪宗、孝宗3朝，有教习官经历者入阁总数在同期新增阁臣总数中平均占比为22.22%;而到武宗、世宗、穆宗3朝，就上升至34. 21 %，比前3朝提高了11. 99个百分点，其中，穆宗朝更达到最高值该占比数升至8000;神宗、光宗、熹宗3朝该平均占比上升至39. 47%，比武、世、穆3朝平均占比又提高了5. 26个百分点。以上说明庶吉士教习官入阁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反映了教习官地位的不断提升及其与阁臣关系的加深;而崇祯时该占比数的明显下降则与思宗对阁臣选拔制度的改革有直接关系。
余论
以上主要通过考实和统计方法考察了明代庶吉士教习官的规模、功名、官级资格、职责、任期、教习内容及其与阁臣的关系等内容;在此，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做出以下补充说明:
其一，教习官在阁臣培植庶吉士势力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永乐以后，阁臣奉旨充任会试主考官成为常例，故每科会试的中式者都称主考会试的阁臣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而庶吉士又都是由内阁取中的，计开讲义三章故其与阁臣的关系自然就更加密切。庶吉士教习制度的创立，不仅使庶吉士培养制度更加完备，而且由阁臣推荐的教习官又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连接和维系阁臣与庶吉士的纽带作用，成为阁臣在庶吉士中培养势力、发挥影响并形成翰林与政府声气相属局而的得力工具。吕由此，在庶吉士逐渐成为阁臣的主要来源的同时，教习官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有此经历者入阁的可能性自然也在不断增长。
其二，上文己经提到，教习官只以诗文为主要教习内容，使庶吉士既缺乏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素养和亲身体验，更缺乏必要的行政经验，故总体上难以适应培养辅世之佐的需要。但问题是，明廷为什么长期知其弊而不思改进呢?这是由庶吉士教习制度仅仅是专制皇权的工具性质决定的，对于总体上只想专权而不思进取的明代正统以后的历代君主来说，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还未入仕的庶吉士讲求什么治国之策，甚至明确禁比他们对时政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如成化、正德、万历及天启时，先后对言事庶吉士邹智、马汝骥、汪应轮、江晖、王廷陈、曹嘉、刘纲及郑郧等人的杖责和贬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教习官的教习内容以讲求治国之策为主，那无异于鼓励庶吉士们上疏言事，由此形成对君权的限制，这自然是君主所不愿意见到的。故对君主来说，庶吉士制度只要能够起到向天下显示朝廷公正选才、重视育才和能够为朝廷提供高级侍从人才的作用也就足够了。
其三，明中后期教习官更换的日趋频繁无疑应是造成庶吉士教习官平均任期缩短的直接原因，但除此之外，也应与庶吉士的修业时间趋于缩短有一定联系;②而教习官更换的日趋频繁则又与明中后期官员任期由明初的久任日益变为速迁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