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盐业资源十分发达，有海盐、井盐、池盐、岩盐四种，各有不同制法。其中，最为杰出的是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钻井汲卤，用天然气煮盐的自贡井盐。自贡之名取自于自流井和贡井两处井盐场，是以盐而兴、以盐而建的城市，也因此而得了“千年盐都”的美誉。自贡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的辉煌，尤其是在近现代，每次遇到大规模战争，在民族存亡之际，自贡都向全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井盐。
第一次川盐入楚 “四大家”盛极而衰
“四大家”的衰落，内部子弟的不肖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外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才是根本原因所在。川盐滞销，再加上本身花销巨大，覆灭只在早迟之间
1853年太平军攻陷了南京，两淮盐路断绝，盐税无法征收，百姓也吃不到食盐。咸丰皇帝于当年5月，命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就这样，多年以来的岸引疆界被打破，川盐终于可以打破市场壁垒进入楚地，第一次“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
李家全盛时期，重庆盐号的掌柜叫张大麻子，此人是“四友堂”发家的元老，向来克己奉公，但在死前突然性情大变，狂嫖滥赌。李家主事李祥庵知道后不但不谴责，反而暗中指示盐号每日为张掌柜提存50两银子以备他急需，众人皆感到奇怪，李祥庵解释道：“性情突变，将不久人世，他对我家功劳很大，这点银子算什么。”“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观念。自贡这些盐业家族多在发家后广置田产房舍，甚而走“富而优则仕”的道路。道光末年，李家的田租一年就有4000多石，胡家在光绪初年也有5000余石租谷的岁入。“四大家”还不断捐官，每一家中都有数人领取朝廷俸禄。
在中国近代商业模式已经逐步形成的情况下，这些完全遵循古老商业模式的家族，似乎也只能借一股春风发家，“川盐济楚”的春风一刮完，“四大家”便逐步走向没落。
中国近代以来的商业模式讲究红顶商人和官商结合，两淮盐商，自来就是清廷的大金库，他们所累积的政治势力，远非自贡盐商这些后起之辈可比。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即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开始筹画“收复楚岸”。到了同治10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南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光绪二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楚运停后，厂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了封禁，使井场烧户遭到重创，出现了“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的局势。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以疏销缉私为由，先后在犍乐、富荣两大盐场创办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要将以往盐商手中的川盐销售权重新收归政府。这大大触伤了以王朗云为首的大盐商的利益，王朗云凭借自己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访户部，都察院。丁宝桢则以王朗云先前阻挠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又一再控他办理官运，决定严厉惩办。于是将王朗云所有劣迹上报朝廷，引得慈禧大怒，颁下懿旨：“似此持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王朗云得到京官密信通告，急逃他乡，流亡4年，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才回到自贡，并在三年后死去。 清时，四川开凿盐井的情形。北宋庆历年间发明使用的“冲击式顿钻法”，就是使用铁锥顿击，把石山冲凿成孔。铁锥用破开两半的竹夹住，并用绳缠紧。每凿进数尺，就要用竹竿把它接长。起初凿的一丈多深，可用脚踏，如图就象舂米一样。再往深处，就要使用畜力和高耸的天车。一口盐井的开凿， 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方成。 图/ 文化传播/FOTOE
光绪十六年，李绍棠开始主理“四友堂”。他是一个不修边幅但对抽大烟力求考究的人，无论何种场合，他都踏起一双鱼尾鞋，当地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没有后跟的新鞋。他所抽大烟还不是云南的南土，而是专供宫廷使用的宫烟（印度红土，在上海改装过的鸦片）。每次吸烟时，总是三个手下用三支烟枪同时开烟。在他做“四友堂”总办时，大做私生意，兄弟子侄竞相效仿，“四友堂”负债日巨，李绍堂的子侄11人都各有其私人的盐业企业。其后的李燮臣作总办时，同样也竭力经营私家。致使“四友堂”盐业日趋衰败。在李燮臣下台时（1899年）负债已达96万两白银之巨。本来的盐场巨富在此时已沦为盐场的破落户。
胡家、颜家也在相同的时间内衰败，到20世纪40年代末，“四大家”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绝少再有人提起。“四大家”因战而起，也随战而衰，“四大家”的败落，似乎并不单纯是经营上的失误。实际从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的那一天起，就宣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
第二次川盐济楚 盐场巨富黯淡退场
1945年抗战胜利刚一结束，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淮盐重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第二批自贡盐商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
四川自贡，龊＞（千米古盐井）遗址制盐工艺作坊。图/ 靖艾屏/FOTOE 上世纪四川自贡盐场“地滚子”，是借助绳索牵引凿井工具或汲卤筒的动力设施。
自贡，1933 年-1936年凿成的崇福井。
1937年抗战爆发，海盐生产被破坏，运道阻断，盐源迅速减少，全国逐渐出现食盐供不应求的情况，一些靠近前线的地区甚至发生盐荒。1938年3月，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 15万吨。从 1938年起，自贡盐场便获得了迅猛发展，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就被称为第二次“川盐济楚”。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就对川盐产销大加扶持，对盐商复起井灶提供大额贷款。此时已广有资财的余述怀更是抓住机会，抢先申请复起了一批井灶，获得一笔巨额增产贷款，使其企业大为发展，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其他方面。述怀出身农家，光绪末年他只是岳父酱园中的一名伙计。他为人精明，善于经营，在岳父酱园时就积攒了些许财富。宣统二年（1910年）他乘老盐号源昌枧经营不善之机，用自己手中的债权作抵押，取得了海流井18年的经营权，迈出其以盐发家的第一步。余述怀在开始经营盐业以后，立即用其高明的手腕在商场中赢得主动，生意越做越大，到抗战爆发前，其身家就已经位居盐场前列。 抗战爆发后，余述怀在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资本的同时，还让他在美国留学的长子厚钦，在加利福尼亚开设“天禄兴业贸易公司”，进口花旗参、手表、汽车等回国销售，获取厚利。
此时著名的自贡盐商还有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人。他们的发迹过程都与余述怀相似，如侯策名也是出身农家，同样由杂货铺伙计干起，20年代末期买下老盐业家族的产业走入盐场。
1938年“川盐济楚”初始之际，侯策名看准时机大量囤积盐业生产所需材料。其时局势混乱，货比钱贵，在此时借贷整套锅炉设备的钱，到抗战结束时只需一块钢板就能还清本息。侯策名借这一记“以物保值”之策大赚一笔。其后川盐销路大开，侯策名更开办全兴、中华两个运盐盐号，获利甚巨。到抗战结束时，其资产已达35万余元（以银币作值，其时银币与法币的比率为1比300万）。
刘瀛洲也在此时组织了“新兴运输公司”，购进汽车和板车，从事食盐和煤炭的运输。他还不断地引进人才，将自己的盐厂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复旦大学毕业的邓燮康、邓宅华叔侄，留美归来的邓式曾，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邓燮逸等，就曾先后担任了刘瀛洲所辖盐号重庆、宜昌、上海分号的经理。40年代后期，刘氏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职工人数上千，公司行号皆备，形成了一个集产运销于一体，兼有金融、保险、原材料供应、机械维修在内的大规模企业集团。直到1954年8月盐厂合入公私合营自贡久大制盐股份有限公司时，该厂产量仍占公司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是今日贡井盐厂的重要组成部份。
可1945年抗战胜刚一胜利，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
对于政府的决定，自贡盐商们皆愤愤不平，既然四川的食盐在抗战中为稳定大后方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为什么国民政府不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为川盐保留两湖地区的运销区呢？对此，曾任四川盐务局局长的缪秋杰在一个私人聚会中表示，两淮盐商历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在掌控了中央钱袋子的两淮盐商面前，中央政府似乎也无计可施。这批自贡盐商对于自己的命运其实早有预料，他们也为此努力，但时代赋予的机遇似乎也注定要由时代来收回，个人的抗争总显得微不足道。
纵观自贡盐业史，每次的政府专卖制度放松与市场扩大，自贡的盐商们就会在市场上寻找到机会，发展壮大自贡盐业的影响力。随着盐业专卖制度的改革，自贡盐业或许会使古老的盐井重新焕发生命的光辉，而国内唯一的盐业历史博物馆不再仅仅是历史的展示，而更加是历史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