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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界认为，政治上是：封建社会后期，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思想上是：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笔者认为欠妥：庶族地主不是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农民起义的口号、民族矛盾尖锐与理学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以己意解经”和“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非自北宋才兴起的学风，数学、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与理学的产生无关。另外，宋初的“新旧党争”亦与理学的产生无关。理学是北宋立国的80年后的产物。当时，北宋政治上是：皇帝绝对集权或专制，对外屈膝苟安，兵变与农民起义频繁，上层统治者极度荒淫，“三冗”问题严重等；思想上是：大力宣扬文治，学术上主张儒、释、道合流，思想禁锢等。
关键词：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三冗 经筵 半部《论语》治天下
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问题，是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以向理论界专家们求教，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很值得商榷。
从政治条件看：第一，时间跨度有问题。侯外庐等先生的论述从隋末到清初，他们似乎忘了：理学产生于北宋中期。宋太祖是在公元960年建立宋朝的；宋初理学三先生最长者孙复，是在公元992年宋太宗三年——宋立国已32年才出生的。孙复倡导理学可能在50岁左右，因为《宋元学案》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
（4）宋兴80年还不够孕育一种新学说么？因此，探讨理学的产生，应着眼于宋初的80年，而不应主要到隋末或唐末、乃至明末或清初去找原因。
第二，庶族地主不是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如果说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是庶族地主，侯外庐等先生也承认，庶族地主产生于隋末，盛于唐代，该阶级并在唐代已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那么，为什么唐代与宋初都没有产生理学，非要等到北宋立国80年后才产生理学？庶族地主思想家们的思想会如此迟滞吗？事实上，北宋中期创立理学的思想家，如二程、司马光等，多为品级或豪族地主阶级，根本不是所谓的庶族地主。这一点，侯外庐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有详细论证，认为：在宋代，真正代表庶族地主思想的是王安石的新学，而理学则是“世族豪贵显官”的思想。因为“北宋道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旧党，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地主的利益。”
（5）
第三，农民起义的口号与理学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既然农民起义的“均平”口号产生于唐代后期，那么，理学为什么要等到北宋立国的80年后才产生？二者在时间上难吻合。同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口号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后期“转而为财产平均”，也说不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真正口号一直是直指封建政权，根本不是什么“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转而为财产平均”。如秦末陈涉首次起义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6）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亦如此。
（7）而“人身安全的保障”、“财产平均”等，只不过是义军在起义过程中，争取民心的某些具体政策而已。
第四，民族矛盾尖锐也不能说明理学的产生。中国古代一直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一直较尖锐，如春秋战国、南北朝等时期。而且，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的尖锐程度一点不亚于宋、明时期，为什么南北朝时期没产生理学，偏北宋产生了理学？尤其是，北宋中期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当时的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而是处于平缓时期。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8）即可为证。怎么能说理学是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产生的呢？
第二，“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亦然。佛学与道教思想对儒经的渗透，不是宋代特有的现象，早在汉末至唐代，这种渗透关系就一直存在。将“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作为理学产生的一个思想根源，不妥。而且，理学先生们基本都排佛、道，标榜自己是纯儒。
第三，宋、明在数学、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上的发展与理学的产生亦无关。要知道，理学的创立者们，都不关注科学。即使是后来的一些理学先生如邵雍，最精通的是数术，而数术非科学。特别是，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侯外庐等先生所说的《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未问世。如其中最早的两部著作《梦溪笔谈》和《营造法式》，前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090年左右，后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100年；而北宋三先生创立理学，则在公元1040年左右。它们怎么能做为理学产生的科学基础呢？更有甚者，宋、明时期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反理学的！当时，对理学的产生具有决定影响作用的著作是陈抟道士的《无极图》，但《无极图》不是科学文献，侯外庐等先生对此只字未敢提。
既然理学产生于北宋立国的80年后，那么探讨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就应主要着眼于这80年。
第三，兵变与农民起义频繁。北宋立国80年，大的兵变和农民起义不下十次：如公元963年“汪端起义”，公元982年“刘法定起义”，公元985年“张绍伦起义”，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公元996年“宋斌起义”，公元997年“刘盱起义”，公元999年“王均领导的士兵起义”，公元1001年“刘用起义”、“王寿长起义”，公元1017年“陈进起义”，公元1033年“亭户（盐民）起义”等。士兵起义，多因军官腐败；农民起义则要求平均土地；盐民起义，则由于对北宋经济政策的不满。
（18）应当说，兵变和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像北宋在立国前期就如此频繁，还是绝无仅有的。
第四，上层统治者极度荒淫。宋从“杯酒释兵权”起，赵匡胤就告诉被释去兵权的将领：多买良田美妾，歌舞天年。赵光义的儿子益王的假山，极其华丽，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是农民膏脂堆成的“血山”。
（19）上行下效，其他官僚也竞营豪宅，建亭榭园林，广蓄歌儿舞女。武将甚至以脔割奴婢为乐。尤其“澶渊之盟”后，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还大兴土木，修建“玉清昭应宫”等，以粉饰太平。
第五，“三冗”问题严重。何谓“三冗”？当时宋祁在上疏中说：“天下有定官，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多而无数，三冗也。”
（20）也有人认为，三冗指冗兵、冗官、冗费。不管怎么说，冗官、冗兵、冗僧道，自然就产生冗费。“三冗”问题已成为北宋初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的。
第三，思想禁锢。宋初统治者一面倡导读书，另一面又不断搞思想禁锢。如太祖于公元972年两次禁书，第一次禁私藏玄像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
一、雷公、六壬遁甲等，有上书者送官，后又禁释、道私习天文、地理。太宗禁投匿名书告人罪，及作妖言诽谤惑众者，严捕之置于法。真宗再次申严私藏天文、兵法之禁，星算术数人，所在皆部送赴阙。仁宗时，则禁民间结社、祠岳、渎神，私置刀楯旗旛之属等。
这才是理学产生的真实的政治和学术思想条件。
注：
（4）《宋元学案》第二卷。
（6）《史记·陈涉世家》。
（11）《临川先生文集》第十三卷。
（19）司马光：《涑水纪闻》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