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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拓展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视野与深度，避免当前社会发展研究中的平面化与非历史化倾向。这有助于搞清楚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逻辑与理念，促使当代社会发展研究在最具有历史创力的空间上结果。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不乏有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反思社会发展问题的好作品，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过多注重对发展问题的现象罗列和观点争论，就发展论发展，就问题论问题，就事件论事件，急于拿出评价性的观点与结论，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无论其解析的语言工具还是知识结构都仅仅停留在对象存在的当下时空坐标上，忽略了对象存在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的关联性，缺乏思维的历史纵深感。实际上，在历史哲学看来，现实思维的对象并不是一个“既定”的对象，而是一个历史时间坐标上永远处于不断被确定过程中的东西，单一的现实思维只能提供并未得到充分确定的事实世界，作为历史哲学的历史思维恰恰是对事实世界的领悟与洞察，它有助于确定当下历史事件在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他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与有效性空间。哲学家在观察历史事件的发展时,尽管碰到的是历史事件中的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东西,但历史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对这些偶然性的东西作肤浅的直观和描述,而是深入到实体性的东西中去。它不是用“肉眼”和“有限的理性”，而是用概念的眼睛和能穿透表面而深入到五光十色、杂乱无章的世界内部去的理性。
从历史哲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至少可以打开两个方面的思路：
首先，注意从一些经典的历史哲学著作中，发掘出解析当代社会发展内蕴的有价值的理念和观点。社会发展是人类变迁的永恒主题，尽管今天的人类对发展问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内涵，但我们不可由此推论出，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从未讨论发展问题。实际上，有关社会发展的哲学理念在不少历史哲学家的著作中比比皆是，某些极其精深的观点和思想，至今闪烁着充满现代意义的睿智。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一种新时代精神（基督教）扬弃已逝精神（罗马神话）的社会发展理念，书中率先从历史时间与历法时间角度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社会发展不单是现实的纪录，而是在时间上有着“过去－现实－未来”的价值指向：发展意味着一种道德的上升运动，即由过去的恶（肉体生活）向未来的善（精神生活）的时间过渡。在空间上有着一般与个别、普遍史与特殊史相联系的构成：发展观念不再作为国别史、民族史来思考，而是作为普世的历史、世界历史来考察；社会发展不再是纯客体变迁的自然法则，而是与人的价值、信念直接同构的主体道德实践的“划时代”确认。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库马博士曾如此评价：“圣奥古斯丁在其基督教的辩解著作中，将希腊与希伯莱的传统融合一种历史哲学，一种指向‘世俗历史目标’的发展理论，一种从尘世生活走向天国生活的转化运动。”[1]又如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它从历史的计划、人类的禀性、世界历史、世界公民等角度阐发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重要哲学理念，尤其是他对“恶”的历史驱动力的理解，把社会发展、历史进步视为以人类的狂妄、私欲、情欲、野心和战争为代价的变迁过程，这对于思考今天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书中表达了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历史过程论、历史能动性观念、历史发展的内在否定性原则、历史认识的上升运动、民族史与世界史的互动性原理、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观念、历史的悲剧意识等，为后人察审社会发展的哲学意蕴，提供了许多具有历史洞察力的理论观点、概念范畴、思维视角、分析方法。这些对当代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化有着十分重要作用。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当代发展理论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达到近现代历史哲学家的认识深度。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的确是我们无法割舍的文化传统，失却了它，便失却了发展研究的历史大尺度。
其次，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发展中的精神现象问题。社会发展不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
无疑，社会发展主要受物质生产方式的推动，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的反作用亦不可低估。历史哲学研究精神现象，其研究方法既不象艺术家那样通过提出虚构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例子来进行唯美主义的精神朔造，也不象心理学家那样以抽象形式的机械作用来解析精神活动的本初形式，而是通过历史的还原和逻辑的上升运动去把握和认知精神现象的本质。
社会发展中精神现象问题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对由社会体的变革而导致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信仰、观念等精神层面所出现的混杂现象的研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巨著中指出，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呈现出来的所有分裂的基础。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灵魂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两极，并且形成社会群体意识、个体意识的杂乱感，即把自己的灵魂投入无所不容的坩锅里。社会意识形态被揉进了杂乱的混合语言，各种学说被揉和为一种混合主义。然而，唯有历史哲学能够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社会发展的精神混杂现象作出清理和分辨，从意识的紊流中抽引出精神现象的时间链条、因果关系和逻辑序列，并对各种精神现象发生、发展的认识论问题作出深入考察。其二，对游离于历史必然性之外的、与社会发展直接相背离的精神现象作出透析。
每当社会处于重大的发展变革时期，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拐点的力量与意义，有人抱守陈旧的观念和思想，把精神投放在复古主义的窠臼中；有人远离现实，把观念无限地指向虚幻的未来，从而深陷于乌托邦的迷雾里；还有人崇奉及时行乐的现世主义观念，在精神颓废的虚无主义中放纵自己。所有这些，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分析都根源于某种错误的认知方法：要么追求感性的确定性，要么驻足于知性思维，要么满足于抽象的普遍性。这说明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透视社会发展的本质，从而上升为一种自觉的社会发展理念，它不是用简单的客观必然性所能推出的，它需要历史认识论的辩证方法。
其三，以社会发展的历史理性尺度与“现实性”眼光对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及其精神现象的“现存性”进行批判，为发展的深度推进扫除精神障碍并提供前瞻性指导。历史理性以其内在的否定精神，将一切现存事物视为日益丧失其合理性的有限存在，历史理性的批判有助于历史认识的触角更接近社会发展的本质，只有这种批判，才易于见到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否定、推移、转化的辩证运动；也只有这种批判，才能打消现存世界的固有惰性，使已经熄灭了的世界精神的火焰重新燃起。
