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全球治理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只有在认清全球治理的含义及其产生的背景之后，才能进一步认识其对中国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治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关键词]全球问题；全球治理；中国
一、全球治理的含义
全球治理理论是应对全球化浪潮及其所出现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一套新兴理论。到目前为止，对于全球治理的定义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不过笔者倾向于采纳“全球委员会”在 《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中对全球治理的阐释。该报告指出：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
对于全球治理的内涵我们可以从治理的主体、客体、价值和规则四个向度加以理解。就治理主体而言，我们都知道全球问题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所以治理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哪个国家或者政府了，主体多元化发展在全球治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治理客体而言，毫无疑问，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性问题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它已不再局限于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提出的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管理的范畴。就治理的价值而言，全球问题的治理不是在某个国家主体利益最大化情况下的治理，它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2]就规则而言，目前全球治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详细的规则，但是我们可以从其治理的模式、机制的运行等方面看出，全球治理的规则不外乎是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程序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全球治理并不是针对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的系统化专业化的学科，而是在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高度概括的概念，它的出现是为了给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全球问题一个相对简单的统一认识。
二、全球治理理论提出的背景
其实，对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所以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
经济全球化是从全球化衍生出的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契合当代国际经济实际的正确命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新航路的开辟，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天地，使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随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所以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5]因此，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中，“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6]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是正确的。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一系列全球问题的产生，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的传统观念包括主权观念、人权观念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等都产生了冲击，同时对世界政治格局的结构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7]“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8]所以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严重打乱了经济发展的秩序，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在生态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莫过于生态环境了，为了经济的发展，臭氧层遭到破坏，大量温室气体被释放，大量森林遭到过度砍伐，大量的鱼虾被捕杀，这些都加剧了濒危动植物的灭绝，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了重大威胁，同时这些也都进一步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
三、全球治理对中国的双重影响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赢得了与当代世界相融合的历史性机遇。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已经成为应对和处理全球问题的重要力量。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及其万事万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永恒发展的，二者的统一便构成世界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在面对全球治理对中国的影响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坚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对中国而言，全球治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全球治理给中国带来了机遇
1.随着全球问题不断发展，全球治理日益成为了世界民众的强烈呼声。中国应抓住此次机遇，发挥政治大国的优势，勇于承担责任，力求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的增强，使得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在国际上散布“中国威胁论”。因此中国应当把全球治理当做一个宣传国家形象的绝佳机会，立足全球问题，大力宣扬中国和平外交政策。
2.全球治理的发展，使得民主、自由、法治、公正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得到传播。这些政治文化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众对政治民主、自由的追求，激起了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热潮，加速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顺应民众的呼声和时代的发展要求，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9]“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0]因此，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改革的大好时机，坚定地朝着政治体制民主化、国家权力社会化、政治行为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1.全球治理导致中国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随着全球治理的不断发展，国家主权合法性不断被淡化，国家自主性不断受到影响，国家的边界不断被超越。事实上，由于全球问题的日益严重化发展，客观上需要的是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增强国家的自主性，强化国家主权，而不是淡化主权。所以某些西方国家鼓吹的“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有限论”，其实质都只是宣扬其全球治理的一体化、西方化罢了，它们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实现全民的“自由剥削”。
2.全球治理的主导权被某些西方大国控制，全球治理的活动实际上成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种隐蔽手段。“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全球治理规则和话语权，‘全球治理=西方治理’的局面也未真正改变。”[12]以美国为例，美国假借打着“全球治理”、“法律全球化”的旗号，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输出法律，其实际目的是为了达到对别国的某种控制，从而谋取自己的利益。[13]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某些西方国家打着这样那样的旗号企图向我们推行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法律，这些行径必须引起我们的警醒和注意。
3.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观以及人权观强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推销，导致了“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的形成，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安全。二战后，人权问题大量地进人国际法的领域。有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这就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危机插手我国民族问题，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利用“民主”、“人权”为幌子，不断干预我国内政，其意图昭然若揭。
[参考文献]
[1]mouts，Marie―Claude，“The Proper Use of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No：155，1998.
[2]亚当・罗伯茨.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4][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