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路径，如王伟光在《如何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领导等具体建设路径。其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路径，如董云虎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中指明了该话语体系应有的特点、风格、构成等方面的内容。其三，理论研究者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的作用，如刘建军在《理论工作者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职责》中主张理论工作者应研究、阐释、传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而履行自己的职责。从研究现状看，尽管学界在该问题上已有大量成果，但较为缺乏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提升方面的研究，而这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对这一主题展开分析。
一、全球治理效果与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内在关联
(一)全球治理的实效与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勃兴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全球治理的关注，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史的源头。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从城邦视角出发去探讨城邦之间的治理模式问题，其认为，如果城邦治理失败，那么它与其它城邦的战争将很难避免，由此造成一种失败的城邦间治理模式。这里的城邦间治理就是当代全球治理的最早理论缩影。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也详尽评论了斯巴达处理城邦之间关系的方法，那就是暴力，在这些人眼中，治理的目标就是战争的胜利。在此基础上，斯多葛学派进一步抛出了世界国家的概念，在这个学派看来，不存在国家之间的界限鲜明的分割，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国家形态，每个人都是这个整体性国家中的一员。由此，全球治理的最早雏形便演变为一种国家治理。古希腊原生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思想，在以城邦为国际交往主体的时代产生了一定实践效果，事实上，整个古希腊文明的兴衰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城邦间战争密不可分，战争的胜利可以带来长久的文明与安定，而战争的失败则可能导致文明的终结。正是由于具有一定实践效果，古希腊哲学和政治学才得以获得巨大的世界性影响力，成为西方思想史的开山鼻祖。与古希腊学说相比，近代资本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影响力的勃兴更是有赖于全球治理的实效，而这种勃兴最早源于文艺复兴的理论探索。在但丁看来，全球治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有利于增进每个人的福祉，他说:无论何种机构都需要统一治理，因此，从整体的角度看，人类必然也需要统一治理。在这个时代，另一位思想家杜波瓦则主张，世界各国应当达成思想共识，建构全球治理的常设机构理事会，以此来评判国际事务的是与非。在这些经典理论的指导下，资本主义萌发时期的全球治理得以付诸实践，再加之后来启蒙运动中全球治理思想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逐步扩大了近代资本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影响力。
(二)全球治理的失效与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衰落
既然全球治理的实效可以成就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勃兴，那么由此推之，全球治理的失效也必然会造成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衰落与失语。在欧洲古代社会，一些全球治理理论在其创立时期由于取得了一定实效，从而深入人心;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理论由于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被逐步淘汰下来，影响力不断萎缩。例如，奥古斯丁曾认为，人类本身所带有的罪恶造成了治理的失序，于是有必要推动上帝与人类相一致，从而达到一种合理的世界状态。这种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全球治理观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增长，新的、更加贴近现实的理论替代了奥古斯丁的理论地位，从而导致这种全球治理观影响力的下降，最终产生了对奥古斯丁学说世界影响力的一系列消极作用。
此外，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的蔓延与覆灭。从词源学上讲，法西斯一词最初的涵义是束棒，象征着权力。在后来的发展中，法西斯主义逐步演变为一种结合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中央集权形式的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潮，更是一种全球治理理论。这种理论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历史实践，得以迅速蔓延。法西斯主义通过把国内矛盾转化为国际矛盾，通过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转移人们的关注点，的确实现了所谓轴心国内部的暂时稳定。但这种稳定也仅仅是暂时而已，原因有二: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的本质是以全球治理的混乱来换取国家治理的秩序，所以最终会导致包括轴心国在内的全球国家的灾难;另一方面，以霸权侵略为关键词的全球治理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必然遭致彻底失败，因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是必然走不通的。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随着轴心国集团在二战中的失败，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走向了覆灭。换句话说，法西斯主义全球治理实践的失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理论国际影响力的衰落。由此可见，全球治理效果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的确存在一定内在关联。
二、当代资本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治理中的失效
(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治理中的失效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术思潮，又是一种政策实践。它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遭遇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的20世纪70年代，它代表了资产阶级与企业上层管理者特别是金融领域上层管理者的意志和愿望，这个阶级及其代理人力图借助这个学说及其政策措施恢复和扩张自己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主要借助的是所谓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或称政策措施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作用对象主要是拉丁美洲和剧变后的东欧。新自由主义主张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用自由放任的方式来治理经济。在这种思想导向之下，国家放弃了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完全依赖于市场本身的自发调节作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体现新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主义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视。其结果可想而知，由于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浪费性等特点，必然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后果。这种预期在拉丁美洲和剧变后的东欧那里被完全印证，服从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往往发生经济停滞、外债过重等不良现象，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由此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与矛盾。于是，华盛顿共识破产了，而它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也遭到了治理实践的当头棒喝，初步表明这种理论思潮在全球治理中的失效境地。
如果说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初步打击，那么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给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以致命一击。新自由主义开展治理活动的主要取向，是迅速提升资产阶级的财富规模，大幅降低生产环节的投入，努力压缩帮扶穷人的社保基金。于是，西方很多国家对于本国的投资不断压缩，产业出现空心化趋势。这种趋势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它的实体经济逐渐向经济较落后国家转移，而自身仅重点打造高科技服务业，推进知识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同时，政府的治理调控空间受到不同程度地压缩、压减。实践证明，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奉行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政策措施毫无招架之力，甚至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由此，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受到极大削弱，人们纷纷丧失了对其的信心。
(二)普世价值论在全球治理中的失效
当代资本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治理中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等价值观看作是普世价值，但是这些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在治理实践中逐渐暴露出其虚假性，从而降低了其国际影响力。就资本主义自由而言，自由价值观本质上意味着自由地获取财富，自由地选择获取财富的途径，这种对财富的获取被美化成为积极的进取精神，斯宾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里将其比作浮士德精神，它是近代欧洲人为了改造社会而追求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进取精神。于是，自由进取这样的字眼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中也就成为了一种骗人的把戏。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将这些虚假的价值观向全球输出，从而推进全球文化治理，如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推动所谓阿拉伯之春，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助推了恐怖主义的蔓延。
就资本主义平等而言，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资本主义治理方式都没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平等口号。就国内而言，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失业及贫困问题、移民问题等都是社会不平等的体现。而就国外而言，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长期奉行双重标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导致国际协调成为了国际搅局，国际矛盾日益升级，西方国家对南海争端的推波助澜就是典型的一例;同时，南北差距仍然较大，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难以弥合，从而导致了全球贫富差距问题的突显。对于这样的问题，以发表《21世纪资本论》而被世人广泛认识的皮凯蒂，将其深层原因归结为食利者财富的爆棚:我尽量不忽视各国的财富积累史它们在已有的土地食利者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食利者，从而使私人财富急剧膨胀。由此可见，普世价值论在全球治理中已面临失效境地，其国际影响力由此面临着深刻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治理中的失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治理中取得了一系列实效，从而形成了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的良好态势。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治理中的实效
(一)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实效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从近年的历史资料看，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计算，1980～2012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0%。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3.4%。在同期全球经济3.2%的年均增速中，0.42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的取得，既在于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在于国家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更在于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其次，以中国经济为领头羊，发展中国家普遍提升了自身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关于这一点，从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国际会议由G7升级为G20就可以看出。G7是一个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协商模式，而G20是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协商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二者有显著差异。从全球经济实践来看，中国在G20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再次，中国经济对于抑制全球通货膨胀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下，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加大，但中国由于较好地控制了通胀幅度，从而对抑制全球通胀过快起到了较为显著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蒙代尔才说:中国可以进一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欧元和美元之外，人民币也可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储备货币③。实际上，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人民币列入所谓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从而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推动了其国际化进程。
最后，中国进一步成为面向全球的大市场。由于近几十年来经济的起飞，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迅速壮大，其对全球商品及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由此，在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供给世界的同时，更多的全球制造供给中国。中国的消费群体不仅需要数量众多的消费品，而且对这些商品的质量、品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这样一个大市场的存在，不仅是对全球生产、全球服务发展速度的极大促进，而且也是对该领域质量的有力拉升。
(二)和谐世界理论在全球政治治理中的实效
从中国参与全球政治治理的进程来看，和谐世界理论在其中起到了较为突出的作用。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2005年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
和谐世界理论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以和谐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哲学。这种哲学反对西方哲学史中的天人割裂思想，而主张中国哲学史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人的智慧中，人们乐于思考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和谐问题，提出了所谓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命题。那么，何为天人合一?这实际上是确定了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天是主体地位，人也处于主体的地位。假如从哈贝马斯的角度来看，天和人无疑构成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主-主关系。它要求国家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做到均势，也就是和平相处、和谐共荣。国际关系中的双方或者多方之间力量均衡、双赢、共赢、多赢。这事实上是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政治美学，在这样的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人把政治与美完美结合，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顶层设计。
在这种顶层设计之下，中国参与全球政治治理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近几年以来，西方的中心地位就出现了明显动摇，其国际权威和全球影响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尤其是西方霸权的核心支柱美国因对外政策失误和内部经济困难而出现了严重的实力透支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普遍拓展、技术革命广泛扩散的时代背景下，成功开启或加速推进了基于现代化取向的改革进程①。可见，和谐世界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反制发达国家的霸权行径，具有原则性的指导作用。这种理论本质上把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通过逻辑转换导入到全球治理的领域中来，同时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视野由国内向全球的一次转向。
(三)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文化治理中的实效
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今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可以为全球文化治理提供可行的规范与策略。例如，中华传统文化较为注重平等。这种价值观主张人和世界万物要实现统一，人要平等地从自然那里学到生活的智慧，将自然界的规律融入人类社会的生活当中，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人与人之间也不应以贵贱来区分，而应当是一种人际上的平等，从全球各个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这是一种文明之间的平等。西方对平等的诠释主要是从形式平等的角度来论述的。这种形式平等如果不与实质平等相结合，就具有了鲜明的虚伪性，从而成为空洞的口号。并且，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要讲诚信，这种价值观要求一个国家的思想和行为都要真诚信用;此外，还要讲友善，《论语学而》中写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将个人之间的友善推而广之，那么，在国际交往当中也要注重友善。所以，友善不仅是邻里之间实现和睦相处的一种必然道德要求，也是最终实现全球善治目标的必经之路。从全球文化治理的实践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在治理进程中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实效，主要体现在中华文化形态与其它文化形态的和谐相处上，正如王义桅所说:随着中国全方位对世界开放，世界也对中国开放，世界了解中国的渠道越来越多，传统偏见也越来越少。其中，孔子学院的海外文化传播工作功不可没。该学院从语言学习起步，进而介绍、传授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窗户。这扇窗户让更多的国外民众认识到一个文化的中国友善的中国，更加愿意亲近中华文化，学习中国语言。根据相关统计，2011年6月美国现在约有1600所公立和私立学校设有中文课程;2012年2月公立学校学习中文的学生已从2004-2005学年的20292人增长到了2007-2008学年的59860人。这些数据可以部分反映中华传统文化在化解文化冲突、推进文化融合中的实际效果。
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策略
(一)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
全球视野转向
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长期研究当中，以国内问题为研究主题的成果汗牛充栋，而关于全球问题的研究成果占比较少，需要得到有效提升。在笔者看来，中国学界必须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转向。那么，这种转向是否必要?其必要性在于，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效果，需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全球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全球问题是超领土的问题，它源于全球范围内各方面因素的总关联，由此完全跨越了国家的边界，正如刘易斯波利所说:如果全球化意味着跨越全球的联系和关系的增长(有些以超领土的形式出现)，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联系可能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以及军事的。同过去相比，某些超领土的关系和联系，更少受制于个体生活于其内的社区和民族国家的物质性的领土疆界。因此，要对这些超越国界的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必须首先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为全球治理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既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转向是必要的，那么，要如何推动这样的转向呢?一方面，推动研究对象由国内热点问题转向全球热点问题。在以往的研究当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小康社会建设国内经济发展党的建设等国内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后仍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将研究对象集中于维持和平保护生态反恐等国际问题上，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扬弃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其中的有益养分，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展开全球问题研究提供有效方法支撑。例如，西方的现象学方法、解构主义方法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总之，我们可以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着手，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转向，以此作为拓展国际影响的策略与措施。
(二)运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实践
如果说，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转向，是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基础，那么，运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就构成了其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施蒂纳观念、思想统治着世界的谬误，认为对世界的治理必然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施蒂纳就把关于思辨观念统治历史的思辨看法变成了关于思辨哲学家本身统治历史的看法。施蒂纳迄今所持的历史观观念的统治变成思想家对世界的统治。这表明施蒂纳在思辨中陷得多么深啊。那么，应当如何运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呢?
一方面，运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主要是角色定位和治理理念问题。就角色定位而言，中国应当做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增进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做地区治理的主导者，构建多样化治理平台;与其他大国保持和谐关系，求同存异，实现共赢。就治理理念而言，中国已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当前的任务主要是贯彻和落实这些理念，让理念变为现实。
另一方面，运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解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问题。其一，全球治理的主导权由集中变为分散，中国如何应对?冷战时期，治理主导权主要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掌握，而在当代国际社会，这些权利被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共同掌握。对此，应当运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时调整全球治理策略，推动全球善治的实现进程。其二，全球的安全威胁由传统威胁变为非传统威胁。过去，全球安全形势的恶化主要是由国家与国家的冲突造成的，而当代安全形势的恶化，更为常见的诱因是恐怖主义势力。于是，这也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解决的全球治理问题。其三，现有全球治理规则的滞后性日益突显，国际层面的冲突矛盾已难以凭现有规则来化解，于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为制定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做出理论贡献，这是一个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的有利时机。总之，只有运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实践，才能在实践进程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进而获得各国人民的认同。
(三)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全球传播
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全球传播也是其国际影响力提升的重要策略。马克思恩格斯说: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世界市场构成了全球的硬联系，而在当今时代，以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的文化软联系则成为全球交往的润滑剂与粘合剂。因此，应积极创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球传播的有利条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一方面，应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球传播的国际融媒体平台。中国目前已存在多种全球传播平台，如外文报刊平台、对外网站平台、对外广播平台、央视国际频道，等等。如果要进一步增强传播效果，有必要整合各种传播路径，形成统一的融媒体平台，从而形成传播合力。可喜的是，中国的主要外文报刊、对外广播电视大多已成功构建对外网络平台，这意味着媒体融合之路的扎实起步。但是，这些平台在传播内容上仍以新闻报道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较为缺乏具有思想深度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因此，在未来的全球传播工作中，应当在加大融媒体整合力度的同时，更多地加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内容，从而最大化地利用现有理论传播路径。
另一方面，积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球传播的受众数据库。尽管中国理论的全球传播不能一味迎合西方话语体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不能无视国外受众的接受、认同习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建立有效的对外话语体系，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受众的心理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应当积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球传播的受众数据库。第一步，以全球实证调查为主要数据来源，并通过大量查找文献资料，不断充实、完善受众数据，做到数据的齐全、准确。第二步，利用数据库对全球受众接受习惯进行深入研究，厘清若干传播规律，进而形成一整套新的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理论体系。第三步，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形成若干实践理念，回到传播实践中去。由此，通过数据库的构建，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