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原本都是
“规定动作”
大约1964年夏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先后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调子很高、措辞严厉，已经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挂钩了。我当时更多的是当成学知识、长见识而去关注，哪会有更多的政治联想。
直到1966年春夏之交，从报纸上零零星星地知道了北京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及其《三家村》《燕山夜话》之类，而且把他们的一些杂文作“反面教材”公之于众，我才得以读到《一个鸡蛋的家当》《专治“健忘症”》《三十六计》……颇有鲁迅式杂文风格，让我过目难忘。至于其“深层次”的“含沙射影”，我倒没有去想太多。
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文化、教育等知识分子成堆部门“文人相轻”所引发的“笔墨官司”。谁知，北大、清华等北京高校以及中学相继“闹腾”起来，已经波及社会，遂由中共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去引导运动。特别在1966年8月8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发布后，一场让所有中国人都始料未及的“急风暴雨”骤然而至。
“破四旧、立四新”成为首当其冲的“重头戏”，针对“四旧”的抄家已经遍及全国。而在山旮旯里的我们，无家可抄。只是经过农科所团组织酝酿，吸引包括我等非团员在内的所有青年人敲锣打鼓到三公里外农科所所在的普定县白岩区，活生生地把“普定县白岩区公所”牌子上的“白”换成“红”，即“普定县红岩区公所”！
更没有想到的是，各地党委不仅对当地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连我们深居山旮旯的农科所也来了“工作组”。
一句“牢骚”，招来一场“横祸”
安顺地委派到农科所的五人工作组，一进驻便在职工大会上开诚布公地讲：要发动群众“揭盖子”。“揭”什么“盖子”？怎么“揭”？反正我是云遮雾罩。不过，在工作组一系列明里暗里工作之下，开始零星出现一些出身成分好的积极分子对“有历史问题”的老科技工作者贴出揭露他们如何“企图翻案”“对现实不满”“拉拢腐蚀青年人”一类的大字报。
然而，上级似乎觉得依然没有贯彻他们的“意图”。于是，派地委农政部办公室主任肖××来接替“点子少，打不开局面”的原工作组长山××，让他陷于既不撤走又不能主持工作的尴尬。“新官”上任后，倒是大刀阔斧，尤其创新了利用职工在食堂吃中、晚餐的时间，由“字正腔圆”的同志在食堂大庭广众之中念“最新出笼”的大字报。这一招够“绝”的。一来形同开了个批判会，二来震慑力度大，被突如其来点名的人，哪还有心思吃饭？三来“动员”与“示范”效果又“蛮好”。于是乎，同事之间平时无聊时“吹牛”中带有的任何“不满”“牢骚”“怪话”甚至“八卦”“色情”一类的统统被挖空心思地用大字报“揭露”出来，又无不上升到“封、资、修”的高度去批判。
不知是哪天，我下班到食堂吃中饭，刚端起饭碗吃了几口，就听到“徐宗俦恶毒诋毁雷锋精神，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意是说我讲过“雷锋不是临时工”这句话，无疑是“恶毒诋毁雷锋精神”“矛头指向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云云。我一下子就被狠狠地“噎”住了，再也吞不下饭菜了。
实然间，我这个小青年就跌进了“万丈深渊”。随后，又有几份大字报跟进，联系家庭成分上纲上线把我给批了一通。只是工作组为贯彻上级欲把杨×所长打成“十六条”所明确的“走资派”意图，才有意识地引导人们集中“火力”对准杨×，而策略性地放过了我们这些“小虾”。
挑头组织“造反队”
1966年10月底的某天，全所召开大会，突然宣布十几位职工调去“清镇农牧场”，调出的职工不是本人就是家庭有“问题”，本人“荣幸”列入。没想到，这之前中央已有明文规定：为了阻止“镇压群众运动的工作组和走资派”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诡计，运动中不允许调动职工。结果，我们只去了一周又返回原单位。
不过这么一折腾，反倒让我一下子“长大”许多。“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犹如“耳提面命”。1966年11月初，本人挑头、顺应当时“踢开党委闹革命”大趋势，先秘密串联后公开成立了群众组织“彻底革命造反队”。一开始我把早被“靠边”的初任工作组长山×ד放一马”，叫他回安顺，把斗争重点放在后任工作组长肖××身上，大小批斗会反复要他检讨、交代自己的“罪行”……连续批斗肖××及陈××副所长两个来月，才在“西南的春雷”（即贵州造反派夺权，成立了省革委）声中，为把握“斗争大方向”而放过工作组，矛头对准“真正的‘走资派’”陈××副所长。其时，所内职工已围绕“保杨”“保陈”和“两个都打倒”成立了三个群众组织――“彻底革命造反队”算是人多势众，占80%还多，另外还有“缚苍龙”“乘风破浪”两个群众组织，无不宣称只有自己才是“左派”，由此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派仗”。 由于我们得到介入地方“支左”的某军分区支持，1967年11月，我们以“夺权”形式成立了以“彻底革命造反队”为主要班底、原所长杨×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和军代表“三结合”的“农科所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个考量：我作为单位造反派创始人，理应不是“革委会”主任也应当是副主任。然而，就因为我父亲在“三反”“五反”被“扩大化”了的问题（1987年已经彻底平反），为了不被“对立派”抓住“把柄”，我只“屈”当排名第一的委员，主任是原所长杨×，两个副主任都是中共党员，一位是苗族、原会计，一位是大字不识一个但出身成分无可挑剔的工人队长。
“文攻”可以，“武卫”不干
记得那时还请了一位退伍老军官来所内指导自造手榴弹。一开始检验效果，还只敢把手榴弹绑在树上，再用长长的绳子套在拉环上，躲得远远地拉爆;直到后来一位工人真正用手投时，谁知一拉即爆，幸好他投弹动作还算规范，只是手掌受伤，于是才不得不停止了自造手榴弹的工程。
不过，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历来崇拜“君子动口不动手”，写大字报、辩论这些“文攻”形式倒还积极且得心应手;若要我动手打人、抄家、砸抢、押别人“喷气式”，一则本人胆怯，二则我的革命精神怎么也战胜不了恻隐之心。所以，对“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一类豪言壮语，我怎么也认同不起来，唯恐避之不及。特别是当地“武斗”正酣时，我干脆回重庆家里待了近三个月，正好避开。
一个“自选动作”，又把我抛向“谷底”
从进入“革委会”起，满打满算“好景”不到4年，贵州省的一次“自选动作”――“革委会‘补台’”，又把我抛向“谷底”。
大约在1970年冬季，当时贵州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犯了“路线错误”，加上“派仗”及武斗不断，中央派来新的支左部队，贵州省革委会领导班子被撤换。自然地，全省各地各级“革委会”进行“补台”：即清除混进“革委会”中搞“打砸抢抄抓”的“派头头”，补充被重新“解放”的革命领导干部和不同观点的“造反派”。我们农科所作为安顺地直系统“重点补台”单位，派来工作组进驻。
我就是在这样大背景下，先是被通知到某军分区教导队“集中学习”，后来才知道是有意把我调开，以便工作组“背靠背”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我的“罪行”。“集中学习”不到一周，我就被所里马车拉回去，当天就被监视、隔离居住，晚上则在一片“徐宗俦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的口号声中进行了首场批斗会。
但是，不管“背靠背”还是面对面，工作组查来查去，群众揭来揭去，除了“派仗”，我没有任何“打砸抢抄抓”劣迹，特别是由于当时才“解放”出来的原地委书记、时任安顺“地区革委会”主任的宋树功（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一句“要体现党的政策，徐宗俦应保留在革委会”而得以幸免被逐出，并且继续挂着委员头衔。
1971年的“惊天动地”，让我彻醒彻悟
“革委会补台”，我还是委员，但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我已经开始反思，“这是怎么啦？”
值得庆幸的是，1971年“九一三”那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群众中传达后，我算是彻醒彻悟了：这样年年、月月、天天“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意识形态为上”，动辄“亲不亲、阶级分，近不近、看路线”，批来批去、斗来斗去、打来打去、翻来覆去，恰如一架“搅肉机”。“左”得出奇，“左”得稀奇，“左”得幼稚。社会被撕裂、人际被分割，弄得人心涣散，人性湮灭，人人自危、个个悬胆，总觉得头上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会“咔嚓”落到自己头上。
回到安顺农科所后，当不得不参加政治运动的学习时，皆抱着“过关”思维而应付之。在不得不表态发言时，就顺手找来“两报一刊”、“梁效”文章，随便念上一段，末了加上“要深刻领会”之类的总结。谁敢说我讲错了！
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才让那些令人诅咒的政治运动开始远离国人的日常生活，国家也开始繁荣富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