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建台50周年，位列日本四大民营电视台之一的“日本电视台”（NTV）把过去曾拍摄成电影的《鹿鸣馆》翻拍成了电视剧在荧屏播放。该剧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写的同名作品，讲述的是日本明治时期在推行欧化政策的大背景下，在作为社交场所象征的鹿鸣馆中发生的爱恨情仇。这就把日本人已有些淡忘的“鹿鸣馆”又推到了众人的关注点上。 鹿鸣馆贵妇人慈善会。
豪奢的浮华交际场
鹿鸣馆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在东京建的一所类似沙龙的会馆，专供当时西化的达官贵人在其中风雅聚会。它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设计，建成于1883年（明治16年），是一座砖式二层洋楼。整体建筑呈意大利文艺复兴式风格，兼有英国建筑的韵味。一楼是大餐厅、会议室和小型图书馆，二楼则是一个超过300平米的舞厅，附带酒吧和台球房。鹿鸣馆的名称出自中国《诗经・小雅》中的“鹿鸣”篇，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取“鹿鸣，燕（宴）群臣嘉宾也”之义而命名，意即迎宾会客的场所。整个工程占地约1.45万平方米，历时3年，耗资18万日元（约合今天40亿日元），在当时算得是一笔巨款。
此后，鹿鸣馆就成为日本上层人士进行涉外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井上馨和一些外交官为了招待来自欧美的高官，经常在鹿鸣馆举行有首相、大臣以及他们的夫人小姐参加的晚会、舞会。在富丽堂皇的鹿鸣馆内，全身西式打扮装束、受过西方社交礼仪培养的日本名门闺秀，伴着悠扬的舞曲与洋人翩翩起舞，舞姿优雅，华服翻飞，一派高贵典雅、和睦融融的景象。为了方便住在横滨的外国官员参加在鹿鸣馆举办的舞会，日方还会在舞会当天，开通从横滨到东京的专列。客人到达终点站新桥后，再由人力车拉到鹿鸣馆。此时的鹿鸣馆时常能见到帽插羽毛、拖着长裙的欧美贵妇人出入。馆内鼓乐喧天，彻夜狂欢。宴会厅的餐桌上摆放着高档餐具，美酒佳肴琳琅满目，供客人尽情享用。夜晚，璀璨的烟火在鹿鸣馆外的天空绽放，为晚会增添气氛。
日本文学家内田鲁庵曾这样描述：“当时欧化热的中心是永田町，这一带到处连接着洋式的房子和庭院，时常能够邂逅三三两两穿着洋装的贵妇人……一边沉浸在带有异国情调的贵族气息中，一边走过霞关，隔着坐落在日比谷公园的练兵场，从鹿鸣馆白色的墙壁传出管弦乐美妙的旋律吸引着行人，带来文明的醉熏。”
在鹿鸣馆，上流社会的显贵淑女充当了与外国人社交的主角。此时她们主修的技艺，“第一跳舞，第二唱歌，第三乐器演奏，第四使用流行语言风趣地对话，第五读书，特别要读流行小说”。从1885年7月起，鹿鸣馆每周六都会举办跳舞练习会，上流社会的贵妇和小姐聚在一起，接受讲习，舞会渐渐盛行开来。上流家庭的妇女们不论老少都沉迷于舞会。福地樱痴曾这样嘲讽道：“虽然年龄已经超过四十，还将前鬓的头发卷起，盖住额头，脸上擦着厚厚的白粉并透着红色，伴随着悠扬的西洋音乐的旋律，由同行的绅士牵着手跳起怪异的舞步，感觉自己仍很年轻一样。”有人这样评论鹿鸣馆的舞会，“黄色皮肤的脸面，佩戴着羽毛装饰，束细腰，手拿西式小饰物的日本女性，合着西洋音乐，踏着斯拉夫舞步。这是日本人为了看上去像西洋人而做出的滑稽而悲哀的努力。”
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名为《舞会》的小说，叙述的是贵族小姐明子与法国军官皮埃尔・洛蒂在鹿鸣馆舞会上的一段邂逅。小说中有对鹿鸣馆场景的描绘：馆内的布置陈设是夸张的，“菊花大得像是人造的”;舞会的音乐是浮华的，“欢快的管弦乐声，仿佛是无法抑制的幸福的低吟”，“而高亢的管弦乐，宛如旋风一般，照旧在人海上方无情地挥舞着鞭子”;参加舞会的男女是可笑的，“就在这一瞬间，另一对舞伴，像狂飞的大蛾，不知从哪里现身出来”;舞会的气氛是奢靡的，“燕尾服和裸露的粉肩不停地来来去去，摆满银器和玻璃器皿的大台子上，有堆积成山的肉食和松露，有耸立似塔的三明治和冰淇淋，有筑成金字塔的石榴和无花果。”
欧风泛滥遭抵制
鹿鸣馆落成后，井上馨还把以前成立的与外国人交际的机构挪到馆内，命名为“东京俱乐部”。该俱乐部实行会员制，普通人不许入会，只有日本皇族、高官及民间有财势的人才能加入，而且交谈只限于用英语，以彰显俱乐部的国际性。 一时间，日本上层社会吃西餐、穿西服、留分头、跳交谊舞、盖洋楼等欧化习俗风靡一时。政府还规定，今后礼服一律采用西服。对西服，社会舆论形容为：“奇哉妙哉，世上洋服。头戴普鲁士帽，脚登法兰西鞋，衣袖英国海军式，裤衩美国陆军式。妇女衬衫贴身穿，大汉斗篷过小腿。”更有甚者，与“白人通婚、改良人种”也成了当时的一项倡议，理由是可以提高日本的地位和国民的素质。记者高桥义雄写了《日本人种改良论》一书。他提出，“日本人种身体亚于西洋人，因而无法和西洋人竞争。唯有在日本人和西洋人之间产生混血儿，将西洋人的血液输入日本人体内，日本才能够和西洋竞争。”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也认为，为了早日实现日本的独立和富强，日本应该改良人种。他甚而劝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日本青年将美国女性娶回国内，从而为日本孕育出头脑、体质都优良的后代。 日本“条约改正”会议的场景。“条约改正”是指日本明治时期，开始试图与西方列强商议修改以前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召开的会议。
曾经风光无限的鹿鸣馆的夜景。
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方针指引下，鹿鸣馆成了日本欧化主义的象征，不但开日本人穿西服、跳交谊舞的先河，连洋楼本身也成为日本建筑的一道风景。但对许多传统的日本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接受的。日本教育家岩本善治在《女学杂志》中指责这种模仿“制造了荒淫的空气”;《国民之友》杂志则批评鹿鸣馆外交为媚外外交;有人嘲笑欧化之风“使日本国的妇女都成了洋人的妾”。明治政府的参议胜海舟更是备感忧国，列举出20条时弊，向伊藤博文进言：“近来，高官们无所事事，用于宴会、夜会等流于太平无事奢华之风，舞踏会盛行，成为淫风的媒介，国民对此议论纷纷。上述之事万万不可，当下应对此加以控制，使其适合时宜方可。”
日本学者德富苏峰也对鹿鸣馆的欧化主义进行批判。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我的立场可以说是平民的急进主义。鹿鸣馆的跳舞，或只用外国文化来粉饰，特别是崇拜外国物质文明之类，我是非常讨厌的。我不认为外交的关键在于要穿外国人的衣服，吃外国人的饭，跳外国人的舞，想外国人之所想，身体、灵魂都外国化，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三宅雪岭在《假丑恶日本人》中写道：“对于我们来说，致力于输入欧美的风俗习惯、文物典章，以至衣服饮食等与其相适应，已不只是模仿，而是举全国欧化。如果站在外国人的立场看日本，外国人眼中所见到的不只是日本的山水胜景，还有我国可悲的民众，就如同他们国家平庸的小人物，卑贱的奴婢一样。这样极端的模仿，只会使整个国家成为欧美的劣等翻版，增加的不过是欧美人眼中的劣等种族而已。”
明治时期的著名报人陆羯南在他所办的《日本》杂志上评论道：“一国文明之进步，必基于国民本来之元气和性格，绝不是仅凭一朝一夕的模仿和虚饰就可以办得到。然而，我国开国以来只是眩晕于滔滔而来的泰西文明（即西方文明）之外观，而不考究泰西文明能有如此今日之所以然。一味心醉于泰西文明之结果，便产生了崇拜泰西文明之风潮。此风潮破坏了作为国民独立之根基的国民性格，虚饰了一国之文明。”杂志还评论说，“近代之日本失去自己之特色，丢弃自己固有之事物，已经极端到要举国归化于泰西的地步。日本这一岛屿也将成为地图上的一个空名而已……我等主张在引进西洋事物时，不能仅仅因为其是西洋事物就加以采用，而应该看其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与幸福。即使在西洋是美好的事物，如果搬移到日本后不适合，也应将其舍弃。”
陆羯南还把以鹿鸣馆为代表的欧化主义称为“奇道主义”（与“正道主义”相反）。他说：“何谓奇道主义？尽力讨外国人之欢心，博取其同情……即为奇道主义。该说认为：日本乃贫弱之国，以国威完全无法使外国慑服。不如迎合其意，使其心生怜悯之情，以顺利实现我之愿望。为此，制度法律自不必言，就连饮食、衣服、居住以及语言、文字、宗教、风俗和娱乐等，都要竭力促使其泰西化。至于这给国内多数人民所带来的利弊就无暇顾及了。” 明治时期，日本上层人士与外国人交往的场景。 1877 年， 日本明治天皇身穿欧式军装留影。图/FOTOE 鹿鸣馆内跳交际舞的场景。杨洲周延所绘。
一味崇洋为修约
其实，井上馨建造鹿鸣馆并非只是简单地要创造一个跳舞的交际场所，而是另有其更深的用意，那就是修改不平等条约，也就是日本所说的“条约改正”。井上馨认为要想达到条约改正的目的，就必须积极摄取欧美文化，“在欧美之力迫近东方之际，作为应对策略，就是要使日本及日本国民成为欧洲之一员、欧洲之国民。也就是说，要在东方建一欧洲式的新帝国。”在他看来，“直接输入西洋文明是日本现代化的特效药，在鹿鸣馆的殿堂里举行西洋式的社交宴会和舞会，就能够和西洋人一样享受同等水准的文化生活。将日本人的生活西洋化，日本就可以从不平等的桎梏中解脱。”
日本开始尝试修改与外国的条约，始于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的岩仓使团。在与欧美各国的谈判中，对方态度强硬，不仅拒绝了日方的要求，还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和方案，使团没有达到目的。日本第一次正式对外改约是在寺岛宗则就任外务卿时期（1873年―1879年）。1875年7月，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照会外务卿寺岛，提出改订海关税则问题。他认为，修改条约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尤以海关税更为重要，应当尽快改订，收回海关税则大权。1877年，日本与美英等国展开了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谈判，遭到拒绝。
后来改约的重任落在了井上馨肩上。1879年9月，井上馨继任外务卿，他把修改条约的重点从税权转移到治外法权。井上馨认为，要实现修改条约，必须先使日本成为“欧化新帝国”，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这就是井上馨修建鹿鸣馆大兴欧化之风的用意。然而，这种欧化政策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歧视和压迫。从1880年到1887年，日本政府用了整整八年时间，与欧美列强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事实证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行欧化政策而得到解决。一直到1899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才被废除，而日本收回关税自主权则是1911年，也就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