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亲即王府亲戚，是与宗室存在共生关系的特殊群体，因此明代的王亲政策可视为宗室政策的延伸。明太祖分封诸王，本意是培植宗室势力，藩屏皇权，其宗室政策是扶植与倚重并举。建文帝削藩，靖难之役起，燕王以藩王夺得政权，削藩虽随之中止，但对宗室的政策渐转变为防范与禁制之策。之后，又历宣宗时汉王高煦之叛，武宗时安化王寘、宁王宸濠之乱，显示了王权对皇权恒久、潜在的威胁。因此，明廷对宗室防范日深，藩禁日严。王亲政策即在此大背景下展开。一方面，从伦理上看，朝廷之于王亲，亦有亲亲之谊，故有优礼之举;另一方面，出于制藩的需要，又有禁制之例，甚至呈现出愈亲者禁之愈严、愈疏者禁之愈阔这样一种权力制衡与亲情伦理间强烈反差的态势。
王亲群体本身也存在一些变动因素，影响到王亲政策的制定与修订。首先，随着宗室的繁衍，王亲人数日增。其次，明初宗室多与勋贵联姻，自宣德朝起出于制藩的考虑，宗室多与平民联姻，王亲群体有平民化的趋势。再次，王亲禁制范围的划定颇为复杂。如联姻之家固然是王亲，其族人算不算王亲?若算的话，范围又如何限定，是五服之内还是数代之内?是同籍还是同祖?是所有爵级宗室之亲悉禁，还是一定爵级以上宗室之亲才禁?王亲的身份又在什么条件下解除?这些问题皆与皇权、王权间的势力消长密切关联。学界于明代王亲政策已有涉及，但皆非专论，较为简要①。有鉴于此，笔者拟从皇权与王权博弈的大背景出发，论述明代王亲政策及其政治与伦理内涵，以期从王亲的角度反观明代的宗藩制度。
一 亲亲：王亲的平民化与优礼之轻
王亲作为宗室姻戚，明廷与之应有亲亲之谊，但从明代历史看，王亲群体并未因此得到明廷的从厚优礼。王亲授官定于宣德元年(1426年)，但仅限于王妃父;王亲优免差役定自弘治元年(1488年)，但仅限于王妃父与将军夫人之父家;王亲优礼考核、致仕定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但仅限于布政使身份者。与宗室群体的尊爵厚禄相比，王亲不仅受优礼的程度轻，而且范围小。
1.王亲的平民化与授官之例
明初宗室多与勋贵、武臣联姻，王亲群体较为显贵。以宣德元年为转折点，出于制藩的需要，宗室多与平民联姻，直接导致王亲群体的平民化。以亲王婚姻为例，据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后所附《亲王妃表》统计，洪武朝(1368～1398年)26位亲王妃，13位出于异姓王、公、侯之家，7位出自都督、都督佥事、都指挥使、卫指挥使等正三品以上武官之家，勋贵之家近八成。仅6位出自兵马指挥、指挥等低品级武官之家，且皆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之后，或与洪武后期大肆诛戮功臣有关。永乐朝(1403～1424年)8位亲王妃，6位出自公、侯、都督之家，勋贵之家占四分之三。仅2位出自中兵马指挥之家。可见洪武、永乐朝亲王主要与异姓王、公、侯、高级武官联姻，王亲群体较为显贵，与明初分封王国以藩屏帝室的宗室政策相呼应。
从宣德朝开始，王亲群体渐呈平民化趋势。我们仍以魏连科《亲王妃表》为例，宣德元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有33位亲王妃，出自兵马指挥家者21人，兵马副指挥家者1人，平民之家者2人，卫指挥使家的1人，指挥佥事家的1人，卫千户家的4人，指挥家的1人，知县家的1人，教授家的1人。最多的是兵马指挥之女21人。据《王国典礼》记载：宣德元年定亲、郡王妃父职，亲王妃父原无官者授兵马指挥，五品;郡王妃父授兵马副指挥，六品。据此笔者以为，上述结果并非亲王与兵马指挥联姻所致，而是与平民联姻后，授妃父为兵马指挥所产生的结果。若此，再加上出身于平民之家的2人，与平民联姻的多达23人，约占总数的七成。除此之外，联姻之家品级稍高的为卫指挥使(正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各1人而已。其他俱在四品以下。与洪武、永乐朝主要与异姓王、公、侯及正三品以上武官联姻的情况不啻天壤之别。在魏连科所辑《亲王妃表》及《郡王妃表》中，洪武、永乐两朝册兵马指挥之女为亲王妃或郡王妃者已有数例，但册兵马副指挥之女为郡王妃者只有一例，很可能在洪武、永乐朝，亲王、郡王妃父若无官，即授兵马指挥之职，是为宣德元年之令的制度渊源。宣德元年正式将王亲授官著为令甲，预示着宗室联姻平民的普遍化，虽未明令禁止宗室联姻高官，但此后宗室择婚却多遵循了联姻平民的潜规则，导致王亲群体的平民化。反观此期的宗室政策，宣德元年平定汉王叛乱，正处在由明初倚重宗室转为防范、限制宗室的转折期。
从之后的记载看，宣德元年所定亲王、郡王妃父所授之职皆为虚职，不任事，且无俸禄。如正德《明会典》载：亲王妃父原无官者授兵马指挥，及郡王妃父授兵马副指挥职衔，俱不任事。陆则载：王妃之父、驸马之父俱为兵马指挥，无禄。可见妃父所授之职，只是荣誉职衔，并不会给吏治带来滥官之弊，也不会给财政带来负担。大概是因为宗王之家而联姻白丁，相差过于悬殊，乃授妃父虚衔，使之稍微匹配些。据实录记载，成化七年，授崇王妃父武功左卫军余余信为南城兵马指挥。
弘治十二年(1499年)，周府曲江王妃父严璋准授兵马副指挥。可见亲王、郡王妃父无官者确是授兵马指挥、副指挥之衔。景泰三年(1452年)，通渭王范墅奏，妃父李刚虽蒙授以西城兵马副指挥，然本官贫窘，乞如叔襄陵王妃兄钟镐例，改授典仗养赡。从之。西城兵马副指挥贫窘，竟不如改授典仗之职以便养赡，又与陆所言无禄的情况相吻合。
至万历时，妃父授官之例愈加详悉。据会典载，除亲王、郡王妃父仍授兵马指挥、兵马副指挥外，世子妃父亦授兵马副指挥，继妃之父亦照例请授，其次妃及追封王妃之父，俱不许滥请。如妃父原有官职可称，及世子、郡王妃进封为亲王妃，其父已有职衔者，不必再请。该例系万历十年(1582年)所准，但注明是洪武间例，不过所载妃父授官细节非常详悉，且有继妃、次妃、追封王妃之属，不像是制度草创时的产物。而且有史料记载，追封王妃之父不许授官之例定于正德三年(1508年)，当时郑府东垣王为其追封王妃之父顾鉴奏请授官，武宗云：东垣王妃系是追封，比与生前推恩事例不同，顾鉴不准授职，今后似这等的，都照此例行。故笔者以为，万历《大明会典》所载之例，虽可溯源到明初，但并非是初制，而是经过历朝不断完善后的条例，其中世子妃父、继妃父、次妃及追封王妃之父授职之例，多为弘治以后的事例。
妃父无官者授兵马指挥、副指挥之衔，若原先有官，或有其他功名，则不照此例。《吏部职掌》载：(各亲王、郡王妃父)如系见任职官并监生等，另行拟题，仍咨回礼部知会。再看实例，成化三年(1467年)，因德王陈乞，升其妃父武成后卫正千户刘忠为指挥佥事，不为例。至弘治二年(1489年)，德王又奏乞其妃父如崇、徽二府例，升世袭指挥使，诏升为世袭指挥同知。给事中刘聪等论其挠坏选法，孝宗曰：德王朕至亲，刘忠业已许升，不为例。
王亲授官仅限于王妃父、世子妃父，王妃兄弟之属则无授官之制。正统五年(1440年)，交城王乞授妃兄职事，英宗以祖宗之制，王妃家推恩惟官其父，余无所与，贻书不允。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命礼部通行各王府禁约，今后不许为妃及夫人伯叔、兄弟求职，违者罪之，著为令。不过之后各朝仍有特恩授予王妃父之外家人职衔的例子。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授徽王母妃之弟为锦衣卫带俸百户。正德十四年(1519年)，授益王妃父彭伦孙男彭春为百户。嘉靖二年(1523年)，因襄王妃父未授官而殁，改授王妃之弟国庆为典仗。这些皆出于特恩，不为例。至于镇国将军以下夫、淑、恭、宜、安人之家，各宗室未授封号的庶妾之家以及各仪宾之家的亲属，则一律没有授官之制。王亲所授之职，因非由军功而选，不许世袭。成化五年，锦衣卫副千户杭昱子锦告袭父职，兵部以昱系王亲，非军功，例无承袭，请令原卫听继戎伍，上特命为所镇抚。
2.王亲优免差役
王亲优免差役其实也是王亲平民化的一个结果。若王亲群体显贵，自然有政治、经济上的诸多优待，何须特别优免差役?早在天顺朝，已有优免王亲差役的实例。天顺六年(1462年)，复山西大同县民郭振家。振，灵丘王逊烇妃弟也。在此例中，复郡王妃弟之家，当是免其全家差役，不过并未著为定例。
王亲优免差役之例定于弘治元年(1488年)，出现的时间晚，且优免的幅度小。《明孝宗实录》载：定亲王以下姻戚免差役例，亲王除妃父外，免二丁，郡王免一丁，镇国等将军止免夫人父一丁。此令后收入会典，成为定例。会典载曰：弘治元年奏准，亲王王亲杂役免二丁，郡王王亲一丁，镇国等将军夫人亲父一丁。与实录文字稍异，相较而言，实录所载更为明晰。王亲优免范围较授官广，已覃及镇国、辅国将军夫人之家，奉国将军以下王亲则不及。但优免幅度不大，即使是亲王妃家，仅免妃父及二丁而已，仅相当于生员之家的优免幅度，不及天顺六年郡王妃弟家全免之例。嘉靖十四年(1535年)，周王睦奏，王亲繇[徭]役乞一户全免，部覆宜遵会典例，免二丁，诏从部议。可见明廷对王亲之家确实是按照弘治元年之例优免差役的。
王亲优免差役范围不广，程度也轻，看似寡恩，但与明代待宗室以厚禄的政策相比，更为得策。到晚明，宗室人口越来越多，宗禄越来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而王亲之优免从未成为财政议题，可见王亲优免差役之例，既兼顾了亲亲之谊，又可持久，未曾因王亲人数日增而造成重大财政问题。
3.王亲优礼考核与致仕
优礼考核与致仕之例针对的是王亲中任布政使者，是因王亲有任京官之禁而采取的补偿措施，并非因王亲身份而特加的优礼。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河南左布政使赵希夔三年考满，吏部以希夔王亲，例不得内转，请加俸一级，上许之，且命著为令。凡布政系王亲者，一再考俱递加俸一级，三考荫一子。一考致仕者，准正二品，初授散官;再考致仕者，准正二品，升授散官;三考，准正二品，加授散官，非王亲者不在此例。此例仅适用于任布政使的王亲。隆庆元年(1567年)，山东布政司左布政使李豸六年秩满，以王亲不得推升京职，因援此例，加正二品，升授散官资政大夫致仕。王亲任布政使以下官者，则未见因不能内转京官而有所补偿的，大概是因为布政使以下外官，仍有上升为高级外官的空间，而布政使为从二品，乃文职外官的最高品级，往上升只有京官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可供其升转。此外，亦有王亲特恩优礼致仕的例子。成化十年(1474年)，靖江王规裕言，广西护卫百户谷真，乃母妃父也，今已致仕，乞量加散阶，以荣终身，命进真阶为武略将军。除上述优礼之外，王亲犯罪亦援议亲之例，请旨发落，而不是直接下法司，较其他罪犯有所优待。《问刑条例》载：凡王府文武官、王妃家父母、仪宾，俱请旨提问。会典亦载：弘治十七年议准，各王府仪宾、戚属如自恃尊属，以王幼冲，不服钤束，肆情纵欲，任意非为，败伦伤化，听王指实具奏，廵抚等官照例会本奏闻区处。
二 制藩：王亲人数日增与禁制之严
宣德元年平定汉王叛乱之后，明朝的宗室政策由明初的扶植与倚重转为防范与禁制，王亲被视为宗室的利益共同体，也因之受到严密防范。在明廷的掌控下，宗室多与平民联姻，使得王亲群体平民化，势力大为削弱。明廷仍不放心，又出台禁制之例，这些禁制集中在王亲出仕上，意在制约王权。王亲禁例的不断推出与修订，受王亲人数日增的影响。王亲人数，史无明载，但从宗室人数可以大致推测其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礼部仪制司郎中戚元佐奏，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至永乐年间，增封亲、郡王、将军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今二百年来，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计四万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见存者二万八千四百五十二位。茅元仪记载：今按甲辰、乙巳间玉牒所载(宗支)已六十万位，十年产一子，量见在者不下四十万位。可见玉牒所载明代宗室人数，明初仅58人，永乐朝不过百余人，嘉靖末近3万人，万历中后期则不下40万人。宗室每人皆得婚姻，而且还可能娶有多妾，仅算结亲之家的人数，其数量也应是宗室人数的数倍，何况还有将王亲族人亦算作王亲的情况。这样，受王亲禁例影响的人数就更多。
随着王亲及入仕人数的增多，影响的扩大，王亲禁例也不断增多、细化、调整，甚至被纳入国家令典，使其得到严格遵行。禁例主要针对王亲出仕者，如王亲不得任京官、王亲不得与缔姻宗室同城、王亲禁掌兵权，并通过王亲的改调、致仕或带俸来实施这些禁例，以达到限王亲而制宗藩的目的。
1.王亲不得任京官
此禁始于宣德元年，与妃父授官之令同时颁布。宣德元年定，王妃、夫人以下并仪宾族属，不许除京职。当时宗室不过百余人，王亲群体很小，入仕者极少，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令影响都不大。到弘治时，因王亲人数日增，入仕者渐多，才将此令收入《问刑条例》，其影响才日益凸显，以至于后人多以为此令始于弘治朝。嘉靖时杨一清即言：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职，我祖宗朝初无此例，惟宣德间有旨：汉府亲戚不许选京官。然亦止为汉府而言。天顺以后，始有倡议以汉府为例者，然布政雍泰得以秦府之亲升廵抚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问刑条例》中，沿袭至今，遂为定例。
汉王高煦谋反在宣德元年八月，显然是此令推出的诱因，但未必是只针对汉府姻戚。若令在汉王反前，明廷不可能明文针对汉王一府，示猜忌于天下，而激怒汉王速反;若令在汉王败后，明廷以汉府为鉴，防止藩王借助姻戚京官将势力渗透到京城，那也不可能仅限于汉府亲戚。从该令行文来看，针对的是所有宗室王亲及其族属，表达了明廷试图通过严厉禁止王亲及其族属任京官，以防范宗王将势力延伸至京城的决心，也是宣德初年皇权与王权激烈冲突的表现与结果。
再看实施情况。正统元年(1436年)九月，秦府永寿王志埴言，其妹选配行在通政使司右通政李锡之子珍，礼部以珍父居喉舌之司，于制不当联姻宗室，上复书谕令更选。因宗室选婚对象为京官右通政之子，于制有违，乃令更选，可见在正统元年，王亲不任京官之禁已得到实施。之后，正统八年(1443年)，吏部主事黄平因亲弟选为周王之弟汝阳王的仪宾而改任外职。成化十五年(1479年)，有人讦奏户部主事李谅侄玉为宣宁王府仪宾而隐情入选京官，谅奏与玉别籍无服，吏部言，王亲不任京职非著令，近岁因给事中萧彦庄劾尚书李秉，事连给事中李冲、主事鲍克宽，始以王亲及护卫官舍调外任，况谅与玉别籍无服，亦与冲、克宽异，宜仍旧职，从之。可见正统、成化间王亲不任京官之禁得到实施，但因为没有著为令甲，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成化年间李冲等人都是因人讦奏而引发，并非选官时就进行严格勘核，而且李谅因为与王亲别籍无服仍任旧职。
弘治十三年(1500年)，颁布《问刑条例》，首次将王亲不任京官之禁纳入其中，规定：文职本身并族属有女为王妃，或为夫人，男为仪宾等项，俱各见在，及有子孙者，本身不许升除京职。如已亡故及无子孙者，行京官或原籍官司保勘是实，一体除授转升。王亲禁制范围有所缩小，并且细化，使其更具操作性。同时，又增加了量刑标准：若保勘隐情，及虽开报，以存作亡，以有作无，扶同申结者，正犯问发边卫充军，保勘之人，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使其在刑律的威严之下推行。明代五刑为笞、杖、徒、流、死，流刑仅次于死刑，可见量刑之重。明廷对王亲防范程度之深，于此亦可见一斑。后来，王亲不任京官之禁为各朝袭用，成为明代王亲禁例中影响最大的条例。
2.王亲居官者不得与缔姻宗室同城
该禁令最初仅针对地方文官。正统八年(1443年)，周王之弟汝阳王第五女选配黄阜，当时阜亲父璿见任开封府知府，亲兄平见任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结果璿闲住，平改外职。此例中，黄阜之兄系京官，乃改外职;其父为开封府知府，而开封乃周王分封之地，开封知府与周王同城，又为当地施政之官，故将黄璿闲住。这显然是出于制藩的目的，防止藩王借姻戚之力掌控地方政事。
弘治朝，王亲居官者与缔姻宗室同城之禁正式确立，而且范围不断扩大。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礼部尚书耿裕奏准：今后有与王府结亲官员，除护卫、仪卫司军职照例不必改调，其余不分军民职官，但在一城居住者，请俱令照例改调，或致仕闲住。此令之中，除王府护卫、仪卫司军职外，同城王亲居官者皆须改调，或是致仕。当月，陕西都司都指挥使廖珷之子祯袭指挥佥事，调庆阳卫管事，以珷女为秦王妃，如例改调也。陕西都司与秦府俱在西安，廖祯既是秦王之亲，又与之同城，因此改调。弘治七年(1494年)，令王亲同城居住及附近者，查系见任，调五百里之外管事，愿带俸者存留。其王妃、夫人、郡主、县主亡故年久，无亲生子者，王亲子孙并许推用管事，不在带俸、改调之例。此例在会典中置于兵部卷，系针对武职无疑。该例中，已无护卫、仪卫司军职例外之文，王亲任王府武职亦在改调之列。而且空间范围也有所扩大，不仅仅是同城者，连附近者，只要是现任，调500里外管事，或者带俸存留。最核心的应对措施是调500里外管事，旨在防范宗室借武职王亲掌控当地军政大权，500里外基本远离了缔姻藩王的封境，不在其势力范围之内。而且从王妃、夫人、郡主、县主亡故年久且无后，相应王亲不禁的条款中，更可清晰地解读出防范宗室的用意。弘治十三年又重申，若王府官，不拘军民职，但与王同城居住者，俱改调。正德四年(1509年)则直接规定，在外见任，与王府同城，或宦所相近者，一切回避，不许缔姻。即同城或邻近官员，不得与王府结亲。
3.王亲禁掌兵权
明初亲王多与勋臣、武臣联姻，王亲被视为倚重的力量。如《玉堂丛语》载：国初王亲多掌禁兵，为辅佐。最早明文规定王亲禁掌兵权是在弘治朝。弘治三年正月，该礼部查照见行事例，王府姻亲职居有司者，调去他方管事;军职者，削去军权，或于本处带俸闲住。申明移咨都察院转行查勘各护卫军职，但有原系王府姻亲，曾经奏过行令带俸官员，营谋见任管军管事，侵盗钱粮、设计害人者，通行查出，照旧带俸闲住。从文中照旧二字看，此前已有削夺王亲兵权之举。该例中，军职王亲削去军权，并不限于与缔姻之宗室同城或临近，说明是普遍的规则，凡是武职王亲，无论何地，皆不得掌兵权。明代藩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削夺宗室的兵权，上例虽是针对王亲，但仍意在宗室，防止宗室借助王亲染指兵权。
再看实施之例。弘治十二年(1499年)，镇守延绥署都督佥事熊冈，即因为兵部访知其为王亲，例不得为主将而罢其职。又如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吉府戚属指挥张国珍革去管事差操，仍令原卫带俸。原因是故事，武职与王府结亲，不得营谋管事，见任、附近者辄调五百里外，原带俸者存留，俟亲尽乃许推用。
4.武职王亲改调、带俸之例
文职王亲改调或致仕之例较为简单，一为京官外调，二为与缔姻宗室同城外调或致仕，上文已有论述。与之相较，武职王亲因参与军权，改调或带俸之例更为复杂。正统以前，武职王亲即使与缔姻宗室同城也无须改调。正统十四年(1449年)，肃王庶长男选甘州中护卫指挥樊俊女为婚，合请改调，英宗命查洪武、永乐年间官员与王府结亲应否改调的例来说。结果查无改调事例，英宗令：既无护卫官与王府结亲改调的例，樊俊不必调，今后只依这例行。甘州为肃王封地，甘州中护卫指挥与肃王同城，选为王亲后合请改调，大概援引的是之前文职王亲改调之例。
景泰时始见武职王亲改调之令：景泰二年议定，军职与王府姻亲者，但系方面重任，改调，其护卫及外卫官，俱不必调。首开武职王亲改调之例。但特别申明，护卫官及外卫官不必调。正统时只规定王亲护卫官不必外调，此例又将外卫官置于禁外，说明防范的重点是武职王亲任要职、握兵权者，王府护卫及外卫常驻武职不在禁列。不过前面提及的成化时李谅之例中，已有王亲以护卫官舍调外任的情况。弘治朝武职王亲改调、带俸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上文所述弘治二年之例，仍沿袭景泰二年护卫官不调的政策，但外卫官改成了仪卫司军职，说明王亲外卫官亦在改调之列。护卫官与仪卫司官皆为王府官，与外卫官为朝廷官不同。弘治二年十月，调山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王鼎于陕西都司，以鼎女乐昌王妃故也①。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在大同，而乐昌王府在朔州，二者并非同城，只是邻近，但仍在改调之列，大概援引的是外卫官之例。弘治七年，任王府武职的王亲亦在改调、带俸之列，而且规定改调到500里以外。嘉靖时，武职王亲改调、带俸之例进一步扩展到边方卫所武官。嘉靖九年议准，边方卫所官与王府结亲者，不准本卫所带俸，俱调五百里外管事。明代兵制，外重内轻，尤其是北方边境，为重兵驻扎之要地，边方卫所武职王亲即使不与缔姻王亲同城或邻近，亦不准本卫所带俸，而须调至500里以外管事，说明明廷对武职王亲掌兵权尤为忌讳。
除上述禁例外，明廷还禁止有司官员与王亲交通往来。弘治十八年(1505年)奏准：今后有司朝王，自赐酒食外，不得更受一物，其献纳之礼，及王府姻戚官属往来，悉宜禁革，违者听巡抚等官奏治其罪。此例的出发点，亦是防范宗室势力在地方上蔓延。
三 权力制衡与亲情伦理间的困境：王亲禁制范围的嬗变
王亲范围的划定，源于制定王亲政策的动机。对王亲的优礼，意在有限度地广亲亲之恩，因此范围极为有限。授官限于王妃父与世子妃父，优免差役限于王妃父、将军夫人父之家，但优礼的程度与爵位尊卑、血脉疏近成正比，符合伦理常情。对王亲的禁制，意在最大限度地制藩，防范王权威胁皇权。从政治势力上看，能够挑战、威胁皇权的，主要是亲王、郡王这些爵级高、血脉近的宗室。因此，自王亲禁例制定伊始，就不得不面对权力制衡与亲情伦理间的悖论，越是爵级高、血脉近的宗室，其姻戚越要严厉禁制。在王亲禁例实施过程中，王亲范围的划定，经历了从所有王亲及其族属悉禁到弛镇国将军以下王亲之禁的过程，合于情理。兹以王亲不任京官为例，论述该禁之中王亲范围的嬗变。
在王亲不任京官之禁中，宣德元年所定王亲范围为王妃、夫人以下并仪宾族属，即所有爵级宗室之亲及其族属。当时刚平定汉王之乱，王权、皇权矛盾突出，所定王亲禁制范围过于宽广。不过此时王亲人数不多，入仕者更少，故此令虽严厉，但影响范围不大。上文提到的成化十五年户部主事李谅之例，即因其侄为仪宾，符合王亲族属的条件，遭到讦奏。结果以谅与其侄别籍无服仍任该职。别籍是籍贯不在一处，无服指彼此间没有丧服关系，别籍无服说明血脉比较疏远。从该例可以看出，宣德元年所定王亲及其族属标准在族属范围上，没有具体指标，比较模糊。
一人为王亲，全族悉禁，显然禁制过广。随着王亲人数日增，宣德元年所定标准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难以实施，势必要有所松动。弘治十二年(1499年)，监察御史高胤奏请：今后有与王府结亲者，除见在及有子孙外，如已故及无子孙者，乞不拘旧例，一体除升京职。吏部复奏：王亲之家应否除升京官，本部已有奏准事例，俟通查，至日更议。首次对王亲禁制范围提出异议，但未见批复。弘治十三年所颁《问刑条例》重新规定了王亲的范围：文职本身并族属有女为王妃，或为夫人，男为仪宾等项，俱各见在及有子孙者。首先，女方之亲限定为王妃与夫人之家及其族属，男方之亲仍为各级仪宾之家及其族属。从逻辑上看，奉国将军之妻淑人以下之亲皆不禁，而乡君(奉国将军之女)仪宾之亲却在禁列，颇不相伦。其次，增加了解除王亲身份的标准。若是结亲者已故及无子孙，相关王亲的身份即被解除。此即高胤所奏标准。新定王亲禁制范围有所缩小，但变动仍十分有限，尤其是牵连过广的族属标准没有改变。弘治十五年，吏部尚书马文升曾奏：臣查得见行事例，凡任京官，其同户人有做王府仪宾者，不分族属远近，俱改调外任。王亲任京官不分族属远近俱外调，可见禁制之严。正德四年(1509年)，明廷对王亲范围做过详悉划定，首次触及王亲族属的划定标准。
亲王妃及宫人有子请封见存者，凡亲兄弟所传子孙与同籍族人，皆不许任京职。若故，则惟五服以内不许其郡王妃，下至夫人之亲，当回避者，宜差其封号、族属。若郡王妃之亲兄弟所传子孙，五世以上;旁枝，妃存则五服以内，故则大功以上。镇国将军夫人之亲兄弟所传子孙，曾玄以上;旁枝，夫人存则大功以上，故则期年亲属。辅国将军夫人之亲兄弟所传子、孙、曾三世;旁枝，夫人存则期亲。奉国将军淑人之亲兄弟子孙;旁枝，淑人存则叔伯兄弟。镇国、辅国、奉国中尉，恭人、宜人、安人存，则亲兄弟子孙，皆法应回避者也。
若亲王仪宾之族属，视镇国将军夫人。郡王仪宾之族属，视辅国将军夫人。镇国将军仪宾之族属，视奉国将军夫人。辅国、奉国将军，镇国、辅国、奉国中尉仪宾之族属，俱视奉国中尉，各回避。若无出者，王至镇国将军，妃至夫人，一存者，亲兄弟子孙回避。郡主至郡君、仪宾，一存者，各仪宾之家亲兄弟回避。若俱故及其余者，皆不必论。上述王亲范围的划定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宗室爵级越高，禁制越严，其王亲范围越大;二是王亲族属血脉越近，禁制越严;三是缔姻者见在严于亡故，有后严于无后;四是仪宾之王亲范围视王妃、夫人以下递降二等，辅国将军以下仪宾俱视奉国中尉。从中可见，明廷对宗室的防范程度，爵位愈尊、血脉愈亲，防范愈严。对于王亲族属，依所结亲宗室的爵位尊卑以及服属远近定范围，不再是不分族属远近。此令推出后的第二年，因吏部议改正刘谨变法二十四事，令王妃、夫人、仪宾已故，无子孙者，其亲属保勘明白，仍升授京职。先前之令是即使与宗室婚配者亡故，且无出，若与之婚配的宗室仍在世，仍在禁列，新令是只要与宗室婚配者亡故，就除其王亲之禁，较前令有所松动。正德之例并未实施多久，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奏：正德四年事例旋奉武宗旨改正，今当如《问刑条例》行。诏从之。又恢复到《问刑条例》所定王亲范围。再看此时王亲禁制实例。正德十六年(1521年)，庶吉士王邦瑞有姑配伊府光阳王，王薨无嗣，援文职有王亲者，不得升除京职，已亡故、无出则不禁之例，不当受此例影响，然实际结果仍是外补之。可见在正德、嘉靖之际，王亲禁制非常严格，并未执行《问刑条例》中的王亲身份解除之例。南京工部侍郎严时泰因兄娶楚府安吉郡君，遂除外任。后郡君于正德年间先故，无出，其兄亦于嘉靖年间身故，嘉靖中期，时泰奏请勘明后，仍历任前职。此事是按《问刑条例》执行的，较正、嘉之际宽松。
王亲禁制范围的最终确定是在嘉靖末至隆庆朝。颁行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宗藩条例》规定：以后除系王亲同祖亲枝外，其不系同祖与系同祖，而妃与仪宾，郡、县、乡主君已故者，一体除授京职，以为定例。 将《问刑条例》所定王亲族属改为同祖亲枝，不再是不分族属远近，范围明显缩小。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吏科都给事中韩楫言，因王亲禁制过严，而产生民家不乐缔婚宗室、怀才抱德之士，一涉王亲，无论亲疏存亡，概令沉置外僚之弊，奏请除王亲同祖亲枝，与仪宾、郡、县主未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职。其不系同祖，与夫人以下之亲，及系同祖，而妃与仪宾，郡、县主已故者，一体升除京职。其男为郡、县、乡君仪宾者，亦如之。从之。四月，吏部又修正前议：再照女为夫人以下之亲，既遵条例，在所不禁，则男为郡、县、乡君仪宾者，亦系将军以下之亲，亲属相同，而仪宾之家独蒙禁抑，似为未均，合无今后郡、县、乡君仪宾之亲，照依夫人以下不禁事例，亦从开豁，一体升除京职，以补条例所未备之意。
隆庆五年所定王亲范围，首先，女方之亲自夫人以下悉不禁，男方之亲自郡君仪宾以下悉不禁。也就是说，王亲范围限制在亲王与郡王之亲两个等级。其次，在应禁的亲王、郡王之亲中，连带的族属范围因袭了《宗藩条例》中同祖亲枝的标准，而非《问刑条例》中的族属标准。同祖亲枝当在五服的丧服范围之内，是血脉较近的族人，较同族的范围大为缩小。最后，妃家的王亲，在妃已亡故;郡主、县主仪宾家的王亲，在郡主、县主和仪宾双双亡故的情况下，皆不在禁列。
新例被允行，固然有韩楫所言人才废置的原因。不过笔者以为，明廷弛镇国将军以下宗室王亲之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镇国将军以下的宗室，血脉疏远，爵职较低，势力较小，难以对皇权构成实际威胁。
再看新例的实施情况，高拱《掌铨题稿》所载隆庆四年三月《题豁王亲疏》，仍据《问刑条例》之例处理王亲事例，而隆庆五年四月之后的《查处王亲疏》以及三篇《议豁王亲疏》，皆是按隆庆五年新例处理王亲事例。之后，新例被收入会典，遂为定例。至此，王亲禁制范围完成了从所有宗室之亲及其族属悉禁到仅禁亲王、郡王爵级的王亲及其同祖亲枝，更精确地定位了潜在威胁皇权的王亲群体，合于情理，但也陷入了愈亲者禁之愈严、愈疏者禁之愈阔的伦理困境。
四 余论：王亲政策评析
在明代，王亲是宗室的衍生群体，王亲政策亦是宗室政策的补充，既是皇权与王权角力的产物，又带有亲情伦理色彩，其制定与演变有三条主线，以制约王权、维护皇权为主轴，兼顾帝王的亲亲睦族之道与王朝的选才机制，在三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王亲政策形成于宣德元年以后，是在藩禁日严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带有制约王权的色彩。对王亲的优礼，是建立在王亲平民化的基础上，虽有广亲亲之恩的色彩，但优礼的范围小、程度轻，不能给王亲带来多少政治与经济利益，难以壮大其势力。从这个角度讲，对王权也是种制约。优礼政策较为简单，变动小，未给明廷造成吏治与财政上的负担，也易于持久。禁制政策集中在王亲入仕者身上，一是防范宗室将势力渗透进京城，二是防范宗室掌控地方军政、民政大权及边方军权以危及皇权，以达到限王亲而制宗藩的目的。禁制政策不断推出、细化，条例繁多，变动也大，在初期有禁制过严之弊，随着王亲人数日增，影响的扩大，而有调整、松动之举。明代待宗室以尊爵厚禄，将整个宗室群体供养起来，绝其仕进与自谋生计，最终陷入国匮民穷的困境，与之相比，王亲政策更为得宜。
从宏观上看，王亲禁例是王亲政策的重心，其调整、松动既是王亲政策发展、成熟的结果，也是皇权、王权势力消长终趋稳定的产物。宣德元年，因汉王叛乱，皇权、王权矛盾尖锐，明王朝的宗室政策与明初所定产生偏离，转为防范与禁制。在此转型期，明廷缺乏成熟、有效的制约王权的机制，王亲政策的出现，即是作为重新构建制约王权机制的一环，但也因制度初创，而有矫枉过正、禁制过严之弊，难以兼顾亲亲睦族之道。至明中期以后，明廷建立了成熟、有效的制约王权机制，宗室虽依旧爵位尊崇，岁禄优厚，却无实权;虽设护卫，却不俾统军;虽设王府官，却不参与地方政事。并且制定了一系列藩禁之令，如来朝有禁，出城有禁，出仕有禁，越关有禁，不得从事四民之业，婚丧名封必先请于朝而后行，王府官不外转等等，王权受到有效制约，皇权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事实上，嘉靖以后再无宗室叛乱的事件。在此情势下，王亲禁例作为钳制王权的辅助政策才有趋于合理的空间。同时，因王亲人数日增，受到禁制的王亲也渐多，给王朝选才与吏治造成影响，是以明廷最终开将军以下王亲任京职之禁，既兼顾了亲亲睦族之道与王朝选才机制，又精确地防范了潜在威胁皇权的王亲群体，至此明廷方显出面对宗室势力时举措得宜、自信从容的姿态。
王亲政策在制约王权、维护皇权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嘉靖朝杨一清请开王亲不任京官之禁时，即以百年以来，宗室构逆，如寘、宸濠者，亦何尝借亲戚京官之力哉为据，此二例恰恰反证了由于有王亲不任京官的禁例，使得安化王、宁王无京官亲戚，又焉得借力?其实，正由于王亲任外职有同城之禁、掌兵之禁、改调之例，使得藩王在地方上势单力孤，是以安化王、宁王之乱得以迅速平定。王亲政策也有负面影响。
其一，禁锢人才，且有伤帝王亲亲睦族之道。王世贞评论王亲不任京官之禁时曾言：夫猜宗室，示以不广，一也;锢人才，遗恨圣世，二也。猜宗室，示以不广，尚属于伦理道德方面，何况明代藩王确实数有谋反之例，有所防范，也是理所当然。锢人才，遗恨圣世，则是一个很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王亲不任京官之禁中，禁制范围远较优礼的范围大，不仅王亲本身在禁制中，最严厉时，其族属不分远近，尽在禁中。
其二，对宗室婚姻的负面影响。由于对王亲的种种禁例，使得诗书故家、衣冠世族，俱不敢于王府结亲，恐为子孙之累，故各处王府夫人、仪宾，市井白丁、田野愚夫一例滥选，家教不端，守身不律，非惟不能导引宗室为善，反纵其为非，干犯宪典。而且明廷为防范宗室在地方上扩散势力，正德四年(1509年)曾下令：今后在外的官不许与王府结亲，永为定例。使得与王府结亲者多身份卑微，家教不端，转而诱使宗室为非，恐亦非决策者之初衷。
其三，对王亲群体的影响。对绝大多数王亲而言，未沾点滴之恩，而在入仕上横遭禁制，使得王亲多缺少上进心而贪图享乐。嘉靖时人王慎中曾言：今之托婚于宗室之家者，相娱以佚乐，竞为绮艳膴腆而患于不足，狗马子女之养毕给而喜尔。王亲的仕途既受制，转而追逐佚乐，又不可避免地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政治反作用于社会文化，于此亦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