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活在大唐王朝运转失灵、藩镇悖逆、戎寇交讧的历史时期，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使得官员朝升暮黜如同儿戏。少年时代的白居易发奋读书，荣登科场，光耀门楣;中年时期的白居易兼济天下，疾诤强谏，为民请命，却负屈衔冤，被逐出政治权力中心;晚年的白居易为蝉蜕于政治漩涡之外，选择了中隐之路，虽略显消沉，但兼济之志未泯，还是在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为人民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会昌六年（846年）八月，他在宦海浮沉中走完了光辉的一生。
一、客场才俊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传诵千古、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该诗摄原草之神韵，绘古原之春景，送壮别之情怀，匠心独运，新意迭出，乃古诗中一流佳品。
据《幽闲鼓吹》所载，贞元三年（787年），白居易打听到曾在长安做过官的大诗人、画家顾况住处，便拿着自己的诗稿登门求见。那守门人见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十六七岁青年人，便搪塞不肯通报。白居易说了许多好话，说将来要到长安赶考，烦请顾大人指点一下，并将自己诗文稿本递上，请求转呈顾大人。那守门人见白居易说得恳切，便接过诗稿，转身走向门里内庭。书房里顾况正在读书，见门人持一诗稿进来，知道又是有人来请求指点诗文，便挥手让门人将书稿留下，示意有请。
白居易随着门人，来到顾况书房。顾况见白居易进来，瞟了他一眼，便放下笔，拿起放在案上的诗稿，见上面写着“白居易”三字，说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白居易一时语塞，无言以对。顾况一边说一边翻阅白居易的诗稿，只见首篇是《赋得古原草送别》，当读到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由得脱口称赞：“好！好！能写出这样的妙句，住在长安便没有问题，快，请坐……”白居易忙坐下。顾况询问了白居易身世及学业，白居易一一回答。顾况又就其诗作谈了些自己的看法，并对白居易大加勉励，然后，端起手边茶水，小喝一口，顿觉沉香留齿，回味无穷，并暗自庆幸，幸亏没把这后生小子拒之门外，否则，岂非沧海遗珠？谈话之后，顾况又亲自送白居易出大门。白居易在顾况的激励下对前途充满了信心，焚膏继晷，昼夜苦读。
然而，要想科举中第也绝非易事，况且，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正是大唐王朝的多事之秋。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郑州新郑县城西12里东郭里村白家大院出生。建中四年（783年）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十月，径原军5000增援襄城，途经长安，发生兵变，德宗仓皇出逃至奉天，朱据长安称帝，此时，白居易才11岁。此时的唐王朝是拆东墙补西墙，时而讨伐，时而招抚，穷于应付，捉襟见肘，军阀混战，百姓遭殃。居易，居易……居之确实不易。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对白居易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这年他参加朝廷为天下学士举办的进士科考试。春光明媚的长安，车水马龙，火树银花，一片欢腾，满城百姓都在欢庆正月十五。大概是白居易心理负荷过重，感觉自己已年近三十，若不能考中必然辜负父亲临终嘱托，又将何以面对母亲、兄妹，更无言面对赏识自己的顾况等前辈，白居易在客店里病倒了。他特地写了一首《长安正月十五日》：“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
科举的竞争激烈程度确实非当今的高考可比，通过乡试选拔后的近千学子参加科考，中第者必然寥若晨星，其中又不乏没等进考场就被内定中第者。冬去春来，时光荏苒，岁月可不饶人，白居易不由得悲从中来，辗转难眠，日间睹物怀乡，倍添伤情。他的《长安早春旅怀》记录了此时的心情：“轩车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帘愁，日暮青山望乡泣。风吹新绿草茅坼，雨洒轻黄柳条湿。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愁归愁，该面对的总该勇敢地面对，白居易强撑病体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
进士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场试帖经，第三场考策文。考试采用淘汰制，首试不合格，则不必考第
二、第三场。所以应试者尽管有千人之众，但每考一场就刷掉一批，到最后也就是凤毛麟角了，而三场中，首场尤为关键。
白居易下笔琳琅，辞意并佳，此次科考共17人中第，白居易位列其中，一扫考前心头阴霾。在庆祝之时，白居易急不可待，想要回洛阳，回到母亲身边，与她一起分享这喜悦。他告别了同年登第的友人，执意东归。几位同年便送他出长安城。临别之际，白居易作《及第后归觐留别同年》相赠：“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别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
白居易终于实现了自己十几岁时拜见顾况时所表达的要去京城参加科考的夙愿，并且，科考中第，光耀门楣。
贞元十九年（803年）秋，32岁的白居易参加吏部的应选，在吏部侍郎郑瑜的主试下，中书判拔萃科。同时及第的还有元稹，两人谊属同年，且同授秘书省校书郎，自此结为志同道合的笃友。白居易曾称他们两人是“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交情之深，可见一斑。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元稹校书郎任职期满，两人一同埋头攻读，准备参加制举，他们各自写成《策林》七十五篇，提出振衰起敝的救世良方，希望可以解民急于倒悬，挽狂澜于既倒。四月，唐宪宗亲自主持开选，白居易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元稹为三等。依等授官，白居易出任（今陕西周至）县尉，元稹为左拾遗。
二、官场兼济
上任不久，白居易在当地友人的陪同下同游仙游寺，当彼此谈起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50多年前的天宝往事如在眼前，白居易便在此时写下了有名的伤感诗《长恨歌》，诗的开头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定下基调，接着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辛辣地讽刺了唐明皇荒淫误国，造成终生憾事，警醒后世当以此为鉴。
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被调回长安，先是任集贤殿校理，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年）到五年（810年），又任了近三年的左拾遗（皇帝跟前的谏官）。这个时期，白居易抱定“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宏愿，“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写了许多启奏。这些启奏，词情激烈，切中时弊，深为当政者所不喜。但白居易在恶势力面前刚直不阿，他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护道降魔。由于担心兵权落入太监手中，他反对宪宗任命宦官吐突承璀做“招讨处置使”，疾诤强谏，当面指责宪宗犯了大错，宪宗恼羞成怒，要处分白居易。幸亏宰相李绛说情救护，白居易才得以幸免。 这期间，白居易一面做谏官，一面利用诗歌作为武器，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抨击黑暗政治。他后来在写给元稹的信中讲了自己当时的创作动机：“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他称自己的这类诗是讽喻诗。讽喻诗是他本人最为重视的一类诗。白居易留下讽喻诗17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诗五十首。这些诗文，无论命辞、命意，还是命题;无论宏篇长文，还是片章短什，皆深刺当时之弊，切中当世之隐。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白居易的母亲病逝于长安，他们全家迁回下故里，为母亲守孝。这年的冬天，白居易又痛失爱女。一年之内，连失两个亲人，这对特重感情的诗人打击真是太大了。“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诗人痛不欲生，终于病倒了。
病痛中的白居易仍然关心着民生疾苦。元和七年（812年），他写下了名篇《采地黄者》。诗中写农民因旱灾断了口粮，只好采地黄给豪门，换取豪门家的马饲料充饥。人不如牲畜，这是何等的不合理！诗人虽然不做谏官了，但仍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元和八年（813年），诗人守孝期满，但迟迟不得任职。家中生计艰难，他决计务农为生，经常“面黑头斑手把锄”，亲自参加劳动，与农民朝夕相处，交往甚多，感情更深，对农民的甘苦体验也更为深切。“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正是有乡间务农的亲身经历，白居易所写的这些悯农诗才显得格外真挚感人，表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无限同情，颇有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之风。
元和九年（814）冬，诗人被任命为左赞善大夫，职责是向太子劝善规过。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派人暗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被击伤。白居易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国耻”，当天就率先上书“急请捕杀刺客，以雪国耻”。早已对白居易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的权贵们借口左赞善大夫不是谏官，弹劾白居易不应越权在谏官上疏之前议论国事。又有人落井下石，攻击白居易浮华无行，在母亲看花坠井死后，仍作赏花和新井诗，有伤名教，不配做太子的左赞善大夫。俗话说，“独虎不敌群狼，蚁多咬死蟑螂”，在毁贤誉恶之徒的轮番“拍砖”下，宪宗听信了这些中伤，先把白居易贬为江表刺史，诏书刚出，又下诏加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可叹，志在兼济、为国为民、披肝沥胆的诗人挨了当头一棒，负屈衔冤，被逐出政治权力中心。他带着无限的惆怅和怨恨离开了京城，美志不遂，实可痛惜。他很清楚，自己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自此，诗人的思想和文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44岁上遭受的这场政治上的打击，对诗人后半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司马之职近乎无事可做，于是白居易余暇多了，铢积寸累，所存的诗文也多了，于是开始整理自己的诗作，编成十五卷，约八百余首，分梨别枣，共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编成后，他在卷末题了一首诗，赠给元稹和李绅：“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从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与元稹、李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艺术追求。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致力于自创新题，即一题写一事的新乐府诗的创作，他们的鼓吹和创作实践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其中，白居易创作最丰，成就最高，他的诗经常被元稹、李绅等人仿效、借鉴。新乐府在内容上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以是否入乐为标准，是相对于古乐府而言的。
这一时期，白居易还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创作道路，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写成了著名的《与元九书》。这是一封论诗的长信，阐述的文学理论完整而系统，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
白居易文学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诗应植根于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现实，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诗人说乐府诗的作者们“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也是这个意思。他在强调了文学反映现实的根本性质以后，又阐发了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白居易抨击当时一味歌功颂德、不敢触及时弊的创作风气，呼吁诗人多写“意激而言质”的“美刺”诗歌，真正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效应。白居易提起自己的学习经历，说自己“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看来只有经历一番寒彻骨，才能嗅到扑鼻之梅香，优美的文辞就是这样炼出来的。“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经验之谈对我们学习与写作都裨益良多。
三、晚年岁月
29岁中进士，32岁“拔萃”登科，35岁入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后来成为翰林学士，又任左拾遗，从入仕到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时期，白居易可谓官场顺遂，他自己也曾自鸣得意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被贬为江州司马是白居易诗歌人生的转折点，前后诗风判然两途，前期的“讽喻诗”渐少，后期的“闲适诗”“感伤诗”增多，他很少再过问政治，“世间尽不关吾事”（《读道德经》）、“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中晚唐时期，朝臣与宦官之斗、牛党与李党之争异常激烈，官员朝升暮黜如同儿戏，白居易为蝉蜕于政治漩涡之外，选择了中隐之路。他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与现实政治若即若离，希望“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龙门下作》）。这是他经历宦海沉浮后，为求自保，希望退居林泉的真实写照。他在晚年的中隐生活中寻求精神寄托，在儒、释、道的思想纠葛里实现内心平衡，闲云野鹤、逍遥自在的生活令他惬意、自足。悠悠山水，寄情花木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早起或因携酒去，晚归多是看花回”。
与前期相比，后期的白居易日渐消沉，但兼济之志未泯，还是在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在杭州时他还曾为百姓筑堤浚井。白居易晚年岁月诗风的转变是当时政治环境日渐险恶的集中表现，是中唐牛李党争、宦官专权下文人自保的无奈之举。会昌六年（846年）八月，诗人白居易病逝于洛阳，一颗忧国忧民的明星陨落于大唐王朝的多事之秋，一个伟大的诗人在宦海浮沉中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