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出现了一次举世闻名的百家争鸣文化灿烂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辞海》对此的解释是：百家争鸣是战国时期学术界互相辩争的风气，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①。这不仅是对战国百家争鸣的解释，也是对它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似乎并不恰当。应该说，战国百家争鸣不是一时凭空出现的风气，不仅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不仅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首次历史大展现，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其形成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堪称文化发展的光辉典范。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周三代，尤其在东周春秋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
一、百家人才的培育百家争鸣首先需有百家的出现。百家是指诸多颇具相当学识而又各有一定理念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因其所获得的知识不同，思想观点各异，人以群分，形成许多不同的家，即现代所说的学派，因称诸子百家，这是争鸣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些学富五车的诸子和不同理念的百家，何人相争，以何而鸣，首先必须有人才。人才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经过一定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培育出来的。故此，有必要先从产生诸子的教育说起。
教育的载体主要是学校，学校之兴，据传始于虞舜时代，各代有不同的名称，如庠、序、学、校等。《礼记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膠，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②孟子之说则异，他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③时代久远，这些说法迄今均无确切史料根据。《礼记》据传为仲尼弟子及后学所记④，经考证系实为西汉戴德、戴圣叔侄根据周代所遗留下来的政教资料编纂而成。唐代孔颍达在为戴圣《小戴礼记》所作的疏中，对《礼记》总的看法是：夏、商之礼绝灭无文以言，故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①。所谓绝灭无文，就是说，夏、商时代的有关文献史料并没有留传下来。孔子说夏商周三代政教制度是相因承袭的，至西周将前代口耳相传的史事和不成文的文化制度，用文字记载下来，故文献典籍具备，保留于周室，为孔子所见，不禁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②。其中包括在文化方面周代所建立较完备的教育体系及庠、序、校教育机构，成为古代教育模范。可以断定，西周时代即有学校，则是不必质疑的事实。孔颖达所谓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意即《礼记》所云虞、夏、殷的庠、序教育体系，是戴圣按周代政教制度而描绘的。学校的建立须有必备的条件，除校舍外，更重要的是书籍和教师。西周之能建立学校，是由于有了成熟的文字和积累的文书，这是此前所不具备的。远古时代世犹淳质，先民语言简单，更是没有文字，只是结绳记事。其后为了记事和彼此交流，开始用一些简单的符号以表示某种意思。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章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③。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属公元前五千至三千年的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上面所刻画的种种并无规则记印，既不是图案，更不是花鸟鱼虫的绘画，或许是代表某种意义的符号，可能是最早文字的萌芽，不妨暂称之为陶文。传说中伏羲创制的八卦，也可能是代表一定意义的符号。《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众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④八卦显然还不是文字，更不是书籍。《左传》记载说，早在尧舜时代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种种典籍。孔安国在《尚书正义尚书序》具体说：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⑤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史通》袭其说，谓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⑥然而这些都是杳无可据的传说。
故此，刘知几对传说又有所怀疑，说殷、周以前，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阙如⑦。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以为，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⑧也对传说的《三坟》《五典》是否有其书表示怀疑。不过，传说也不无源由，虽没有文字记录，但口耳传承会源源不断，在有文字后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片言只语。殷商时代虽有了文字甲骨文，字形臻于成熟，但存留至今可见者，数量毕竟很少，也只是简单的话语记录，未见大块文章和著述。即或有书于竹帛者，因时间久远，多数难以保存下来，即或还有湮没于地下者，也尚待发掘，而今只能以出土的甲骨文为据。据此可知，由于文字和典籍的限制，殷商时期是否有创立学校的可能，尚难断定，在存留至今的西周以前上古时代的史料中，也未见到有关学校的可靠记录。到周代文字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能将口耳相传的史实载下来，不仅镌刻于龟甲、竹简，更镌于钟鼎之上。龟甲、竹简、钟鼎质地较为坚硬，均易于保存，藏于周王宫内，故孔子可见。所以，西周有了创建学校的前提条件则是无疑的。周代是由不同等级贵族统治的封建制度时代，贵族的统治地位世代相传，无论周天子(王)还是诸侯各国的级统治者及其子孙，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实施其对所属领土及庶民的政治管理，故须学习。毫无疑问，此时在庠、序学习的人只限于贵族。
首先是周天子(王)和各国诸侯及其子孙，其次是辅佐他们的公卿、大夫，他们都要接受相当的教育，学习各种知识。例如周武王逝世后，其子成王年幼继位，乃以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⑨分别称太保太师，负责对成王进行必须的教育。王室如此，各诸侯国亦如此。故庠、序乃为王室和诸侯的高等学府。基层行政的乡大夫之职，各掌乡之政教禁令瑏瑠，亦设有学校，称乡校，大夫以下官员及一般庶民均可入乡校学习。相对于官府上层的庠、序而言，处于政体基层的乡校可能更多、更为普遍。各级学校的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为六艺。任务是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即后世太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国之俊选，皆造焉。①庠、序、乡校所培育的人才概称为士，乡校学业优秀者，称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士即培养各类士之意。〔后汉〕郑玄注云：造，成也，能习礼则为成士②。班固《白虎通》则谓，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③就是说士是办理具体事务的官员。这一套复杂的教育系统，都是自下而上为天子、各国诸侯培养治国人才士。西周时期学校的任务，既然是培养执政官吏，学习内容则必须是适应于政治管理的需要，则以朝廷发布的文告及先王诗书礼乐等文籍为教材;也只有这些教材，没有固定的教科书，而教材全部掌握在官府的官吏手中，官府垄断了文化。学校还没有设置专职教师，而是以吏为师，或者说官师为一。所以章学诚说;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但又明确指出三代的以吏为师与后来秦始皇的以吏为师有根本区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④秦代为专制政体，其法律为专制统治的工具，故其教育与周代有根本区别。还须注意的是，在西周的教育体系中执行教育任务的，有师、儒两种人。《周礼天官太宰》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唐代贾公彦解释说：师，以贤得民者，谓诸侯已下，立教学之官为师氏，以有三德三行，使学子归之。故云以贤得民。民则学子是也。儒，以道得民者，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民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太保)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⑤所谓学子、民也就是培养中的士。周代太师与太保、太傅合为三公，是周王室承担教育且职位最高的官员。贾公彦解释说，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略为不同，有师无保，是在师之下设儒，辅助师对学子进行道德教育。西周官府文献中的儒，成为各诸侯国的官员，却又不具独立身分，处于师的辅助地位;无论师、儒都是官吏，故仍是以吏为师。
专职教师是在东周时期才出现的。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首都从位于西部的镐京(陕西长安附近)东迁至洛邑(洛阳)，是为东周的开始，也可说大致是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的开始。此后王(天子)室日益衰微，官师分离，原为官吏的师、儒相继从官府教育领域中分离出来，流入民间。章学诚说：周衰官失，道行私习于师儒，于是始有失职之士，孟子所谓尚志者也。进不得享其恒业，退不得耕获其恒产，处世孤危，所由来也。⑥那些失职之士，为自身及家计，不得不分别从事社会各种独立的职业，其中有的继续从事于教育。再者，处于政体基层的乡校，其中不乏脱离官府，成为民间私塾，孔子(约前551-前479年)、墨子(约前468-前376年)等都是自设私塾，各以自己学识，社会道德理念和学术思想教育门徒，孔门弟子就有3000余人，成为日后儒家成员的主体。吏师分离，官私乡校的普及，因而造就的士必然很多。学而优秀上升为秀士、选士、俊士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散于民间。史家说士生三古而后⑦。所谓三古，《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孟康注：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⑧此所谓三古而后，自然是战国时期。春秋时代教育发达，培养出人数众多人才，就是前面所说的士阶层的形成。有些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士，是从贵族中没落而来的，此论还待考证。这些士有各自的学识才能，分为不同群体，构成不同的学派，儒家是这些新兴学派之一。由此可见，春秋时期教育的发展，学校的普及，为战国时期百家准备了人才。
二、《六经》：争鸣的思想资源百家争鸣既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展示，又是战国时期不同学术思想的交锋，而其思想资源都来自《六经》。《六经》又称《六艺》，它不同于前代传说的三皇、五帝之《坟》、《典》，而是春秋时期才具有的真实典籍，是将流传下来的各种文书分类整理而成，它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儒家称之为《六经》。其中《乐》已失传(或云包涵在《诗》《礼》之中)，后所见者实只《五经》。
中国古典文化丰富多彩，举世辉煌，《六经》为其精核，内容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经济等诸领域，确有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之义①，至今仍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整理这六部经典是一项重大工程，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意识到，包括《六经》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国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这六经典大部分，即《诗》《书》《易》《春秋》，主要是孔子完成的，事实载在史册。可以说，没有孔子的贡献，也就没有《六经》的诞生。
《诗经》,诗本出于民歌，自古有之，《汉书礼乐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②又云：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招即韶)，禹作《夏》,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唐〕颜师古曰：言歌颂皆亡也。)，《殷颂》犹有存者。③周民族祖先太王王季之时，已有《周南》《召南》这样的诗篇，周王室即派出采诗官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诗歌。孔子对《诗》意义评价很高，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⑤。周王室所收集民间诗歌数量很大，《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阅读后感到芜杂无章，良莠不齐，加以鉴别、整理、提纯，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⑥传于后世，为历代学子必修的经典教材。《诗》分风、雅、颂三类。风是官府所采集于民间流传歌谣，所谓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⑦。这些歌谣有的是表达庶民的感情、愿望，有的是对统治者的歌颂和批评，朝廷藉此以了解民情。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⑧。雅颂是具有政教性的诗，其中有叙述商周历史的内容，类似于史诗。
《书经》,即是《尚书》，西汉孔安国解释说：以其上古之书，故谓之《尚书》⑨。原是虞、夏、商、周四代先王发布的政令、文告，皆典、谟、训、诰、命之文。瑏瑠以及誓、贡、範等文献汇集。虞、夏时代尚无文字，其文献只可能是根据口耳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所作的记录，绝非如后代之文告。唐代刘知几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瑏瑡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在褒讳，寻其终始瑏瑢，文言简约。这些历史档案都是因事命篇，本无成法瑏瑣，均收藏于周王室官府，由官吏掌管，所谓官守其书瑏瑤。春秋时代，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瑏瑥。他阅读了这些文献，感到内容庞杂，文有重叠，亦有不可确信者，如《三坟》《五典》，于是分类加以甄别、整理、编纂。汉代孔安国说：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瑏瑦刘知几称《尚书》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瑏瑧。此所谓七经，是东汉籤纬学家将《孝经》列为经典，与原六经合为七经。又著七纬以相应，其中《尚书纬》云：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①。说《尚书》原有3240篇，不知是否有所根据，也许是就西周时期所散存的文礼政教文献繁多而言，故云3240篇，然其中或有重复，孔子加以筛选，删彼存此，编纂成《尚书》是很可能的。这项工程，其弟子可能参与其事。
《易经》,相传《易》原为伏羲所作，周文王加以推演，故《易经》又称《周易》。魏晋间皇甫谧(215-282)云，文王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②。章学诚也认为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未尝与民同其忧患，故反复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创制也。周武王既定天下，遂名《周易》③。此前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的解释是：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孔子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④所谓中古即殷周之际的周文王时期。若孔子之说有据，则《周易》当为周文王所作《春秋》。
春秋乃历史一辞的代称，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瑏瑥，表示年月递传。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瑏瑦。可知周代天子及诸侯各国都各编撰自己的历史。《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瑏瑧。各国历史名称不同，有的称《春秋》，有的名《志乘》(本为晋史之名称，后为地方志)、《纪年》、《梼杌》(楚史名称)不等，皆《春秋》之别名，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继《春秋》之后，又有《春秋左传》。《汉书艺文志》云：左丘明看了孔子的《春秋》之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⑧，即今世所见之《春秋左传》(或简称《左传》)。
左丘明何人，史家众说纷纭，而据《论语公冶长》记孔子之言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应该说左丘明至少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春秋左传》的时段，起于隐公元年，迄哀公二十七年。其珍贵之处，在于将《春秋》所简记的史实，作详细的注释，或加点评。刘知几在《史通》中对该书予很高评价，称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he，羽茎)，而述者之冠冕也⑨。其后战国时期，又有齐国之公羊高著《春秋公羊传》和鲁国之糓梁赤著《春秋榖梁传》。刘知几认为，自古论史之烦省者，或以左氏为得，史公(司马迁)为次。瑏瑠，《春秋》因有此三传，更具经典价值。《六艺》初不尊称为经，儒家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孔子为宗师，故尊奉六艺为经，所以说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瑏瑢。
《六经》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战国整个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源。所谓诸子是指持不同学术和政治思想的个人或无形的群体，百家言其众多也，《汉书艺文志》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称著于世者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又指出：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與流裔。故此，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反复指出：诸家本于六艺战国之文，其源出于六艺①。
六经(六艺)之大部分为孔子所审定，整理，故可以肯定，战国诸子百家，在思想资源方面，都受益与孔子。明朝王阳明谓：孔子退修六籍(即六经)，删繁就简，开示来学。②开示来学意为开启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三、结 语战国百家争鸣所显示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自然本质及其变化的认识，如名与实、一般与个别的区别等，均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争论，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理解，又有对社会变革的种种议论，丰富绚丽，不是用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句话所能概括的。把一切思想言论都加以阶级化，是绝对的错误。百家争鸣就是思想言论自由，诸子百家学问各有专精，畅抒己见，说短论长，互争高下，明辨是非，在争鸣中寻求真理，不受政治的干扰，没有权威的裁判。历史证明，只有争鸣才能集思广益，才能辨别优劣，才能认识真理。马克思说人类进行两类生产，第一种生产是生活物质生产，第二种是人的生产，即繁衍后代。应该说还有第三种生产，即思想意识的生产，哲学、科学、文学等等为其产品。思想意识的生产，是人与其他生物的重大差别，同样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在七国争雄不休、严重分裂的局面中，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干预全社会的言论，从而给诸子百家留下自由争鸣的政治空间，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尽情抒发自己种种见解，此其一。
其二，长期战争，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难以数计损失，年年急切盼望和平，而只有统一和平才能到来，历史在等待某个强盛国家以理性来一统天下。如何停止战争，实行统一，是诸子百家所思考的课题，各抒己见，各尽其力，于是赋予有关的各个学派以极大的社会活动空间。以上就是百家得以自由争鸣的两种同时并具、缺一不可的时代社会背景，如果没有以上这两个条件，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诸子百家的智慧和伟大成就，不是战国之后历代专制主义者所能泯灭的，所留给后世的宝贵思想财富，两千多年来世代承传不已，不仅有相当的历史价值，更有难以估量的现时价值，是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对他们的思想遗产，迄今中外学者们一直还在孜孜不倦的研究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离今天已两千多年了，成为历史的陈迹。历史是一门科学，它的价值在于史事求真，以古鉴今，一个民族必须重视历史，否则没有前瞻眼光，看不到前途，顾后才能瞻前，继往才能开来。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④。
三 结语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思想学说和经验，对于中国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至今仍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之不幸被专制主义阻断、扼杀的教训应当深作研究，以为镜鉴。学术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又有密切关系。政治不能干预学术，既不可支持某一学派，也不能抑制某个学派和学术思想;学术提供某种政治理念，可为政治所采纳，也可不被采纳。各种学术思想是平等的，无主次之分，它们在争鸣中，或彼此论长道短，辨是论非，或互相启发补充。真理是在争鸣中得到发展，被人们所认识的。历史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在进步，在等待着新的、更加辉煌的百家争鸣到来，也一定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