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捍宗邦，民族光荣垂万世；
后生驱劲敌，愚忱惨淡继前贤。
――冯玉祥将军1934年撰写的山东蓬莱戚继光祠对联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窝囊、称得上“奇葩”的王朝。洪武皇帝刻薄寡恩、暴虐残酷，滥杀功臣，这个头就没有开好。接下来的那些皇帝，“一蟹不如一蟹”，不是流氓无赖，就是白痴昏蛋，尤其是到了嘉靖、万历之后，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没有半点振作的模样，端庄的气象。一句话，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之程度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与之相伴生的就是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虞我诈，倾轧不已，阉党、浙党、闽党、齐党、东林党冲突迭生，生死相搏；红丸案、移宫案、梃击案纷至沓来，冤冤相报。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得当时不少功臣名将左支右绌，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稍有不慎，陷足于其中，则往往遭受无妄之灾，轻则丢官，重则断头，葬送自己的政治前程，使自己不幸成为某一政治人物、某股政治势力的牺牲品。
当时爱国名将、抗倭英雄戚继光的遭遇，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也让后人唏嘘不已，多少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偌大的大明帝国，居然会让只有数万之众清廷八旗铁骑纵横驰骋，一举翦灭，扫入历史的缘由之所在。
这支“戚家军”曾先后同倭寇作战80余次，取得了著名的台州大捷、林墩大捷、平海卫大捷等胜利，与俞大猷等名将一起，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一举荡平了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倭寇，为保卫东南沿海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堪称抗倭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家。
尔后他奉命调到北方前线，镇守蓟州，承担起守卫京城重畿的重任，“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有效地捍卫了京师重地的安全。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还创立了鸳鸯阵等阵法，革新战术，训练劲旅，所谓的“鸳鸯阵”，乃是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独创的一种阵法，此阵法以十一人为一队，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从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这种新型阵法，曾在抗击倭寇的作战中大显神威，所向披靡。
戚继光还撰著有兵学名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众所周知，“先计后战”是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传统。古代兵家都普遍强调“先计”的重要性，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戚继光也一样提倡要打“算定战”，坚决反对打“舍命战”和“糊涂战”。而《纪效新书》正是戚继光基于“打算定战”的宗旨，所撰的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
《纪效新书》全书十八卷、卷首一卷。有明刻本和清代以来的抄本和刻本多种，另有万历年间成书的十四卷本，内容与十八卷本有所不同。戚继光自己对该书的宗旨作了阐释：“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全书分总序和正文两部分。既是戚继光本人抗倭实战经验总结，又反映了火器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军队训练和作战情况，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有重大的军事价值，素为后世所推重。
戚继光能够在军事领域有杰出的建树，除了时代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谭纶、张居正等朝廷要员的赏识和器重。他们对戚继光来说实有识人之明，知遇之恩。应该说，这种器重是合理恰当的，是慧眼识珠，知人善任。
其中，官居首席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对戚继光的器重，主要是在戚继光担任蓟州总兵期间，他十分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和担当精神，用人不疑，力排众议，果毅决断，雷厉风行，将那些与戚继光作对的当地文官迁调出蓟州，使戚继光免受各种掣肘，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展宏图。他还向戚继光的军队提供优厚的财政补给，使其拥有购买军马、制造火器与战车的雄厚财力。他处处维护戚继光，使其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戚继光也对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深怀感激之情，经常奔走于其门下，以示自己的效忠输诚，并馈送这位中枢辅臣以十分贵重的礼物，致力于联络维系感情，甚至还有用重金购买美女以供张居正享用的传闻。显而易见，他属于张居正圈子里的人。
张居正身任首辅期间，大权独揽，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厉行改革，锐意进取，无所畏惧，这种政治风格，处事方式，曾得罪不少朝中权贵，他们对其恨之入骨，一直试图报复。因此当他逝世后不久，这些宵小之徒就聚集在一起，掀起了一股否定张居正历史贡献，清算张居正政治遗产的滔天浊世，他们攻击、诬陷张居正，诅咒他“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架空皇上，算计同僚，是一个不忠不孝、祸国殃民五毒俱全的“罪人”。昏庸的万历皇帝不辨是非，认可了这些家伙的意见，开始对张居正进行全面的清算，剥夺其太师的头衔，没收其家产，勾销其子进士翰林的身份。
戚继光曾受张居正的器重，双方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是众人有目共睹、朝野皆知的。在那些必欲彻底搞倒搞臭张居正的人的眼里，戚继光属于张居正的同党，也是必须加以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对象，于是他们在清算前首辅所谓“罪行”的同时，亦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戚继光。他们诬陷其部下“西裨将”“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甚至说戚继光给张居正的信件有“谋逆”的嫌疑，“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真可谓“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欲加之罪，岂患无辞！ 万历帝最憎恨臣下对自己不忠，最讨厌臣下背着自己结党营私，听了这些蛊惑挑拨的言辞后，也对戚继光产生反感和忌恨，遂下令将戚继光调离京师重地，去当无所事事的广东总兵，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由此看来，这次人事变动，对于一心报效国家，以保卫北部疆域安宁为己任的戚继光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对于戚继光来说，这场厄运才刚刚开了一个头。随着朝廷中权贵们清算张居正之风越刮越烈，政治上的“去张居正化”狂澜也一发而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张居正圈子里之人的戚继光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时任兵部给事中的张希皋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乘机上奏章弹劾戚继光，来一个釜底抽薪，斩草除根，朝廷遂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正式下诏罢免戚继光的广东总兵的职务，以右军都督佥事刘凤祥代之。
就这样，一代名将功臣戚继光因与上司张居正的亲密关系而被罢官免职了，从此彻底丧失了在战场上跃马挥戈、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机会。在郁悒情绪的折磨打击下，再加上家庭生活中夫妻反目等变故，戚继光变得苍老憔悴，很快衰弱下去，过了三年物质清贫、精神痛苦的孤独生活后，终于一病不起，“鸡三号，将星殒矣”！一位曾在军事上做出过重大建树，有大功于朝廷的元戎宿将，就这样为当时黑暗的政治所吞噬了。
在戚继光临终前的三个月，曾有一位监察御史出于公心，勇敢地给万历皇帝上奏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闲置的功臣宿将，结果让万历皇帝大为不悦，怒不可遏。于是，这位正直的监察御史被罚俸三个月，以示薄惩。戚继光之所以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和众多朝廷大臣，非将他完全封杀而甘心，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那层让旁人忌恨的密切关系。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戚继光因政治上迷迷糊糊站错队而被打击，遭罢官，不但不敢心怀丝毫的怨望，反而要强装笑脸，毕恭毕敬地感谢皇上的浩荡“恩典”。在他看来，被贬到广东做闲官，是皇上的“厚爱”，“可见到处都有皇上的恩德，到处都有祖宗所行忠义对天地的感动”；被罢官回乡，也是皇上的“圣眷”：“圣明独鉴孤臣，眷未衰也。”由此可见中国封建传统政治虚伪性、残忍性的可怖。明明是皇上昏庸，滥用刑赏，陷之于死地，可是却不得不唾面自干，自我排遣，以处处维护皇上的尊严为己任。这与唐代韩愈所言“臣罪当诛，天子圣明”可谓是如出一辙，一脉相承。真是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悲喜剧！
通过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封建传统政治中存在着一个重大弊端，这就是山头林立，结党拉派，倾轧内耗，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该人哪怕是酒囊饭袋，也无妨他平步青云，为官做宰；反之，倘若该人属于异己分子，那么他尽管才高八斗，有经邦纬国之能，有匡扶社稷之功，也当摈弃不用，甚至横加迫害，而且他越是有能力，就越是有威胁，越是要予以排斥打击。
这种按圈子划线、凭亲疏用人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的普遍存在。功臣宿将一旦有意无意地卷入这种政治怪圈，那么他的荣辱生死等于交到了他人的手中，他便不复拥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而只好听凭他人的摆布，在政治的波谷中无奈地升降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